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惠林:追忆台湾经济发展之父尹仲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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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0年04月21日讯】2020年初启,“中共病毒”(武汉肺炎)就肆虐全球,在世人生命严重受到威胁之际,各国群起“防疫”。出乎意外的是,台湾竟成“防疫典范”,而对“口罩”的重视、管制、制造,以及分配,最受到注目。所谓的“口罩国家队”更被凸显、受到赞扬、甚至有“台湾奇迹”美称。制造口罩涉及纺织业和石化业,而这两个产业在1950年代的台湾也有“国家队”的影子,也不免让人想到当时的灵魂人物——有“台湾经济发展之父”称呼的尹仲容

想起尹仲容

“尹仲容先生是台湾经济发展的最大功臣”这种说法,相信少有人反对,尹先生的事迹迄今仍为财经界人士所津津乐道。尹仲容虽从未担任过政府最高行政官员,但他在1950年代后期及1960年代初期可以说是台湾财经决策的核心人物。不仅最高当局信任他,予以重用,他个人也勤于任事,具识人之明。尹仲容对台湾最深远的影响是,在他主掌对台湾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美援会”时,为台湾培养了一批杰出的财经决策接班人―李国鼎、陶声洋、王作荣、孙震、王昭明、徐立德、陆润康等。他对台湾经济发展的贡献,是长久而且深远的。

在俞鸿钧担任行政院长的时代,尹仲容曾担任过一年多的经济部长,后来因为“扬子案”的牵连而下台,不过,最高当局还是十分赏识尹仲容的才华,两年之后委以更重要的职务,使他成为1960年代前后的财经风云人物。

1954年,俞鸿钧因为兼职问题被监察院弹劾,俞院长在一气之下向当时的总统蒋中正提出辞呈,于是行政院长一职就改由副总统陈诚兼任,使财经决策权力开始发生变化。陈诚邀请严家淦担任财政部长,杨继曾出掌经济部长,但是其中最具意义的是撤销“经济安全委员会”,另立行政院美援运用委员会,由行政院长陈诚兼任主委,当时尹仲容以经安会副主委的身份负实际责任,于是“尹仲容时代”就此来临。

尹仲容将单纯的美援机构,转变成除了发展农业以外,负责推动全面经济发展的实权机构,再加上尹仲容在1958年3月,兼任行政院外汇贸易审查委员会主委,其后又身兼台湾银行董事长,使他一时兼管外汇、贸易、金融等三项攸关国计民生的重大事务,将美援、外汇、金融、贸易、经济设计及执行等权责集于一人,因此尹仲容得以大刀阔斧从事多项重大财经改革,建立现代化经济的制度和基础,成为开创1960年代高速经济成长的关键因素。

开启第一次台湾经济自由化运动

1959年,尹仲容为了适应新的经济情势,以及预期美援可能在不久之后结束,因而判断台湾必须及早自力更生,于是尹仲容提出“加速经济发展计划大纲”,与美方多次磋商,产生了“十九点财经改革措施”。当时主要的政策方向是:第一,解除不必要的经济管制,使经济体制自由化;第二,进行外汇贸易的多项改革,拓展贸易新局;第三,进行财经制度的变革,铲除经济发展的障碍;第四,颁布《奖励投资条例》,吸引国内外的投资,厚植经济发展的根基。

这一阶段的重大财经决策,是先由财政部长严家淦、经济部长杨继曾和尹仲容三人所共同讨论决定,再呈行政院长陈诚做最后定夺,如遇特别重大的财经政策,陈诚会向蒋中正总统报告后才定案。

曾经担任尹仲容秘书多年的王昭明,对这时期的决策模式有一段鲜明的回忆。王昭明说:“当时的行政院长兼美援会主任委员陈诚,遇到重大财经决策问题就召开会议商讨,参加的有王云五、严家淦、尹仲容、徐柏园、杨继曾、李国鼎等等,会议多在晚间假信义路陈诚公馆举行。会议中如果出现不同意见的争论,通常都是由严家淦加以综合,而尹仲容则是会议中锋头最健的人。许多重大方案多由他提出报告,由于尹仲容在事前已对方案做过精深的研究,所以他报告的内容丰富扎实。可惜他有两个坏习惯,一是他引用过多的专门术语,对不具财经理论基础的人来说,有时会觉得陌生或了解不足,二是他常用英文名词,对外语能力不强的人而言,接收讯息不易,因此有几次陈诚听取尹仲容报告时,面露不悦之色,迟迟不下结论。这时严家淦会照例发言,再加综合复述一遍,内容和尹仲容的报告没有任何出入,只因为严家淦口齿清晰,对专业问题以深入浅出的方式表达,比较让人容易听得懂,所以马上可以说服陈诚接受。尹仲容和严家淦的这种搭配,在当时的重大财经决策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尹仲容最大的长处是尊重专家,以科学精神来拟定经济政策,而且他知人善任,提拔后进,为国家培养了不少财经决策人才。

