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0年08月01日讯】台湾前总统李登辉30日因病去世后，人们对他的纪念如潮水般涌现在互联网上。被称为“台湾民主先生”的李登辉，对于中国民主运动也相当关注。据六四事件后被通缉的21名学生领袖之一、旅美牧师张伯笠披露，李登辉在六四后，曾经多次赞助中国海外民运。
在美国的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在个人推特发帖，推崇李登辉是“民主先生、台湾的巨人”。杨建利还分享李登辉在2019年5月发表《李登辉：关于六四天安门的中国民主发展契机》的文章提到，当时他刚接任总统一年多，北京爆发“六四”天安门事件，李登辉发表声明指出，“中共所采取毫无人性的做法，必将受到历史的裁判，为抗议中共以武力镇压民主运动，要以最沉痛的心情，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和人民，呼吁全世界所有爱好自由，重视人权的国家与人士，对中共暴行给予最严厉的谴责。”
李登辉说，为什么要支持学生的民主运动？原因就在于学生运动的本质既热情又单纯，不是为了哪一个个人谋求利益。他认为，中共领导人原本应该多听听年轻人的声音，培养他们成为未来国家的领导人。
事实上，李登辉不只是发表谴责声明，他对海外民主运动也以具体行动支持。
旅美牧师张伯笠在个人直播节目中忆及，1993年海外民运的民阵（民主中国阵线）以及“民联”（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举行“海外民运华盛顿合并选举大会”，当时大家公推德高望重的王若望接任合并后“中国民主联合阵线”主席。
张伯笠说，王若望是被中华民国接待待遇最高的海外民运人士。王若望到了台湾，李登辉亲自接见，完全不一样的待遇。“大家觉得王若望很好，台湾总统接见，还带回8万美金的会费。”
李登辉礼遇余英时 慷慨资助普林斯顿中国学社
张伯笠还举了另一个例子。六四之后好几位中国学生、学者流亡到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有个普林斯顿中国学社，台湾中研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希望他们能够在此过渡。所以包括刘宾雁、苏晓康、苏绍智，以及张伯笠、柴玲等人，在普林斯顿中国学社当了几年访问学者，访问学者需要经费，美国筹了一些钱，也有一部分是从台湾筹款。
“我在普林斯顿，我们普林斯顿大学项目，有一部分的钱也是李登辉先生给的。余英时先生在李登辉那里筹的。”
张伯笠称，余英时告诉他们，他到台湾就打电话给总统府，想见李登辉总统，总统府说“随时，只要余英时到总统府，李登辉总统就跟你吃午餐。”余英时事先已经安排多场演讲，只有一个中午有空，李登辉非常尊敬余英时，就约定那个中午见面。李登辉当时还劝余英时到台湾当中央研究院院长，但被余英时婉拒。
张伯笠：“余英时见到李登辉，谈了我们这批大陆流亡海外学者的情况，李登辉说‘这批人是中华民族的人才，我们理当保护，我们能做的尽量去做。’我们也很感谢李总统。”
不过，张伯笠自己在节目也承认，海外民运合并选举可以称为海外民运“转折点”，也可以称为海外民运“滑铁卢”，大家想用民主方法锻炼自己，很多人关系搞僵了。
李登辉对中国海外民运曾给予厚望，但是几次不愉快的接触经历迫使他决定保持距离。
1989两岸转折点 台湾、中国选择不同道路
曾在海外创办网络杂志《大参考》和《小参考》的李洪宽提出，虽然很多人认为李登辉是台湾民主先生，但是他认为李登辉只是忠实地执行蒋经国交给他的任务，搞民主化。因为美国的压力已经扛不住，所以蒋经国在离世前，精挑细选李登辉做接班人。
李洪宽说：“就是因为我们大陆发生八九‘六四’事件，当时李登辉已经接班，中国大陆极权专制，共产党更加腐败。台湾恰恰走上一条相反的道路，真的走上宪政民主的道路。中华民国《四六宪法》兑现，这兑现不是李登辉的创举是小蒋的决定。”
李洪宽说，在大陆长大的人，对国民党印象也不好。后来有幸离开中国，能够看到台湾真正的民主就是李登辉搞起来的，李登辉亲手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实践，让他们对台湾的观感逐渐改变。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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