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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共效力的红色特工 后来怎么样了(1)

文/段玉成

示意图。(Feng Li/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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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道德观念的政治立场,不仅会断送一个国家、民族的未来,也会断送一个人的前途。

中共特科——苏联“契卡”的翻版

中共的“红色特工”,始于1927年11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共中央军委“特务工作科”,“特务”一词,最早就是中共发明的,周恩来一直是最高负责人。

周恩来亲自主持特工的培训,陆续为特科设了四个科,即总务科、情报科、行动科和通讯科,无孔不入地在国民政府、军队、警察、宪兵及租界中建立起遍及上海的立体情报网。特科工作包括保卫中共领导人的安全、安排各种身份的人渗透国民政府窃取情报;通过贿赂租界当局或司法界等不法手段营救被捕人员;处决不被信任的特工、建立秘密电台等。

特科负责人顾顺章、陈赓等都在苏联“格别乌”,即“契卡”的后继部门,接受过特务培训。而苏联秘密机构“契卡”所扮演的恐怖角色,如今越来越被世人认识。

特科下的行动科建立了“红色恐怖队”,简称“红队”,当时即有远东“契卡”之名,负责暗杀、武装劫囚、劫狱、劫法场等。比如,对原特科科长顾顺章全家及不被信任特工的处死行动,就是周恩来亲自指挥“红队”,率康生等人秘密执行的,16名受害人全部被用绳索迅速套入颈部勒死,连惨叫一声都不能,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血案,当时震惊了上海滩。

示意图 (Getty Images)

不能公开的16字方针

中共特工,当年都是对中共充满幻想的,为盗取中华民国的军事情报,他们出生入死,抛家舍业,甚至婚姻大事都要听从上级安排,为中共立下了“汗马功劳”。

然而1949年以后,对地下潜伏的特工,中共有一个没有留档、原件难以见诸于世的16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红色特工们没有想到,“新中国”没有给他们带来曾经向他们许诺过的“自由、民主、富强”,自己为之献身的中共,窃政后却将他们弃如敝履,甚至置之死地而后快。

中共建政后一直担任国家总理的周恩来,就是特科的最高司令,特科成员康生,负责中共党内情报机关,即中共中央调查部,“文革”中直接参与“整人”,“文革”后,中调部与公安及其它相关部门合并,成为公开的国家安全部。所以,中共“特科”的基因,延续至今。

本文列举了上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部分红色特工的结局。

行刑者洪扬生

洪扬生,1924年加入中共。年轻时即跟着中共离家“干革命”,是特科一科负责人。1930年前后,洪扬生几乎参加了特科的每一件暗杀行动,为保卫“革命领导人”,他出生入死。

洪扬生曾同一位女特工扮作假夫妻,居住在法租界的洋房里,作为特科的内部接头处,周恩来、陈赓、顾顺章等时常去那里秘密接头议事。1929年,任弼时在上海被捕,洪扬生也曾用100元现洋买通公共租界探长、请律师进行辩护,最后使任弼时获释。1931年,洪扬生是顾顺章一家灭门案的行刑者,亲手处死了顾顺章的妻子。

中共建政二年后,洪扬生被抓捕,之后被安排在工厂劳动,1958年洪扬生再次被抓捕关押起来,但一直不走法律程序判刑,直到洪扬生76岁时,中共才放了他。受其株连,洪扬生次子也被劳教二十年。洪扬生一直给周恩来、邓颖超等中共高层写信,还求助过潘汉年,但他们都不理睬他。

洪扬生自述:狱中十六年,戴帽五年,一共二十一年未得中共补偿。“文革”后,在上海中百公司后面一间破烂的亭子间,洪扬生度过余生,房间只有4、5平方米。

晚年洪扬生总算进了上海文史研究馆,没有公费医疗,每月可得到80元生活费。

“中共第一红色特工”潘汉年

潘汉年,1925年加入中共,曾任特科情报科负责人,长期负责中共秘密情报的统战工作长达二十多年,后在江南指挥中共特务工作,被称为“中共第一红色特工”。

潘汉年(公有领域)

1941年苏日签订中立条约,毛泽东决定与日本情报机关合作,共同打击蒋介石。负责执行此任务的就是潘汉年。

由老部下袁殊介绍,潘汉年与驻上海副总领事、高级情报官员岩井英一密谈。岩井同意潘汉年为“岩井公馆”搜集情报,每半个月,潘给“岩井公馆”提供一次情报,岩井每月付2000港元给潘作为报酬,并出资由潘在香港创办杂志《二十世纪》。

