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高院大法官提名人巴雷特的判案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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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0年10月16日讯】(大纪元英文记者贾谊报导/高杉编译)被川普特朗普)总统提名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艾米·科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正面临着一系列紧张的确认听证会。她在美国第七巡回上诉法院的短暂任职期间的判案经历,以及她此前的裁决投票情况,很可能会作为对她的提名确认之争的一部分,而被仔细审视和质疑。

如果巴雷特的提名获得批准,她可能将被认为是最缺乏法庭经验的人——只有三年担任联邦法官的经验——但她的判案记录和个人素质都使她深受保守派和一些自由主义者的喜爱。

保守派的反堕胎律师事务所Thomas More Society的总裁和创始人托马斯·布雷查(Thomas Brejcha)对《大纪元时报》(Epoch Times)表示:“我认为她是一位法学家就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缩影。”“她不是一个简单地顺从自己个人的政治倾向的人。”

他补充说:“她相信,作为一名司法人员,她在解释法律时必须遵守法律。……她拥有司法部门应有的自我克制和纪律意识,我认为这很好地说明了她的保守派的本性。”

另一方面,自由派可能会继续反对她成为大法官,同时强烈表达对堕胎和《平价医疗法案》(ACA,又称“奥巴马医改”)的未来的担忧。

计划生育行动基金会(Planned Parenthood Action Fund)在推特上发表声明说:“艾米·科尼·巴雷特对我们的生育权和医保构成了威胁。提名巴雷特是对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的遗产和她毕生为之奋斗的一切的侮辱。这是人民的法院,这是人民的(大法官)席位。”

在第七巡回法庭任职期间,巴雷特参与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并可能引发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争议的案件的裁决,包括法律程序和堕胎等案件。以下是她的一些著名的判案经历和裁决。

堕胎

在担任第七巡回法院法官期间,巴雷特曾处理过一些有关依照当地法律监管堕胎案件的审理,并投票反对废除与堕胎相关的法律限制。

2018年,巴雷特投票决定重新审理一个案件,由合议庭复审一个由三名法官组成的小组所做出的裁决。这个案件涉及印第安纳州的一项法律,该法律要求堕胎后的胎儿遗体必须被土葬或火化。审判和上诉法院的法官认为,这项法律违反了《宪法》。最终,在裁决时,巴雷特在人数上处于劣势而败诉,第七巡回上诉法院裁定驳回复审,并恢复了阻止实施该法律的最初意见。

当时,她加入了由弗兰克·伊斯特布鲁克(Frank Easterbrook)法官撰写的反对意见书。反对意见中还涉及了该法律的另一部分内容,这部分内容在复审程序中并未引起争议,已被废除。伊斯特布鲁克将其称为“优生法规”(Eugenics Statute),这部分法律禁止出于性别、种族和残疾原因堕胎。

伊斯特布鲁克认为,最高法院从来没有针对这样的法律做出过裁决,而最高法院将是对这一问题作出裁决的唯一权威机构。

巴雷特签署的这份反对意见书中写道:“利用堕胎来促进优生目标在道德上和审慎上是有争议的,理由不同于那些支持该法规在‘计划生育联合会诉凯西案’(Planned Parenthood V. Casey)中的考虑”,“最高法院涉及堕胎案的裁决中没有一项认为,各州无力阻止那些旨在选择儿童性别、种族和其它特征而进行的堕胎。”

最高法院后来恢复了印第安纳州关于处置胎儿遗体的法律。

2019年,巴雷特投票决定重新听取由三名法官组成的第七巡回法庭小组的一项裁决,该小组裁决支持了对另一项印第安纳州的堕胎法规的挑战。这项州法律要求,如果18岁以下女孩寻求堕胎,将通知她的父母,即使是在她已经请求法院同意而不是父母同意的情况下。

第七巡回上诉法院最终否决了这项裁决。巴雷特也在持反对意见的行列,由迈克尔·卡内法官(Michael Kanne)主持的听证会否决了对该法规重新审视。卡内法官说:“在我们的联邦权力结构中,阻止一项州法规生效是极其严肃的司法行为。”

同样是在2019年,巴雷特参与了针对一项涉及《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的案件的意见书,该案涉及芝加哥的一项法令,禁止反堕胎顾问在人行道上接近那些要进入堕胎诊所的妇女,并与她们交谈。这项法律也被称为“泡沫地带法令”(Bubble Zone Law)。这项法令是仿照2000年最高法院在“希尔诉科罗拉多州”(Hill v. Colorado)一案中支持的科罗拉多州法律制定的。法官戴安·赛克斯(Diane Sykes)在意见书中写道,上诉法院别无选择,只能遵循最高法院的先例。

