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瘟疫下 强制封锁的三个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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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0年06月15日讯】(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Mark Hendrickson撰文/林达编译)中共病毒大瘟疫及其随后的政府应对策略——强制封锁,对经济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对美国人的影响有几个方面。

大多数美国人挣扎在破产线上;而经济上有保障的富人,度过这一时期并非难事,他们有时间去做个人反省和提升,虽然这可能不是其首选。

无论这一系列危机的影响如何,今年春天,我们学到了(或应该学到)三大政治教训,这些教训将影响到我们所有人的未来。

教训一:来自中共的威胁

中国共产党(CCP)带给美国及世界的威胁已不可忽视。

尽管认知程度有不同,美国人已认识到共产党的残忍:中共对美国已开战,表现在:贸易战、盗取知识产权战、全面摧毁战。

很少美国人知道,中共在迫害穆斯林维吾尔族少数民族——逮捕关押了超过百万人。

他们未经起诉、中共强行将他们的家人拆散、将其关在“再教育”集中营。与之相仿,也没有几个美国人知道,中共令人发指的罪行:为活摘器官出售而杀人夺命,其对象是法轮功修炼者和政治犯。

中共还有一个著名的邪恶例子:赤裸裸地剥夺香港居民的人权和自由,香港人的街头抗议从去年夏天已延续到今天。

但现在,美国民众没有理由再度忽视中共政权明目张胆的恶意及其强加于美国人的威胁。

傲慢的中共集权政府对其侵略意图甚至不再加以掩饰。中共在此次大瘟疫期间的拙劣表演,剥去了它一切伪装。

中共做出了一个冷血决定,不让世界其它国家知道正在大流行的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相反,却允许受感染的武汉人旅行全球,意在将中共病毒扩散至全世界。如果这不是敌对行为,那又是什么?

毫无疑问,中共蔑视所有的人。中共政权的喉舌——《环球时报》主编公然侮辱澳大利亚,说这个自由国家就像“中国鞋底上粘着的口香糖”,以反击澳洲对中共病毒的应对。其对美国的攻势更具攻击性,大言不惭地宣称是美国导致了这场瘟疫。

我们对所有这些充满仇恨的言行并不惊奇。记住:列宁本人曾公开宣称:“仇恨是共产主义的基石。”

一些天真的人认为,只要我们对中共好,它就会做出善意的回应。对不起,共产党人不是那样的,这违背了其无神论的教义。

20世纪20年代初,美国粮食援助避免了苏联的大饥荒,作为回报,苏联政权将我们列为头号敌人。

列宁曾经轻蔑地宣称,资本家向共产党人出售绳子,后者则用绳子把前者绞死。但是,共产党人不会轻易卖给我们所急需的东西,比如大瘟疫期间关键的药品或口罩。

结论:我们需要懂得,共产主义病毒毒过新冠病毒1万倍!我们急需彻底思考和中共伪政权的所有关系。

教训二:社会主义的无能

美国政府对中共大瘟疫的应对措施,反映出社会主义的无能,以及中央计划经济的不可行。不出所料,紧急纾困措施的实施是一部名副其实的悲喜剧:

1. 美国纳税人虽然拿到了纾困支票,却不能在许多商店使用,而只能蹲在账号里——除非你失了业。用它来交房租后,才能开放使用该支票。

2. 许多工人的失业救济金超过其工资。这对复工造成极大阻碍,反过来又危及到提供就业的小企业的生存,而国会原本希望挽救这些小企业。

3. 向不合格的借贷人发放了数千笔贷款。仅小企业管理局在14天内发放的贷款就比前14年还多。你能想像有多少亿美元被浪费掉或分配失当吗?

4. 贷款机构被勒令暂停收取抵押贷款,而对以后怎样收回积攒的大额贷款全无交代,并且,对以后因执行国会命令所引起的起诉也缺乏保障。

5. 美国企业主因敢于在政府开绿灯前复工而被捕,与此同时,政府却为不使罪犯感染病毒而将其释放。

结论:社会主义是经济的病毒,而非满足人们经济需要的灵丹妙药。

教训三:激进的绿党

第三个教训与第二个有关。听到激进的绿党在今春经济放缓中欢欣鼓舞,这令人无话可说。

《科学美国人》报导,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3月底公开表示,“疫情大流行可能会带来一个机会,让我们重建全球经济,引导复苏走向更持续的道路。”

换句话说,绿党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名义(该党对此种减排的执着实际上是有害的,因为二氧化碳排放对环境有益),想要让经济活动进一步减速,放缓的程度甚至要超过我们所经历的,疫情大流行造成的影响。经济繁荣与石化燃料消耗齐头并进,而他们并不在乎。

结论:如果你喜欢像过去几周那样生活,那就投票给绿色政客吧。但如果你喜欢健康的经济增长,那么绿色不适合你。

冠状病毒及其后果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国内社会主义和绿色狂热主义的危险性。这些是花大价钱买来的教训。让我们不要淡忘,尤其在付出了如此高昂的代价之后。

原文Three Lessons From the Pandemic and the Lockdown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马克‧亨德里克森(Mark Hendrickson)是一名经济学家,最近从格罗夫城市学院(Grove City College)退休,他仍是信仰和自由研究所(Institute for Faith and Freedom)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研究员。

本文所表达的是作者的观点,并不一定代表《大纪元时报》。

责任编辑: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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