潘汉年给岩井提供了蒋介石抗战的军力、与英美各国的关系等情报及英、美情报人员在香港和重庆的活动信息。通过潘汉年的工作,中共与日本人共同破坏了蒋介石的下属机构。

日本侵占香港时,大批中共、亲共分子面临危险,潘汉年求助于岩井,岩井便派人安排中共在港的特工安全撤离。潘汉年还以继续为岩井搜集情报为条件,要岩井为他提供在上海的安全保证,还许诺会帮助日本进行“和平运动”——投降日本的非武力运动。岩井很快给了潘发了特别证件,不许日本军、警、宪、特对持证人查询。

毛泽东1925年加入国民党,任汪精卫的秘书时,汪对毛多有提拔,毛当时奉汪为“恩师”。1939年,毛在延安亲自嘱咐潘汉年,到上海、南京后可与汪精卫取得联系,转达毛的口头致意。1942年9月,潘汉年被安排赴南京见汪精卫,会谈两次,转达毛对汪的致意。

1949年后,潘汉年成为上海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1955年,潘当年去见汪精卫之事被人揭发,潘汉年考虑良久,找陈毅讲述了原委,陈毅汇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批示:此人不可信任,并下达了对其的逮捕命令。第二天,潘汉年即被公安部部长秘密带走,后在功德林监狱关了五年。

联系日伪、交换战略情报、联日反蒋等重大决策,当年是潘汉年奉毛泽东之命做的,但勾结日伪是汉奸行为,潘汉年必须“闭嘴”、必须成为替罪羊。

1960年,潘汉年被转移到新建的秦城监狱。1963年,潘汉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宣判一个月后,潘汉年与妻子董慧被送到北京团河农场一个专门为他建造的独院里软禁。

“文革”开始后,潘汉年被再一次下狱,与妻子一起下放到湖南茶陵米江茶场(湖南省第三劳改场),直至1977年潘汉年因病离世。死后,中共不许潘汉年用他自己的姓名立碑。

“兵工泰斗 统战功臣”刘鼎

刘鼎,1924年加入中共,周恩来安排他到特科担任情报科副科长,长期从事情报和间谍工作。

刘鼎曾被安排策反国民党“中央驻沪特派员”杨登瀛。刘鼎夫人吴先清也是特工,负责收藏、传送情报。他们曾利用家乡特产黄岩蜜橘,在巷口以开水果店为掩护,夫妻俩一个在楼上工作,一个在店面“做生意”。

刘鼎(公有领域)

按照中共指示,从1930年夏天开始,刘鼎利用日本人和国民党胡汉民改组派相勾结反对蒋介石的活动,搜集情报,通过特情关系发送给国民党,扩大他们的矛盾,离间他们。同时也利用改组派方面提供的情报,编写成传单散发。周恩来曾对这个办法加以赞扬。

刘鼎是中共军事工业的创始者及重要奠基人。他曾担任兵工厂政委,生产出红军第一门火炮及其炮弹,改进地雷设计和黑火药配方,创制电话机点火的电发地雷引信,建立了子弹厂和机器设备制造厂。

1936年3月,经宋庆龄引荐,刘鼎接受张学良的邀请赴西安,直接参与对张学良的策反,为周恩来与张学良会谈作准备。作为张学良的随从副官,刘鼎参加了周、张会谈,期间,刘鼎化名“择生”,在洛川先后给中共写过四封密信,及时上报张学良的思想动态。“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第一时间拿到了刘鼎的汇报,这对掌握“西安事变”和国民党内部的情况有重要价值,毛泽东说:“西安事变,刘鼎同志是有功的。”

1950年朝鲜战争以后,刘鼎组织研制生产无座力炮、火箭筒、火箭弹以及反坦克手榴弹和反坦克地雷等新型武器弹药,送往朝鲜战场。

但这位 “兵工泰斗, 统战功臣”,被中共不成文地内定为“不得重用,不能担任正职”。

“文革”中,刘鼎成为“大叛徒”、“大特务”,被关押进监狱达七年之久,1975年被放出。

五面间谍袁殊

1931年,20岁的袁殊加入中共。成为特工后,潘汉年曾告诉他:“你加入的是秘密前卫组织,普通的组织成员不知道你的身份。”

1932年,袁殊通过表兄贾伯涛顺利打入国民党中统,成为中统吴醒亚的情报股股长,周旋于国民党上层和社会上层,获取情报提供给中共。

后来袁殊成为新声通讯社记者,利用记者身份出席南京政府的记者招待会,出入南京政府宣传部门,打入日本驻沪领事馆,成为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的秘密情报员。