为什么说尹仲容对台湾经济奠基有很大贡献,是1950年代主导台湾经济发展的关键人物呢?

一生为国奉献的尹仲容,字国佣,湖南邵阳人,生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1925年毕业于交通大学电机系,因为成绩优异,由学校保送进入交通部电政司任职。1930年,尹仲容升任科长,随即被拔擢为帮办,对电政革新贡献良多,举凡制定电政制度、开辟全国长途电话网、邮电机构合设等,都是出自尹仲容的规划和设计。1936~38年,尹仲容出任中国建设银公司协理,主持该公司水、电力投资、开发业务,像西安、南昌等大都市的水电业,都是经尹仲容之手创办完成。1939~45年,尹仲容担任资源委员会国际贸易事务所纽约分所主任,负责抗战时期国防物资的采购,而后调回中国物资供应公司,担任通讯器材组组长,主办通讯器材采购业务。1945年冬,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院长,尹仲容应邀担任行政院秘书、参事,襄赞枢机等职务,并协助策划战后生产和交通事业的恢复与兴建。1947年到1949年,尹仲容重新回到中国建设银公司担任常务董事,再度主持该公司有关经济建设的各项投资,同时兼任淮南矿路公司执行董事,对当时煤炭的供应和交通的维持贡献很大。

实施市场经济,扶植民营企业

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播迁来台之后,如何将日治时代的重大产业加以整编重建,是当时最为浩大的工程。此时,尹仲容开始主导台湾经济发展,他全力从事战后经济重建工作,迅速恢复生产。在生管会时代,通货膨胀严重,并且外汇短缺,尹仲容运用有限资源,不分公营与民营企业,凡是有助于国计民生物资之生产及出口者,尹仲容均大力扶植,帮助他们迅速恢复生产。尤其是电力与交通运输,因为是经济运转的枢纽,尹仲容更是全力以赴。当时,台湾银行开出的信用状,在国际上已有拒收的情况,而尹仲容竟然用光了台湾银行不到二百万的外汇存底购置发电机,供工业发展之用,由此可知尹仲容识见之远,魄力之大。

而“耕者有其田”政策也是完成于尹仲容之手。政府在1949年实施三七五减租政策成功之后,随即进一步实施耕者有其田政策,而执行这个政策所需向地主收购土地的资金,一部分来自土地实物债券,另一部分来自台泥、台纸、工矿、农林四家公营公司移转民营的股票配给。由于股票配给复杂,拖延难决,一直拖到1953年底还没完成,尹仲容不只一次在会议中宣布,“1953这一年一定要完成这四家公司移转民营的手续,绝不再拖延”。因此在尹仲容的坚持下,最后果然在该年完成了台泥等四家公营事业移转民营化的手续,顺利筹到购地资金,逐步完成耕者有其田政策。

在发展台湾领导部门工业方面,尹仲容选择了电力、肥料和纺织这三个举足轻重的经济部门率先发展,以带动全局,使台湾经济起飞。尹仲容认为,电力关系到整个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发展;肥料关系民食;纺织关系民衣。而肥料和纺织在国内都有强烈需求,在未发展前须耗费大量稀有外汇从国外进口,于是尹仲容大力推动代纺代织政策,使纺织业者获利丰厚,累积了很多资本,转投资到其他工业,促成台湾经济的全面发展。举凡裕隆、远东、新光、大和、台南帮等大财团,无一不是起家于纺织业,亦无一不起家于尹仲容的纺织政策,而尹仲容当时却必须独立承受外界对他“官商勾结”的批评。