她写道:“在我们的分层体系中,原告所要求的人行道并不对我们开放。芝加哥的‘泡沫地带法令’实质上与‘希尔诉科罗拉多州’一案中所支持的法律相同——实际上,它比‘希尔诉科罗拉多州’一案中所支持的法律还要窄。”“尽管最高法院对‘希尔诉科罗拉多州’案深感不安,但它并未推翻这一裁决,所以它仍然对我们有约束力。原告必须向高等法院寻求帮助。”

托马斯·莫尔社会律师事务所(Thomas More Society)是在芝加哥案件中代表挑战方的律师事务所之一。布雷查指出,虽然赛克斯和巴雷特一起发现,随后的案件动摇了“希尔诉科罗拉多州”案的基础,但作为巡回法院,他们没有权力推翻最高法院的判例。

他说,这体现了巴雷特作为一名法学家的司法纪律和自我克制。布雷查说:“她的(裁决)方式非常有限,也非常严谨。”

自由派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罗伯特·利维宪法研究中心(Robert A. Levy Center for Constitutional Studies)主任伊利亚·夏皮罗(Ilya Shapiro)对《大纪元时报》表示,巴雷特在堕胎法规案件中的投票和意见表明,她不一定会投票推翻“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又译为“露对威德案”,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1973年对于妇女堕胎权以及隐私权的重要案例)。他补充说,相反,这些规则表明,她会认真对待每一项规定,并最好地采用政府标准。

正当法律程序

在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的一名男性学生被指控性行为不端的案件中,巴雷特撰写了关于正当法律程序的多数派意见书。由于该指控,这名被称为“约翰·多伊”(John Doe)的男学生被学校停学,随后他被海军后备役军官训练队(ROTC)开除,奖学金也被取消。在被指控期间,他一直坚称自己是无辜的。

约翰起诉学校官员,声称学校的纪律程序有缺陷。他辩称,学校基于性别偏见实施惩罚,侵犯了他根据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和第九修正案享有的正当法律程序权利。第九条是一项联邦法律,保护人们在教育项目中不受基于性别的歧视。

根据巴雷特的意见,该大学涉嫌在一份报告中“谎称(约翰)已对原告简的指控供认不讳”,并在约翰的证词中遗漏了有关简的情绪状态的信息。在这个案件中,这名女学生被提及,名为“简·多伊”(Jane Doe)。

约翰也没有机会陈述证人,小组成员没有阅读报告——表明他们的判断是基于指控而不是证据——而且约翰无法根据证据进行陈述,因为他在学校的纪律程序中没有看到它。学校也没有收到简关于指控的书面声明。

他后来被判有罪,“主要证据是性暴力。”

地区法院驳回了这名男学生关于正当法律程序的指控,但上诉法院法官小组不同意这一裁决,并恢复了诉讼。法院认为约翰应该被允许继续他的诉讼。

巴雷特在就“多伊诉普渡大学”案例中写道:“普渡大学的法律程序甚至没有达到一所普通高中都必须向面临停学的学生所提供的正当程序。”

巡回法院还认为约翰关于《第九号修正案》(Title IX)的说法似乎有道理,但补充说,他“可能会面临提供证据的问题,那些只依据事实的调查者可能不会相信他所做的推断。”

《卡托最高法院评论》(Cato Supreme Court Review)的出版人夏皮罗(Shapiro)对此评论说,这个案子很重要,因为它表明,巴雷特非常重视宪法所规定的,对个人权利和正当法律程序的保护。

持枪权

在2019年的“坎特诉巴尔案”(Kanter v. Barr)中,巴雷特表达了她对持枪权利的支持,该案挑战了剥夺非暴力罪犯人士的持枪权利的联邦法律。一位承认犯有“坎特诉巴尔案”邮件欺诈罪的商人申诉称,该法律侵犯了他的宪法第二修正案赋予的携带武器的权利。

该案两位法官都是由共和党总统罗纳德·里根任命的,他们以2比1的多数票表示,联邦法律和威斯康星州的相关法律都是符合宪法的。

巴雷特在她的反对意见中说,自从本国成立以来,立法机构已经剥夺了那些被认为是危险人物的持枪权。

她写道:“历史与常识是一致的:它表明,立法机构有权禁止危险人物拥有枪支”,“但这种禁止权力只适用于危险人物。”

她补充说,尽管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在保护公众免受枪支暴力方面有着强烈的愿望,但他们未能证明这位拥有枪支的企业主会构成危险。

