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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3月2日讯】作者3月1日供稿﹕下班了﹐一位同事来到我办公室﹐递给我一张通知。 今晚我市的精神分析协会将举行每月晚餐讲座。主讲人是林帝教授。他要讲的题目是在独裁专制统治下的心理创伤。林帝教授是位美国精神病医生﹐他花了六年的时间去了解和研究对原苏联及东欧统制下的人们的心理治疗案例。林帝教授指出﹕在专制统制下的人们常常表现出心理和行为的双重性–他们是被压迫者同时又可以成为压迫别人者。无论是被压迫者还是压迫者都会产生心理创伤。
我用心听着﹐我想起了文革时我自己的一段亲身经历。文革开始那年﹐我才11岁﹐由于家庭出身不好﹐不让加入红小兵﹐我和一个同学坐在教室外面的墙根下﹐听着从远处操场上传来的“造反有理”的歌声和红小兵成立大会的喧闹声﹐我陷入深深的自卑中。后来﹐念高中时﹐又因为出身不好而不能入共青团﹐父母都被送去离家很远的农场接受劳动改造﹐我常常自叹﹐自卑﹐心情总是很压抑。可那时我是个很要强的人﹐我慢慢地在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中长大﹐开始相信“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并努力成为主流的一员。十八岁那年﹐我高中毕业﹐分派在山区插队。知识青年住的地方叫“大西屋”﹐是本村富农的房子。解放后被没收﹐富农的老婆和儿子被赶到院子里最小的耳房。“富农婆”身材瘦小﹐驼着背﹐她和她儿子平时很少说话﹐总是低着头﹐一付被人欺负的样子。
村里很重视我们这些从城里来的知识青年﹐我很快被选为村干部﹐成为妇女队长﹐我觉得自己很“革命”﹐很“积极”。我每天早上负责给队里的妇女分配工作﹐组织她们出勤。记得有次三夏大忙季节里﹐大伙都忙着收麦子﹐几天几夜没睡觉。“富农婆”找我请假﹐好像是身体不舒服。我当时认为这是阶级敌人故意破坏三夏大忙季节。就马上在地头召开批斗会﹐并非常自豪﹐马上写了一篇稿子到公社广播站向全公社广播。我当时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到底做了些什么﹐没有想到自己这样做会不会对那可怜的老妇人造成什么伤害。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一天我和医生同事们一起讨论有关人受到压抑时的心理状态﹐我突然想起了这件事﹐那老妇人瘦小﹐驼背的身影重新浮现在我眼前。想到自己曾给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带来如此大的伤害﹐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发自内心的深深的忏悔和负疚。我无法控制内心的自责和悔恨﹐流着眼泪把这个故事讲给了我的同事们。从这件事﹐我体会到﹐和被压迫者一样﹐那些被挑动去压迫别人的人何尝不也是受害者呢﹖何尝不遭受良心的谴责和心理的创伤呢﹖象这样从一个被压迫者变成压迫别人者的例子在文革期间举不胜数﹐其中许多人至今还在自责的痛苦中挣扎。
当年在种种的蛊惑人的宣传的蒙蔽下﹐红卫兵在造反有理的鼓动下﹐对白发苍苍的老教授﹐教师进行人身侮辱﹐殴打打伤﹐打残。如今他们又何尝不受到深深的自责。当年在批斗会上发言﹐因为受蒙蔽﹐揭发批斗自己父母的孩子们﹐今天又何不受到良心的谴责。这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不能忘记的沉重教训。事实上﹐专制下的信息封锁和思想控制﹑暴力强制洗脑﹑调动群众斗群众﹐才是导致心理创伤的罪魁祸首。在专制统治下﹐当权者为争夺权力﹐为达到其政治目的以欺骗手段做的种种颠倒黑白﹐恶毒中伤的宣传迷惑着人们﹐最可怕的是﹐它将仇恨装进人们的心中﹐人性中本来的善良在这种仇恨和对当权者专制的恐惧中一点一点地被吞噬。不怪乎许多中国人对于正义的呼声表现得越来越麻木﹐甚至有些人是非不分﹐善恶不明﹐以至做出许多助纣为孽的事情。
目前江泽民在中国发动的对千百万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的残酷镇压是其专制统治的又一罪表演。他导演了“自焚”﹐“自杀”﹐“杀人”等等丑剧﹐利用媒体铺天盖地地对法轮功及其创始人李先生进行恶毒攻击和诽谤﹐其目的是为了挑起不明真相的人们对法轮功的仇恨﹐进而达到其阴险的目的。他挑动和强迫法轮功学员的单位领导﹐街道委员会﹐甚至学员的家人来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使他们造下深重的罪业﹐要知道“善恶有报”﹐人做了什么不好的事﹐都要去偿还自己给别人造成的伤害。
我想用这段痛苦的回忆﹐劝告那些还在受蒙蔽的人们千万吸取文革的教训﹐切莫偏听偏信﹐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明辨是非﹐在善与恶中做出正确的选择﹐摆正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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