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0年06月01日讯】（大纪元记者吴馨编译报导）澳大利亚政府因呼吁对中共病毒真相进行独立调查，中共大外宣开足马力宣传虚假信息，挑动澳洲民众对政府的质疑，并挑拨美澳联盟。澳州专家呼吁，志同道合的国家应联合抗共。
阿什雷·汤森（Ashley Townshend）是悉尼大学（University of Sydney）美国研究中心（United States Studies Centre）的外交政策与国防部主任。近日，美国专业军事网站“War on the Rocks”发表了汤森的评论文章：《疫情下中共横眉竖眼对澳洲》（China’s Pandemic-fueled Standoff with Australia），他在文章中指出，中共战狼式的攻击让澳大利亚民众讨厌中共，也让全球其它志同道合的国家吸取教训，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对抗。
中共胁迫展现两大趋势
自澳大利亚朝野两党于4月20日呼吁政府就中共病毒（武汉病毒、新冠病毒、COVID-19）进行独立调查后，澳大利亚成为了中共使用虚假信息和经济胁迫的最新前沿。
汤森表示，在澳大利亚外长马里斯·佩恩（Marise Payne）呼吁对病毒起源和传播进行独立审查之后，中共的宣传机器超速运转，北京和驻澳大利亚各地的中共外交官员被调动起来谴责堪培拉执行华盛顿的命令，并将公共卫生危机政治化，从而对澳大利亚的呼吁进行抹黑。
中共驻澳大利亚大使成竞业也参与其中，并用经济贸易威胁试图让堪培拉放弃调查呼吁。在这场对峙中，中共还泄漏成竞业与澳大利亚外交部常务部长之间谈话的单方面信息，破坏外交礼节和专业惯例。几周之内，北京禁止从四个澳大利亚生产商进口牛肉，并对澳大利亚大麦征收高额关税。
汤森指出，中共试图逼迫澳大利亚说明了两大相关趋势。一方面，这是北京“中共病毒信息攻势”的严重案例，其目的是转移对中共疫情处理的批评。中共对关键事实进行不确定性炒作，在澳洲事件中主要对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独立性提出质疑。另一方面，这也是北京长期向堪培拉施压的一部分，要求澳洲不采取不符合中共利益的政策，并对美澳同盟关系挑拨离间。
北京在这两个方面所使用的手段包括虚假信息、经济杠杆和有针对性的影响力行动，以挤压和约束堪培拉的政策选择。汤森指出，尽管中共挑衅澳大利亚并非首次，但此次有关中共病毒的对峙标志着过去行为的升级，涉及到虚假信息和经济胁迫的结合，力度强大而直接。
汤森认为，中共此次挑衅或许有点过火，但对峙仍然使澳大利亚的政策变得复杂化，并为堪培拉、华盛顿和其它国家今后如何应对类似挑衅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
中共抹黑澳大利亚 三管齐下
汤森在文章中表示，每当澳大利亚在中共反对的问题上表示立场时，北京都会连续发出虚假信息作为反击。原因很明确：堪培拉良好的国际地位使其声音具有高度的合法性，从而为其确立的政策立场和原则提供了可信度。这对北京来说是危险的，因为堪培拉可以鼓励其它国家效仿，并且很难将外交摩擦归因于纯粹的中美关系。因此，北京谋略了几种抹黑堪培拉声誉的策略，将澳大利亚描述为美国的“奉承者”；指责澳大利亚将问题政治化；并将中共自己描绘成受到伤害却很负责的一方。在中共病毒危机的对峙中，中共对澳大利亚三管齐下。
虚假信息传播始于4月20日，也就是佩恩要求进行独立审查的第二天。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北京否认佩恩的言论，并指控澳大利亚“附和某个国家跟风炒作”。
当天晚些时候，《环球时报》发表文章称堪培拉“抄袭美国”呼吁调查，缺乏“独立的外交政策”。随后几周更多类似的文章被发表。中共大使馆官员和媒体评论员还将澳大利亚内政部长彼得·达顿（Peter Dutton）对中共透明度的担忧描述为“显然接受来自华府的指示”。所有这些都被澳大利亚媒体报导。至关重要的是，4月27日，成竞业重申了“奉承者”的说法，指责堪培拉“与华盛顿势力合作，发动针对中国（中共）的政治运动”。
汤森认为，将澳大利亚视为美国的附庸是中共最犀利的虚假信息手段。它针对的是澳大利亚的国内敏感问题，即澳大利亚作为美国盟友的外交政策独立问题，从而破坏澳大利亚民众对与美国利益重叠的政策支持。中共的这种策略通过煽动不确定性来运作，因为没有人能真正证明堪培拉没有按照华盛顿的要求行事，普通澳大利亚人在国内媒体报导中看到中共的“奉承者”说法，或者在亲北京评论员的回应中，会感到无所适从。
汤森指出，中共善于利用一些事实来编造故事，并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他举例说，在澳大利亚呼吁调查之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确说过，“将有一段时间来确定调查武汉发生了什么”。而达顿在呼吁透明度时也确实提到了美国国务院有关中共病毒传播的评论。但是这些事实根本谈不上堪培拉听从“华盛顿指示”的说法。相比之下，澳大利亚情报官员泄露他们怀疑川普政府有关中共病毒起源于中国实验室的事实，这强烈显示堪培拉并非依附于华盛顿。