她说:“第二修正案赋予了这项与自卫的自然权利密切相关的个人权利,而没有限制公民参与。”

夏皮罗表示,坎特案也很重要,因为“它表明,巴雷特认真对待了宪法第二修正案的文本描述和历史,同时也考虑了人们对持有枪支的重罪犯的理解,以及其历史意义。”

他说:“她的反对意见比多数派意见要长。这是一篇理由充分的学术著作。”

移民问题

巴雷特曾就多起移民案件做出了裁决,并在很大程度上站在了川普政府一边。在一项多数裁决同意下级法院否决伊利诺斯州政府的限制“公费移民”规定的案子中,她提出了反对意见。这项规定限制了那些被认为可能会依赖公共援助的新移民的资格。

她不同意挑战者将他们的论点描述为“不同意”一项“政策选择”。她还说,“诉讼不是解决政策纠纷的工具。”

今年早些时候,最高法院解除了第七巡回法院维持的针对这项法规的禁令。

巴雷特还在另一个案件中发表了多数意见,这个案件被引用为“亚法诉蓬佩奥”(Yafai v. Pompeo)。在这个案件中,她同意美国国务院的一项决定,即拒绝向一名美国公民的妻子发放签证,理由是她试图将两名儿童偷渡到美国。尽管这些孩子的父母表示,他们已在一次事故中丧生。她的签证申请被重新审核,但被拒绝了。

多数法官支持下级法院依据“领事不可复审原则”驳回此案的决定。“领事不可复审原则”旨在阻止法院审查领事官员在海外做出的签证决定。

巴雷特还认为,原告没有表明美国领事官员的行为是恶意的,并说拒绝签证申请的决定是真实的、合法和善意的。她说,这名官员要求获得更多的文件,这“表明他希望得到正确的答复”,大使馆还给原告的律师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这“在对偷渡指控做出回应时,展示了拒绝原告签证的善意理由”。

罪犯

夏皮罗说,巴雷特在与犯罪有关的案件中做出裁决时,已经表明她“既不是条件反射式地支持执法部门,也不是本能地去支持刑事被告人。”

她拒绝给予滥用权力和侵犯宪法权利的执法官员享有豁免权的资格,而在其它案件中,她裁决政府对刑事被告有豁免权。

夏皮罗说:“她处理事情的方式很有条理。”

在“雷恩斯伯格诉本纳”(Rainsberger V. Benner)一案中,她起草了多数派意见书,否决了一名提交了虚假信息的侦探的限定豁免权。限定豁免权是一种保护公职人员免受民事责任的法律保护。

她在意见书中写道:“故意使用虚假陈述来确定合理的原因是不合法的,这一点再清楚不过了。”

2019年,她撤销了一项定罪,这项定罪决定是在美国缉毒署(Drug Enforcement Agency)特工搜查了一名嫌疑人的公寓后做出的。当时特工们征得了屋内一名不住在那里的妇女的同意,对公寓进行了搜查。

巴雷特代表多数法官在意见书中写到:“警官门认为穿着浴袍开门的一位女性有权同意搜查一位男性嫌疑人的住所,这合理吗?”

她补充道:“警官们可以合理地推测这名女子在公寓里过了一夜,但这也只是一件浴袍能带给他们的推断。如果没有更多的证据,他们就不能得出她和嫌疑人共同拥有或控制房产的结论。”

在另一个2019年的案件判决中,她反对给予一名刑事被告人身保护令。该被告辩称,他的正当程序权利受到了侵犯,因为该州扣留了有利于他案件的证据。

巴雷特说,她之所以持不同意见,是因为多数派意见“没有给予印第安纳上诉法院尊重”,而这是联邦法律所要求的。她说,尽管她认为扣留证据违反了最高法院1963年的一项裁决所规定的正当程序,但“这既不是违反,也不是不合理地适用已被明确确立的联邦法律,让印第安纳上诉法院得出相反的判决。”

其它个案

在“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诉AutoZone”(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 v. Autozone)一案中,该委员会要求法院重新审查一项判决。该判决裁定一家名为AutoZone的商店,在将员工转移到单独的设施中的过程中,利用种族作为决定性特征。联邦政府认为这家商店违反了《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第七条(Title VII),该条款规定雇主不得按种族对员工进行分隔或分类。

当时刚刚坐上法官席的巴雷特,和她的四位同事一起否决了对此案进行全面复审。巴雷特没有参加对上诉案件作出裁决的三名法官小组。

责任编辑:李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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