台湾经济发展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为实施市场经济与扶植民营企业发展,而尹仲容在当时不断运用他所主持的金融机构,如中信局和台湾银行,以及他所掌握的资金来源,如美援资金,来扶植民营企业发展,有时并担任发起人的角色。尹仲容运用金融机构或美援机构的力量,提出发展新工业的构想,并研拟出具体的投资计划,然后再交由民间企业家承办,台塑和新竹玻璃的创业即为典型的例证,这也就是今天所谓的“国家队”。

工业发展、对外贸易双管齐下

尹仲容的本行是电机,而不是经济,但他却从实际体验与观察中得知,出口贸易与工业发展对整体经济繁荣有密切关系,于是尹仲容在致力于发展国内工业的同时,也致力于出口贸易的推动。尹仲容在1950年5月赴日,与盟军总部谈判中日贸易协定,历时三月定稿,解决了当时对外贸易总额的百分之七十,并且奠定以后九年间中日双边记账贸易的基础。当年,第一次输日货物出口港为高雄港,尹仲容亲自到高雄监督运装船,使货物得以如期运抵日本,之后对日贸易的政策,即由尹仲容主导负责。而后尹仲容入主外贸会,更倾全力于出口贸易的扩展,台湾对外贸易的发展,尹仲容贡献良多。

1958年3月,尹仲容接掌外汇贸易审议委员会,随即自同年4月12日起至1959年8月止,尹仲容对外汇、贸易管理政策作过三次重大改革,逐步建立自由贸易制度,取消数量管制和复式汇率,恢复价格机能,并调整汇率使其比较接近真实的程度,采取部分有弹性的汇率,以取消对进口物品不必要的变相补贴,和对出口物品的变相课税;同时采取许多鼓励出口的措施,使出口事业可以获得足够的诱因,刺激国内经济发展。

此外,尹仲容所主持的美援会草拟了加速经济发展计划,制定了十九点财经改革措施,颁行〈奖励投资条例〉,并与有关机构合作,解除了很大一部分在非常时期的经济管制,使市场机能得以充分发挥,投资环境得以大幅改善,奠定了1960年代及后来台湾经济高度发展的基础。

勇于开创的尹仲容精神

综观台湾经济起飞的这关键性十年,尹仲容推动一期又一期的四年经建计划,他以美援配合,鼓励民间投资新兴工业,培植玻璃业,水泥业、人造纤维等民间业者建厂投资,藏富于民。曾经在台湾排名前几名的大企业,如台塑、台泥、新光、远东、裕隆……等,几乎部是得力于尹仲容的政策性扶植,才能建立起规模庞大的企业王国。而1950、60年代,正是台湾企业深赖政府政策的支持与辅导时期,尹仲容以与利为先的气魄,打破“图利他人”、“除弊为念”的传统官僚气息,这种勇于开创的精神,是至今工商界人士所深深怀念的“尹仲容精神”。

过去曾为尹仲容部属的王作荣认为,尹仲容为政府所建立的新气象,比对台湾经济发展所作的实质贡献更重要,因为尹仲容主导当时政府的财经决策时,不断接受各种新观念和新理论,不仅如此,他还对官员及社会大众灌输这些新观念和新理论。尹仲容以他对政府整体的改革企图,及勇于决断、勇于负责的精神,为当时政府及民间注入一股活力,而那种竞相求新求变,也竞相推动新政的气氛,使社会充满了蓬勃向上的朝气,造成一股中兴的气象。而尹仲容居于领导地位,他以身作则,率先作起。

为台湾经济奇迹奠定基础的尹仲容,几乎将他的一生都卖给了国家。尹仲容一向主张“做大事,不做大官”,他做事很少考虑到自己,只想着对国家社会有没有好处。不过,当尹仲容抱持着强烈的使命感为国奉献之时,他却一度因为“扬子木材公司贷款案”而招来渎职舞弊、官商勾结的诬陷,当时尹仲容曾为了“扬子案”而气得吐血,由此可知这个案子对他打击之大。虽然很快还其清白,尹仲容还是毅然辞去官职,静待司法调查,展现了他从政应有的风骨。