在汤森看来，中共的另外两种抹黑策略是指责澳大利亚将国际公共卫生问题政治化，并将中共描绘成受害者。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在谈到澳大利亚时说：“当前，疫情在全球扩散蔓延……在这样的紧要关头，出于政治目的无端质疑，横加指责极其不负责任。”“任何对中国（中共）在疫情防控问题上透明度的质疑，既不符合事实，也是对中国人民为防控疫情付出巨大努力和牺牲的不尊重。”
汤森指出，这种典型的重复出现的虚假信息，在中共病毒对峙期间已经被中共媒体和官方声明广泛应用。这些令人误解的话题加在一起，渗透了澳大利亚媒体，企图让人们对堪培拉的立场优势产生怀疑。
抹黑升级成“战狼” 经济胁迫分裂民众
汤森指出，中共败坏他国名誉的策略屡见不鲜。同样的抹黑也被用来攻击堪培拉在南中国海、外国干涉立法、华为5G禁令以及新疆维吾尔族困境等问题的立场。但在中共病毒问题上，北京的手法有所不同，中共针对澳大利亚的造谣运动强度有所升级，达到中共外交的“战狼”高度。一方面是官方指控的直接性。除了“不负责任的言论”，“根深蒂固的偏见”和“冷战思维”的一贯性指控之外，中共针对所谓堪培拉对华盛顿的默从进行了煽动性指责。这些包括，中共大使馆激烈指责澳大利亚政要正在“与美国合作进行针对中国（中共）的宣传战争”，“这暴露了前者的无知和偏执，以及他们听从他人而缺乏独立性”。
升级的另一个方面是中共大使成竞业亲自散布虚假信息的方式。汤森写道：“北京官方代表习惯就争议问题传播官方意见，但是他（成竞业）关于澳大利亚角色的直接指控，包括‘奉承华盛顿’，‘夸大责备游戏’，以及‘采取政策以取悦某个国家’，都标志着他极度利用中共大使馆来影响澳大利亚国内的政治辩论。”
但汤森指出，这次中澳对峙中凸显的最严重升级是成竞业有关中国消费者抵制澳大利亚产品的威胁，以及北京随后的政策跟进。成竞业在接受澳洲媒体采访时发出威胁，即如果澳洲继续呼吁独立调查，那么澳洲的旅游和教育收入将受到影响，澳洲的葡萄酒和牛肉出口也会受到影响。在几周内，中共禁止了从四个澳大利亚屠宰场出口的牛肉，并宣布对澳洲大麦征收80%的关税。
汤森表示，这些威胁和经济胁迫行为之所以令澳洲人震惊，原因有三点。首先，这些威胁是公然的。虽然中共曾不断对堪培拉施加过压力，但中共从未公开威胁过。其次，这些威胁经过调整确保了可信度，也就是说，中共可以通过法规、海关和其它干预措施来实现对澳洲旅游业、教育界、葡萄酒和牛肉的威胁。
汤森指出，仅牛肉禁令就将使澳洲经济损失约10亿澳元。最后，所有这些结合在一起的方式，标志着北京首次将经济威胁与有针对性的虚假信息运动结合起来。在中澳对峙事件中，中共在实际升级战略上使用了这些策略。
汤森还特别指出，中共大使馆为了影响舆论，惊人地违反了外交协议，它们泄露了成竞业与澳大利亚顶级外交官孙芳安（Frances Adamson）之间的私下对话版本。同时，中共的虚假信息代理人制造了否认、愤慨和反复威胁的混合声音。
汤森认为，这些混杂的信息和威胁的扩散似乎是为了实现北京的首要目标：在普通澳大利亚民众中制造对经济胁迫现实的疑惑，并将中澳紧张关系归咎于堪培拉对中共病毒调查的呼吁。
中共形象大损 西方国家须联合对抗
尽管如此，汤森认为现在判断中共是否成功抹黑澳大利亚的政策或攻击美澳同盟还为时过早。一方面，北京毫无分寸的责骂和威胁已经损害了其在澳大利亚的公众形象。中共通过在澳洲媒体传播虚假信息，诱导澳大利亚民众不断猜测，但也因此暴露了中共要想强烈控制堪培拉的意愿，并强势地试图影响澳大利亚的政策，这可能会加速澳大利亚公众厌烦中共。此外，由于大多数澳大利亚人认为对中共病毒进行独立审查是防范全球大流行病的合法、明智且正常的方式，因此澳洲政府的这项举措很可能会得到公众和两党的支持。
另一方面，汤森认为，无论中共狼战式的战术多么笨拙，中澳对峙可能已经引起了澳洲民众的关注，也同时让民众关注美澳联盟。
那么，澳大利亚和其它国家可以从中澳僵局中学到什么，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中共虚假信息和经济胁迫呢？
汤森认为，迄今为止，澳大利亚最强大的防线是两党早期对堪培拉立场的支持。在澳洲外长佩恩要求进行调查的24小时内，在野党的影子外长黄佩妮（Penny Wong）表示了支持，总理和反对派领导人也紧随其后。这为抵制因中澳对峙而引起澳大利亚国内政治分化提供了保障。
汤森认为，如果堪培拉在呼吁调查之前能征求更多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的支持，或许不会受到中共如此强势的攻击。他写道：“这里的教训很明确：当志同道合的国家被分裂时，中共的胁迫效果最佳，因此各国政府应在采取立场之前先争取进行联合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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