1937年,经中共同意,袁殊加入青洪帮,来往于杜月笙、黄金荣之间,经杜月笙引荐,他又打入戴笠的军统。在潘汉年同意下,袁殊后来成为戴笠军统局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

根据中共的组织安排,袁殊充当了“汉奸”,成功打入了日方情报机构。岩井英一称袁殊为“值得信赖的好朋友”,请袁殊帮助主持“岩井公馆”。奉潘汉年指令(潘汉年奉中共指令),袁殊向岩井提出成立“兴亚建国运动”本部,并以此为招牌,秘密组建新的情报据点。袁殊在岩井公馆弄到了大量情报,通过安插在公馆的特工转送到了延安。岩井公馆里,正副主任、人事财务、新闻出版编译、秘书等等均是中共特工。当时袁殊曾提供德、苏开战部署及日军二战期间的准确战略情报,延安将此转告给苏联,苏联据此下决心将东线40万兵力统统调到西线,后来苏联向中共表示了感谢。

袁殊建立了通往中共根据地的秘密交通路线,救援被俘的中共人士,他亲自救出许广平,掩护潘汉年、范长江、邹韬奋等进入根据地;也是因他及时提供的情报,使粟裕部队迅速跳出了日伪合围的“篱笆墙”。

袁殊还将岩井公馆的财产偷偷转到自己帐下,并卖掉一些房产,将这些钱换得三大皮箱的黄金,暗中转运到延安,他还组织人将日伪军军火库的枪支弹药偷偷装船送至苏北新四军的基地。

袁殊有五重复杂身份,一度同时为五个组织做情报工作,包括军统、中统、青洪帮、日伪、中共,但他最真实的身份是中共红色特工,袁殊只听潘汉年的,他说,“我所做的一切事都是接受了党的指示才干的。”

1946年,袁殊被戴笠任命为国民党军统直属第三站站长,中将军衔,最后他还是选择跟随了中共。

1949年,袁殊被李克农调到中央情报部门,负责日美动向的调研工作,成为《世界知识》撰稿人。

1955年,袁殊到北京饭店见潘汉年,潘伤感地对他说:“凡是搞情报工作的大多数都没有好下场,中外同行都一样。”

不久,袁殊即因“潘汉年案”获刑十二年。袁殊被捕时,妻子王端已与之离婚,几个年幼的孩子几乎无人照看,依靠中调部每人每月发放的20块钱补助生活。

1967年袁殊刑满,接着又被关押了八年,1975年出狱,之后被送到湖北武汉大军山农场劳动改造,住在平房里看菜园。

1980年,已患脑血栓的袁殊被释放,被其子安置在北京永安里的一处8平米的小空屋里,以煤取暖。因手脚不灵便,袁殊费很大力气也生不好炉子,他几次在日记中感慨:“天下之大,而我似乎将近流落街头。”

虽名义上获得了自由,但袁殊无自由之身,行动受限制,他曾向组织提出前往日本或香港安度晚年,皆不被允许。

1982年8月,潘汉年被“平反”,一个月后袁殊被“平反”。1986年后,半身不遂的袁殊已经精神紊乱,他喜怒无常,无法控制情绪,有时突然嚎啕大哭。1987年袁殊离世。

示意图 (fotolia.com)

谢和赓与王莹

在北平读大学时,谢和赓就秘密加入了中共,成为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直接领导下的红色特工,后被中共派回到广西老家,利用家庭影响打入桂系军阀上层。

谢和赓做过冯玉祥、吉鸿昌、李宗仁、白崇禧的秘书,也给蒋介石大本营国防会议当过秘书、为国民党中央军委当过秘书。秘密开展宣传、鼓动工作的谢和赓,经常和“上线”秘密接头,向中共传递情报。

长期在白崇禧身边,谢和赓深受信任,他与白崇禧夫人的表妹杜荣结婚,博得白崇禧的更深信任,他由此进入了白家圈子,但由于志不同道不合,谢和赓夫妇结婚不到一年便分居。

为了“党的事业”,谢和赓维持着婚姻关系,同时与名演员、王莹热恋,身陷绯闻,当时非议颇多。周恩来认为他们的恋爱关系“完全正当”,授意他不要解除旧婚约。王莹也是中共特工,1930年入党。

1942年,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谢和赓以国民党政府“选派留学生”的名义,前往美国学习,实际是去美国做秘密调研统战工作,情人王莹随同,谢和赓的妻子留在国内。1950年谢和赓离婚后,与王莹在美国结婚。