“扬子案”解甲归田

这一段辞官风波,源起于1955年3月15日,那时立法委员郭紫峻在院会中向当时的行政院长俞鸿钧质询“扬子案”,此案涉及当时的中央信托局长兼经济部长尹仲容,和扬子公司董事长胡光麃官商勾结。3月19日,行政院长俞鸿钧将此案转饬最高法院检察署依法侦办,同一天,尹仲容出席监察院报告胡光麃贷款案处理的经过,并向行政院呈辞中央信托局局长和经济部长二职。这件喧腾一时的案子,经过七个多月的审理,台北地方法院终于在同年10月21日,宣判尹仲容无罪而曲终幕落。尹仲容光明磊落的胸襟和勇于任事的态度,最后还是赢得后人的尊敬与掌声。

在尹仲容辞官的这两年期间,表面上他赋闲在家、生活平静,不过,尹仲容曾经对王昭明说:“郭嵩焘是个有世界知识的人,他的胆识才华远在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之上,可是他的抱负因为曲高和寡,并未能发挥。”“德国经济复兴之父欧哈德,要是生在中国,也许和八、九十年前的郭嵩焘一样,也是没有办法。”尹仲容对发展国家经济有一套完整的构想,突然遭到“扬子案”的挫折而归隐山林,所以他很自然的想为湖南同乡前辈郭嵩焘写传记,或许这正是一种心情的投射作用吧!

尹仲容一生忠勤谋国,他身兼外贸会、美援会和台银三项要职,都是最繁重、对国计民生影响最大的工作,正是“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知我者谓我心忧”的最佳写照。他在公务上所做的一切,不仅对政府负责,也对全国国民负责,对后世百代也能交代。他择善固执,凡是他认为应该做的,他就只考虑国家利害,不计较个人毁誉得失就去做了。对于各就本位利益打算的工商业者,他当然不能尽如人意,甚至有时还会当面斥喝,给人难堪,但是他已经决定的,他就一定会负责到底,无论如何困难,再怎么险恶的遭遇,他都以“铁肩”一肩挑起。所以工商界纵然有少数人未必喜欢他,但是没有一个人不敬佩他。以前尹仲容在中信局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副谭伯羽写的对联:“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不正是尹仲容做为国家公仆,可以理直气壮、不怕得罪人的凭借所在。

剃刀嘴豆腐心,多做事不怕错

在往日部属的眼中,尹仲容是一个个性直强的长官,他讨论问题时咄咄逼人,好像只有他能讲的气概。和尹仲容一起工作长达十二年之久的王昭明指出,其实尹仲容是热心,所以愿意表达自己的意见,因此王昭明说他是“剃刀嘴,豆腐心”,嘴巴像剃刀一样锋利,心中却充满爱心,爱国家、爱社会、爱父兄、爱朋友,而且他是出了名的孝子。王昭明表示,尹仲容是一个性情中人,有时他在开会中会与人争吵,但是争吵过后拍拍肩膀又是好朋友,他会先示好说:“打桥牌去吧!”

尹仲容的昔日部属,2001年去世的李国鼎也认为尹仲容为人刚直,对国家的意见能虚心接受。李国鼎记得1954年的时候,当时蒋硕杰和刘大中都在国际货币基金(IMF)做事,他们向尹仲容建言,认为台湾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体制,如果要经济稳定发展,一定要采用“单一汇率”。当时尹仲容不但接纳他们的意见,并且还以政策大力促成汇率单一化。

谈到蒋硕杰对尹仲容的影响,不能不提1952年蒋硕杰由IMF返台休假拜会尹仲容的往事。蒋硕杰在IMF工作,待遇条件较为优渥,每三年可以休假一次,并且由IMF提供旅费来回美国与台湾。一九五二年蒋硕杰返台休假,由当时驻美技术团副主任李干(曾任台湾中央银行副总裁)介绍,前去拜会中央信托局长尹仲容,但两人沟通不良,这场会面并不愉快。

尹仲容阅历丰富,经验过人,认为计划经济理所当然,不认为有何问题需要特别注意,在这种情况下见到“自由经济学者”蒋硕杰,两人自然话不投机。蒋硕杰回忆,他拿着李干写的介绍信去拜会尹仲容,但双方谈得不很愉快。他后来形容这场会面:“起初他(尹)好像对经济学不很重视,所以我跟他说话,还没有什么东西谈得拢。”蒋硕杰个性强且有学者自信,尹仲容是党政精英出身,双方难起共鸣,蒋更将尹仲容定位成技术官僚,觉得“没什么好谈的”。

