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0年12月12日讯】(大纪元记者蔡溶美国纽约报导)“我觉得现在不光是美国的关键时刻,也是世界的关键时刻。美国是自由世界的灯塔,如果美国都沦陷,真的无处可去。我对此有非常深刻的体会!”活跃于纽约新闻界三十多年的Mary陈女士说。
陈女士是上个世纪百万逃港大军的一员,在香港曾加入逃港知青办的杂志《北斗》做编委,因感于香港离中国共产党太近,时时没有安全感,在70年代末申请难民移民美国。
回顾她的前半生,她感叹在两个人生的重要关头,都幸运地作出正确抉择,让她的人生历程完全改写。如今美国大选开启正邪之战,她讲述自己在人生关头找寻真相的过程,希望给读者一个借鉴,在风云变幻的大时代背景下,每个人所面临的选择。
以下根据访谈资料整理,以第一人称叙述。
下乡后明了真相
1968年文革时我才十几岁,那时差不多所有的老三届(指1966年大陆“文革”爆发时在校的三届高中学生和三届初中学生),除了个别出身好的,其他全部赶到农村去,就是上山下乡。
当时这种情形,我开始还认识不清楚。但是文革期间共产党那边也流出不少文件在外面,例如庐山会议的情形等关于共产党内斗的信息,诸如此类的我都搜集了。
我下乡以后生活非常非常辛苦,经常吃不饱,举目无亲,曾经有几次生了疾病也没人理我。开始我还以为只要我在农村拚命做工,与当地农民搞好关系,也不见得没有前途,但是后来事实证明并不是这样。
第一我跟农民关系好,从他们口里面我真正知道共产党是怎么样压迫、压榨农民,让他们生活在最底层,把他们的工粮、余粮,把所有种出来的东西差不多都掠夺一空。然后农民跟我说,最惨的不是“解放前”。(中共标准的宣传是“解放前吃苦,解放后享福”)
农民跟我说,中国最惨的并不是所谓“解放前”,而是大跃进的时候没得吃,差不多饿死。所以我才慢慢认清共产党的本质。然后再把以前搜集来的庐山会议文本找出来,看了才知道共产党里面一直都有残酷的斗争,而不是他们所说的“为了所有人都过上好日子”,什么共产主义生活。所以我在离开大城市到了乡下后,才慢慢认清共产党的本质。
第二是个人的原因,我已经非常努力,曾经由当地的农村保送我去考大学,结果考出最好的成绩,但因为我的家庭关系,说我有一位亲戚是基督教徒所以判刑,还有我的家庭背景是知识分子,属于黑九类,不让我上大学。
我如果在大陆留下去,根本一点前途没有。加上我的户口已经迁离广州市到了农村,无论我偷渡成功或失败都不会连累家人,在这种情形下我决定偷渡。
70年代偷渡高潮 用脚投票
那时我才十几岁,从中国的广东经过八小时与惊涛骇浪的搏斗,才到了香港。在这之前,我曾经第一次偷渡不成功,被抓去坐牢。出来后第二次偷渡才成功,当时的确是以生命为赌注。
那时已经是偷渡潮后期了,很多在中国边界下放的朋友已经离开,所以我那时非常困难才到香港。到了边界已经没吃的,只能摘了树叶来吃。
那真的是九死一生,但感谢上帝,我没有被鲨鱼吃掉,也没淹死,所以最近这几年我们香港的朋友在一个小岛为逃港死难者立纪念碑,可以时时拜祭,寄托哀思,也是记录下中共暴政带来的苦难,我非常感谢他们做的这些事情,因为那几十年在偷渡当中究竟死了多少人,根本没有办法去统计!
香港 香港人让我永远感恩
刚到香港,向来少通音信的远亲、素不相识的朋友,都热心地给予帮助,提供住所,赠送衣物和生活必需品,介绍工作,让我很快就安顿下来。
很多人说,香港人只懂得赚钱没有人情味,我的感觉完全不是这样。我到了香港,香港人不光是物质上资助我们,甚至精神上也给我们很大的鼓励。他们说,在香港饿不死人的,只要你努力就行,也没有现在人说的什么歧视大陆仔、大陆妹的情况,我做工时与工友的相处非常好,只要你拿出心来和他们交往,他们对你非常好,我觉得香港是一个充满人情味,充满同情心的社会。
香港人的确为大陆苦难的同胞提供了无私的帮助。1961年中国大饥荒时期,中南部的人说开放边境三天,让饥饿的老百姓自由去香港,把包袱丢给英帝国,广东的人利用这段时间大批跑到香港,后来我听香港的亲戚说,梧桐山上全是难民。整个香港都被难民潮所牵动,很多香港人拿着面包、饮料到梧桐山给他们吃,后来要把这些难民送回给大陆的时候,香港人就在路上拦着,为救大陆饥民躺在车前阻止遣返,那是六十年代的事情。
我是七七、七八年的时候逃到香港,我一边读书一边做工,最多时曾经兼职三份工作,后来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在大陆即使成绩优异也不给上大学),我在香港进入大学,读新闻系。在香港待了三年后,与先生和9个月的小孩一起移民美国。
抓紧机会前往美国 远离共产党这个灾难之源
70年代末香港还没有提到九七(回归)的问题,主要是我觉得香港离共产党太近,还是很危险。在香港生活时,我经常半夜好像听到电话铃声响,或者外面急刹车的声音,就马上惊醒,以为自己仍然身处大陆、大陆公安来抓我。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自己的安全,为了子孙后代,既然有移民美国的机会,就算在香港已经站稳脚跟,生活也有一些基础,我们还是决定放弃、移民美国。
当年我是以美国移民法第七优先(即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知识青年,以及中国历次运动中受迫害的知识分子),获得移民批准。
那时飞机票非常贵。来到纽约,我们身上只剩200美元,那还是香港一个亲戚借给我们1,000元港币,然后换成200美元。
到美国后,先生去餐馆打工,我在家带小孩。后来我们搬到唐人街,先生去念书,我把小孩托付给人带,自己也打工。经过三十几年的奋斗,我们有了安定的生活,非常幸福的家庭,两个儿子都在藤校毕业,孙子一个8岁一个10岁。我最感慨的,是香港、是美国给了我这些机会。
我觉得在两个关键的时刻,幸好我都选择了正确的路,要不然以我的个性,喜欢把心里话都说出来,在中国一定没有好下场。现在香港的情形大家也知道,共产党已经全面接管了香港,如果我在香港的话,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下场。◇(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陈玟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