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0年12月12日讯】（大纪元记者蔡溶美国纽约报导）“我觉得现在不光是美国的关键时刻，也是世界的关键时刻。美国是自由世界的灯塔，如果美国都沦陷，真的无处可去。我对此有非常深刻的体会！”活跃于纽约新闻界三十多年的Mary陈女士说。
陈女士是上个世纪百万逃港大军的一员，在香港曾加入逃港知青办的杂志《北斗》做编委，因感于香港离中国共产党太近，时时没有安全感，在70年代末申请难民移民美国。
回顾她的前半生，她感叹在两个人生的重要关头，都幸运地作出正确抉择，让她的人生历程完全改写。如今美国大选开启正邪之战，她讲述自己在人生关头找寻真相的过程，希望给读者一个借鉴，在风云变幻的大时代背景下，每个人所面临的选择。
以下根据访谈资料整理，以第一人称叙述。
下乡后明了真相
1968年文革时我才十几岁，那时差不多所有的老三届（指1966年大陆“文革”爆发时在校的三届高中学生和三届初中学生），除了个别出身好的，其他全部赶到农村去，就是上山下乡。
当时这种情形，我开始还认识不清楚。但是文革期间共产党那边也流出不少文件在外面，例如庐山会议的情形等关于共产党内斗的信息，诸如此类的我都搜集了。
我下乡以后生活非常非常辛苦，经常吃不饱，举目无亲，曾经有几次生了疾病也没人理我。开始我还以为只要我在农村拚命做工，与当地农民搞好关系，也不见得没有前途，但是后来事实证明并不是这样。
第一我跟农民关系好，从他们口里面我真正知道共产党是怎么样压迫、压榨农民，让他们生活在最底层，把他们的工粮、余粮，把所有种出来的东西差不多都掠夺一空。然后农民跟我说，最惨的不是“解放前”。（中共标准的宣传是“解放前吃苦，解放后享福”）
农民跟我说，中国最惨的并不是所谓“解放前”，而是大跃进的时候没得吃，差不多饿死。所以我才慢慢认清共产党的本质。然后再把以前搜集来的庐山会议文本找出来，看了才知道共产党里面一直都有残酷的斗争，而不是他们所说的“为了所有人都过上好日子”，什么共产主义生活。所以我在离开大城市到了乡下后，才慢慢认清共产党的本质。
第二是个人的原因，我已经非常努力，曾经由当地的农村保送我去考大学，结果考出最好的成绩，但因为我的家庭关系，说我有一位亲戚是基督教徒所以判刑，还有我的家庭背景是知识分子，属于黑九类，不让我上大学。
我如果在大陆留下去，根本一点前途没有。加上我的户口已经迁离广州市到了农村，无论我偷渡成功或失败都不会连累家人，在这种情形下我决定偷渡。
70年代偷渡高潮 用脚投票
那时我才十几岁，从中国的广东经过八小时与惊涛骇浪的搏斗，才到了香港。在这之前，我曾经第一次偷渡不成功，被抓去坐牢。出来后第二次偷渡才成功，当时的确是以生命为赌注。
那时已经是偷渡潮后期了，很多在中国边界下放的朋友已经离开，所以我那时非常困难才到香港。到了边界已经没吃的，只能摘了树叶来吃。
那真的是九死一生，但感谢上帝，我没有被鲨鱼吃掉，也没淹死，所以最近这几年我们香港的朋友在一个小岛为逃港死难者立纪念碑，可以时时拜祭，寄托哀思，也是记录下中共暴政带来的苦难，我非常感谢他们做的这些事情，因为那几十年在偷渡当中究竟死了多少人，根本没有办法去统计！
香港 香港人让我永远感恩
刚到香港，向来少通音信的远亲、素不相识的朋友，都热心地给予帮助，提供住所，赠送衣物和生活必需品，介绍工作，让我很快就安顿下来。
很多人说，香港人只懂得赚钱没有人情味，我的感觉完全不是这样。我到了香港，香港人不光是物质上资助我们，甚至精神上也给我们很大的鼓励。他们说，在香港饿不死人的，只要你努力就行，也没有现在人说的什么歧视大陆仔、大陆妹的情况，我做工时与工友的相处非常好，只要你拿出心来和他们交往，他们对你非常好，我觉得香港是一个充满人情味，充满同情心的社会。
香港人的确为大陆苦难的同胞提供了无私的帮助。1961年中国大饥荒时期，中南部的人说开放边境三天，让饥饿的老百姓自由去香港，把包袱丢给英帝国，广东的人利用这段时间大批跑到香港，后来我听香港的亲戚说，梧桐山上全是难民。整个香港都被难民潮所牵动，很多香港人拿着面包、饮料到梧桐山给他们吃，后来要把这些难民送回给大陆的时候，香港人就在路上拦着，为救大陆饥民躺在车前阻止遣返，那是六十年代的事情。
我是七七、七八年的时候逃到香港，我一边读书一边做工，最多时曾经兼职三份工作，后来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在大陆即使成绩优异也不给上大学），我在香港进入大学，读新闻系。在香港待了三年后，与先生和9个月的小孩一起移民美国。
抓紧机会前往美国 远离共产党这个灾难之源
70年代末香港还没有提到九七（回归）的问题，主要是我觉得香港离共产党太近，还是很危险。在香港生活时，我经常半夜好像听到电话铃声响，或者外面急刹车的声音，就马上惊醒，以为自己仍然身处大陆、大陆公安来抓我。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自己的安全，为了子孙后代，既然有移民美国的机会，就算在香港已经站稳脚跟，生活也有一些基础，我们还是决定放弃、移民美国。
当年我是以美国移民法第七优先（即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知识青年，以及中国历次运动中受迫害的知识分子），获得移民批准。
那时飞机票非常贵。来到纽约，我们身上只剩200美元，那还是香港一个亲戚借给我们1,000元港币，然后换成200美元。
到美国后，先生去餐馆打工，我在家带小孩。后来我们搬到唐人街，先生去念书，我把小孩托付给人带，自己也打工。经过三十几年的奋斗，我们有了安定的生活，非常幸福的家庭，两个儿子都在藤校毕业，孙子一个8岁一个10岁。我最感慨的，是香港、是美国给了我这些机会。
我觉得在两个关键的时刻，幸好我都选择了正确的路，要不然以我的个性，喜欢把心里话都说出来，在中国一定没有好下场。现在香港的情形大家也知道，共产党已经全面接管了香港，如果我在香港的话，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下场。◇（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陈玟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