离开时,蒋硕杰将自己带去的一本由英国经济学家米德(J.E.Meade,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的《计划与价格机能》(Planning and Price Mechanism),送给尹仲容。他特别对尹说:“James Meade这个人你可不能等闲看待他,以为他只是个书呆子,只是个大学里的arm-chair economist(意指光会空想的经济学家)。第二次大战期间,英国全国的经济政策都由战时内阁制定,他身为内阁的经济处副处长,战后升成正处长,管的事情很多,经验很丰富,看这本书你可以得到他真正的经验之谈。”

米德是自由经济学派的倡导者之一,在该书序言中就强调,希望这本书可以推动自由社会主义的“中间路线”,用以阐明他对是否采行经济计划的立场。蒋硕杰推荐这本书,希望尹仲容注意到价格机能对于市场自由调节的机制,不需计划者过度的干预。

尹仲容有个优点,只要真的能够对国家有好处,他不因人废事。尹仲容和蒋硕杰当时不欢而散,但他在两周内读完蒋硕杰的赠书,却能吸收领会,立刻抓住价格机能的重点,更将书转给当时他所在的工业委员会各处主管参考,积极的态度让蒋硕杰印象深刻。一九五四年,尹仲容亲自写信向IMF“借将”,请IMF同意让蒋硕杰和刘大中回国,就经济政策提出建言。透过蒋硕杰和刘大中的建议,尹仲容主导台湾经济的第一次经济自由化运动。

尹仲容深切理解到价格机能将决定生产资源的配置,以及让市场自由淘汰,才能发挥产业的生产效率和竞争力。早年台湾轻工业常被称为“摇头工业”,说明工业产品的品质低落,“该摇头的(如电风扇)不会摇头,而不该摇头的(如电灯泡)却摇头”,电灯泡可能一两周后就不亮了,想要换灯泡时却一碰又亮了,轻轻旋转底下的铜座以为是接触不良,结果掉下了上面的玻璃罩。大家看到这样的品质,也不得不摇头叹气。

尹仲容为了改良灯泡品质,规定品管不良的摇头或劣质电灯泡一律没收,

结果没收了两万一千多个“摇头”电灯泡,集中销毁,大大引发了商家的怒火,但尹仲容依然照做。

为维持台湾产业生存,政府不降关税、不愿全面开放灯泡进口,又不设限

本地业者设厂,导致市场上电器商联合垄断,充满让消费者叹气的“摇头电灯泡”,这种政府政策“看得见的手”保护产业,导致劣质产品充斥市面,如今由尹仲容“看得见的手”加以销毁,他写报告向上级特地说明此事,业者知道没了保障,不得不加以改进。也因为必须重新制作品质较好的灯泡,业者必须向台湾的玻璃业者订购原料,也使得台湾玻璃工业,透过此一事件,逐步成长。

在产业发展上,台湾选择了一条不同于全球惯性模式的路线。经过多年战

事,台湾经济不振,国民党迁台后将台湾作为复兴基地,力图振衰起敝,此时开始有不同的声音。一派是传统路线,许多工程师都认为,战后的建设要从重工业开始,因为重工业是工业的根本,从做重工业开始,未来工业一定成长茁壮。

不同的道路:重轻轻重

对这项说法,蒋硕杰深表反对。早在任教于北京大学时,蒋硕杰便开始探

讨开发中国家的产业发展问题。他认为这套说法是忽视了一项事实:战后世界已经是一个自由贸易的世界,无论是轻工业或是重工业,所生产的产品都可以在世界市场上经过贸易交换,成为各国民众所需要的商品,因此各国只需要生产自己最适合的产品,不需要特别在意是否为重工业或轻工业。

蒋硕杰主张以“重轻轻重”的经济发展模式,反对过去“重重轻轻”的经

济发展策略,让台湾不走国际间计划经济路线、强调以重工业带动其他产业的政策,采行以轻工业为基础,配合推动贸易自由化、鼓励出口、推进国内外工业合理分工的自由经济政策。他觉得,经济落后国家应该“先办轻工业、再办重工业”。轻工业可以很快地取得回报,提升所得,从而扩张有效需求。再配合政府正确的储蓄政策和利率政策,人民的储蓄也会和有效需求同步成长。等储蓄提高、投资资金来源稳定之后,新的投资自然会选择资本密集度较高的产业。如此循环下去,重工业也会逐步发展起来。