谢和赓先后在美国世界事务学院和费城州立大学研究院学习,任华侨报纸《纽约新报》代总编辑,暗中替中共搞统战和情报工作。王莹先后在耶鲁大学、邓肯舞蹈学校学习,期间与赛珍珠、勃莱希特及史沫特莱交往,还帮助史沫特莱拟定了朱德的传记。

1954年,因“共产”嫌疑,谢和赓夫妇被美国移民局逮捕,后被驱逐出境。

回国后,周恩来对他们说:“你们夫妇俩光荣地完成了党交给你们的使命,对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谢和赓任《世界知识》高级编辑,王莹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

“整风运动”中,谢和赓贴了一张大字报,建议保护古迹牌楼;开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宅院,包括中南海,改成文化馆、少年之家等,因此被打成“右派分子”,流放到北大荒850农场云山畜牧场修水库。年轻人刨土抬筐,谢和赓只能修理破旧的土筐。期间王莹躲进北京西郊香山狼见沟的两间农房,直到谢和赓两年后回京,夫妻一起居住在人烟罕见的狼见沟,想过一种与世隔绝的安静生活。

1967年2月,十几个戴红袖章的红卫兵突然闯进狼见沟,大抄家之后抓捕了他们。几个月的刑讯逼供后,他们双双被投入秦城监狱。谢和赓的罪名是“右派分子”, 王莹的罪名是“黑明星”、“美国特务”。

几年后,王莹被折磨得下肢瘫痪,浑身抽搐,不会说话,1974年,不到61岁的王莹离世,葬于香山乱葬岗 。

一年后,谢和庚拿到王莹的死亡通知单,上面没有名字,只有一个犯人代号:6742。当场谢和庚就中风栽倒,昏厥在地,醒来后目光呆滞,大脑受了刺激。1975年被释放时,谢和庚已无法正常思维,不会说话,两耳失聪。2005年,谢和庚孤独离世。

坐了十八年监狱的葛佩琦

葛佩琦1933年考入北大物理系,1938年秘密加入中共,曾参与策反三个伪军师,成为豫东日本特务机关黑名单上的头号人物。国共内战时期,葛佩琦打进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部,参与建立地下联络站,多次送绝密情报给中共。

葛佩琦曾打入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政治部,将国民党东北驻军一览表等机密交给单线联系人,再通过秘密电台传给中共。1942年,葛佩琦被任命为国军“少将参议”。

1947年,葛佩琦的联系人和组织关系领导人先后被捕,下落不明,他从此失去了同中共组织的联系。之后葛佩琦一直试图接洽,未成功。

1951年起,葛佩琦被分到中国人民大学当物理教师,从1951到1957年,他不断申请复查自己的身份,但都无果。

1957年人大教师整风座谈会上,葛佩琦发言,大意是,“不要脱离群众,不要看不起知识分子,党员干部不要生活特殊化……” 他的发言被说成是“反共”,由此掀起“揭批”葛佩琦的高潮,成为头号“反共”人物的葛佩琦,被划成“极右分子”,很快被抓捕。

经历66次审讯,1959年,葛佩琦以“历史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葛佩琦再三申诉都无人搭理。当时葛佩琦身患多种疾病,血色素仅有3.5克。

妻子朱秀玲受打击,不久病瘫在床。小女儿在托儿所两年没人接回家;大女儿高考成绩优异,却没有大学肯录取。老三、老四送给了亲友,老五没有送出去。为了五个孩子,朱秀玲迫不得已提出离婚,为避免株连,葛佩琦同意了,五个子女全部改姓朱。

十八年后,1975年,葛佩琦以国民党少将的身份,被特赦回京,住到了北京东大街96号大杂院里,这是女儿千辛万苦找到的一间八平方米的房子,以每月18元的生活费和28斤粮票维持生活。

1978年葛佩琦提出平反的申诉,1979年人民大学做出复查,认为葛佩琦“不属于错划,不予改正”。葛佩琦继续申诉,直到1986年,葛佩琦的“右派”帽子才摘掉。1992年,葛佩琦死于心脏病。◇#(待续)

参考资料:

《文史春秋》2010年第4期 地下“契卡”——中共中央特科
《中共党史人物传 刘鼎》
吴基民《周恩来与上海灭门血案》
洪扬生《中央特科一科的工作情况》
王世三《【秘档】毛泽东加罪潘汉年的内幕》
《采访顾顺章灭门案当事人中共特科成员洪杨生》吴基民
《杀手洪扬生自撰简历》谷歌搜索
《我的父亲袁殊:还原五面间谍的真实样貌》
丁淦林《袁殊的传奇式经历》
中国新闻周刊 《“五重间谍”袁殊的晚年生活》
《葛佩琦回忆录》

责任编辑:李天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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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23 2:31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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