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黑皮书》第四部分 亚洲的共产主义:在再教育与大屠杀之间(83)

《共产主义黑皮书》:知识界的毁灭

作者:让-路易斯‧马格林(Jean-Louis Margo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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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0年06月21日讯】因此,起初冲突是相对无风险的。面对党深陷冲突的潮流,知识分子被毛的肆无忌惮所震惊,害怕谴责他们所见的一切。他们及与其相关的一切──书籍、绘画、瓷器、图书馆、博物馆和纪念碑成为所有派系能够轻易达成一致的容易攻击的目标。

中共有长期的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传统,毛是一个特别显着的例子。各地红卫兵都重复着他的口号:“资产阶级是皮肤;知识分子是长在皮肤上的毛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结果,在未添加形容词“臭”的情况下,官员不会念出“知识分子”一词。从猪圈出来后,让.帕斯夸里尼有一次在清洗凉鞋时,一名看守告诉他:“你的头脑比那更脏,而且也更难闻!立即停止。这是一种资产阶级习惯。你该清洗你的头脑!”文革开始时,在教育方面,毛给了所有学童和学生一小本书,其中他谴责了所有五谷不分且“越学越笨”的教师。他赞成缩短学习时间和废除基于考试制度的选择性入学:大学是培养红色接班人而不是专家的,它们应该对所有红色出身的人开放。

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经历了数次自我批评,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了抵抗的意志。年纪较大的作家经常穿着搞笑的服装被游街示众数小时,直到他们因筋疲力尽而倒下,而年轻人则对他们进行辱骂和殴打。其中许多人就这样死了。其他人自杀,包括大作家老舍在8月自杀、巴尔扎克(Balzac)和马拉梅(Mallarmé)作品的译者傅雷在9月自杀。邓拓(Teng To)遇害;吴晗、赵树理和柳青死于狱中;巴金(Pa Kin)在软禁中度过了多年。丁玲十年的著作被没收和摧毁。这些造反杀手的虐待狂和狂热势不可挡;在厦门大学(福建),“有些教师再也忍受不了持续的抨击和批评,病倒了,差不多死在我们面前。我对他们没有怜悯。我只是怜悯少数跳窗自杀的人或跳进我们温泉被煮死的那个人。”约十分之一的教师被开除,还有许多人受到严重的恐吓。

各城市等待红卫兵的到来,就像等待暴风雨来袭那样,特别是在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运动期间。该运动由林彪于8月18日发起。寺庙被堵住(尽管很多都遭到严重损坏或同样被毁灭,这往往发生在公开的判决仪式﹝Auto-da-fé,译者注:西班牙宗教法庭宣判和处决的一种仪式﹞上),珍宝被隐藏,壁画被粉刷以得到保护,书籍被藏起来。京剧的所有布景和服装都被烧毁,为具有当代主题的样板戏(revolutionary opera)让路。样板戏是毛的妻子所要求的,将成为十年间唯一授权的文化表达形式。长城本身被部分摧毁,因为砖被从中移除以建造猪圈。周叫人将北京故宫部分用墙围起来,并由他的部队保护。各宗教团体受到波及;僧侣们被驱逐出五台山著名的佛教寺院,其古代手稿被烧毁,其60座寺庙中有好几座被部分摧毁;新疆维吾尔人的古兰经被烧毁;中国新年庆祝活动被禁止。在中国有着悠久历史的仇外心理被推到极致。一些墓地的“帝国主义”坟墓遭洗劫一空,一切基督教活动都或多或少地被禁止,上海外滩所有的英文或法文铭文都被凿掉。郑念──一名英国人的遗孀,曾在一名红卫兵从事征用任务时给了其一杯咖啡。她被问道:“为什么你非要喝外国饮料?为什么你非要吃外国食品?为什么你有那么多外国书籍?你究竟为什么这么洋化呢?”太把自己当回事的红卫兵认为,禁止猫、鸟和花等“革命能量的废物”是个好主意。总理本人被迫进行干预,以阻止本来会使红色交通灯意味着“通行”的立法。在上海等大城市,头发长或喷过发胶的人只要在街上被抓住,红卫兵团队就将其剃成光头;他们还撕碎太紧的裤子,扯掉鞋子上的高跟,撕开尖头鞋,并强迫商店改名;数百家商店都叫“东方红”、都充斥着这位领导人同样的肖像,导致居民们迷失了方向。任何没有顺从的人都会收到毛的一张照片。它被视为圣物,任何毁坏都被视为亵渎。红卫兵拦住路人,迫使他们背诵他们最喜欢的毛语录。许多人都害怕出门。

红卫兵周而复始的搜刮是数百万“黑类”家庭最艰难的时期。红卫兵洗劫并摧毁了许多房屋并进行肆意破坏,试图寻找虚构犯罪的证据,为地方当局、他们的组织或他们自己寻找银子和金子。羞辱、侮辱和殴打都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任何试图抵抗的人都受到严惩。哪怕表露出一丁点儿蔑视或嘲弄,或任何拒绝透露“珍宝”位置的行为,都会导致一阵殴打,往往以死亡告终,至少导致财产的大规模毁灭。红卫兵中也有数人死亡。人们经常被不同的红卫兵小组多次“探视”。为了不丢脸,最后到达的人往往会带走剩下的微量财物。这些财物是其他人留下的,目的是使这家人能够生存。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死亡无疑是因自杀而造成的,但是对这些死亡案例给出具体数字是不可能的;许多谋杀被弄得看起来像自杀。

不过,有些数据是可得的。北京的红色恐怖造成了约1,700人死亡,33,600座房屋被突然搜查,84,000名“黑类”被赶出该市。在上海,15万个寄宿处被接管,32吨黄金被缴获。在湖北省大工业城市武汉,21,000处房产被搜查,32人被殴打致死,62人自杀。真正的暴行时有发生。在首都南部的大兴区,325名“黑类”及其家人在5天内被谋杀──最年长的是80岁,最小的是38天。一名医生因“刺杀一名红类”而被处决──他的病人死于青霉素过敏反应。政府管理部门内部的“调查”,由装扮成红卫兵的警察执行,规模庞大,有时是蓄意谋杀:在对安全部的清洗中,有1,200人被处决;在调查刘少奇期间,有22,000人受到审讯,许多人被监禁;60%的中央委员会成员(几乎从未见过)和75%的省委书记被开除,通常也被逮捕。总之,尽管解放军内部禁止红卫兵,但在整个文革期间,1800万干部中有300万至400万人被监禁,40万名士兵也被监禁。在知识分子中,有142,000名教师、53,000名科学家和技术人员、500名医学教师以及2,600名艺术家和作家受到迫害,其中许多人被杀或自杀。在知识分子尤其众多的上海,据1978年官方估计,文革导致1万人死于暴力。(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译者:言纯均,责任编辑:张宪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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