巧合的是,尹仲容也强调重视民生工业(轻工业)的发展。认为落后国家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特别偏重重工业,往往引起经济的不平衡与脱节、通货膨胀、过度降低人民生活水准等紊乱现象,即令成功也是得不偿失。这种观念与蒋硕杰主张的重轻轻重,正互相对应。

1953年,尹仲容改任行政院经济安定委员会工业委员会召集人,运用美援资源,发展国内化工、食品、交通、电讯,以及一般工业。之后先后出任财政部长的李国鼎与费骅,此时都在工业委员会服务,经济安定委员会拟定出第一期四年经济建设计划,据此向美方申请美援,并且协助国内企业申请融资贷款。

次年,尹仲容受副总统陈诚赏识,任命为中央信托局局长兼经济部长,他

规划执行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政策,改革外汇贸易措施。在进口替代信念下,他强调“进口布不如进口纱,进口纱不如进口棉”的主张,管制日本布料进口,改进口棉花,扶植国内纺织业的发展,台湾许多知名纺织事业就从此时开始站稳发展的脚步。另外,在外汇贸易措施下,他放宽外汇管制、鼓励出口,迅速促进台湾塑胶、玻璃工业的成长。另外,他也配合“耕者有其田”落实自由经济,将原本国营的水泥、纸业、农林、工矿四大产业转由台泥、台纸等民间企业经营,以促进经营效率。

当工业委员会向美方申请聚氯乙烯塑(Polyvinyl Chloride, PVC)计划时,尹仲容更主张不由政府主导,而交由民间企业经营。尹仲容透过台湾银行放贷纪录,发现王永庆是当时的存款大户,他鼓励王永庆投资产业,成就台湾塑胶公司的发端,更是台湾石化业的开始。历经数十年的发展,台塑从全世界最小的聚氯乙烯公司,跃升为世界龙头。美援贷款支持的企业大都相当成功,不仅奠定民间经济的活力,更提升全民生活水准。

形体虽远、精神常在

尹仲容这位金融家、经济专家,平日自奉甚为简约,一袭咖啡色与藏青色的西服轮流穿着,而他脚上的一双旧皮鞋,一穿就是两年。他洁身自爱,两袖清风,他因“扬子案”辞职后清廉自守,靠着夫人养鸡贴补家用。他身后萧条,家中仅存若干旧书籍而已。

根据尹仲容的胞弟尹叔明追忆,尹仲容自小天分高又勤奋好学,从小学一直到大学,每年寒暑假,他总是要将下学期的课程提前预习,而且绝非浮泛阅读,是脚踏实地的将习题完全作出。尹仲容不但精通电机工程和数学,他对中西文学亦有独到之处,他对旧文学的经史子集、诗词歌赋无所不窥,并动于温习四书五经,即使在三等火车里也高声朗诵,旁若无人,要是他读完了带来的书籍,就背诵四书五经中他认为最合适的段落子句。

尹仲容事亲至孝,平时不愿与他的母亲分食一梨,因有“分离”之意,虽然迷信,但是他的孝思却完全发自内心。为了博取父母兄弟姐妹的欢笑,尹仲容经常在家庭聚会中模仿各地方言,讲各地故事,以取悦家人。

外表严肃、内心宽厚的尹仲容有一句座右铭:绝对不可有“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心理,应抱持“多做事,不怕错”的勇气,只要不是存心犯错!从这短短的几句话中,就能看出一代财经巨擘尹仲容的器识与担当。

哲人远去,尹仲容已经去世五十七年了,他对台湾经济发展所奠定的基础,在他所培训的一批财经决策接班人的努力下,缔造了日后的台湾经济奇迹,使台湾这块弹丸之地,能以她强大的经济实力,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这一切,都可说是“台湾经济发展之父”尹仲容的德泽。在1963年尹仲容去世之后,由于自由化开展处处掣肘,后来者纷纷赶上,台湾经济逐渐陷入困境,让人不禁更怀念尹仲容所领衔的那次轰轰烈烈的“第一次经济自由化运动”,何时能重见此种大魄力呢?

责任编辑:朱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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