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黑皮书》结语(144)

《共产主义黑皮书》:暴力传统与世界大战

作者:史蒂芬‧库托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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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1年01月04日讯】对马丁.玛利亚来说,知识分子某一派别的这场暴力行动代表“法国革命的幻想再现,是政治恐怖主义(与孤立的暗杀行为相对立)作为现代世界一种系统性策略的开始。因此,除了1789年到1871年西方革命传统所提供的最初合法性之外,始于下层的大规模起义之民粹主义策略,连同始于上层的精英恐怖之策略,在俄国合力给政治暴力增添了进一步的合法性”。

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俄国生活的共同特征的暴力,助长了处于社会边缘的这种政治暴力,正如埃莱娜.卡雷尔.当科斯(Hélène Carrère d’Encausse)在其研究专著《俄罗斯综合症》(The Russian Syndrome)中所强调的那样:“这个国家,在其空前的不幸中,对于学习其历史的学生来说,仍然是个谜。在试图揭示这一古老悲剧的根本原因时,在夺取或维持权力与政治谋杀的惯例之间,出现了一种特定的、总是具有破坏性的联系,无论它是个别的还是普遍的、真实的还是象征性的……这种长期的谋杀传统无疑创造了一种集体意识,它对一个包容的政治世界几乎不抱什么希望了。”

被后人称为“恐怖伊凡”(Ivan the Terrible)的君主伊凡四世(Ivan IV)于1543年让数只狗吞食了他的宰相、舒伊斯基亲王(Prince Chuisky)。当时,他只有13岁。1560年,他妻子的死使他陷入想杀人的狂怒,导致他怀疑每个人都是潜在的叛徒,并在不断扩大的圈子中消灭了他真实或想像中的敌人。他创建了一支拥有广泛权力的新的卫队,称为“直辖禁军”(oprichnina,译者注:系俄国历史上首个秘密警察组织),它着手在民众中散播恐怖。1572年,他肃清了“直辖禁军”的成员,然后杀死了自己的儿子和继承人。彼得大帝对俄国的敌人、贵族或人民几乎没有更多同情心,他也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儿子。

从伊凡到彼得,出现了一种牢固的传统。其中,绝对权力下的进步与对人民的奴役相连,而精英则同独裁和恐怖国家相连。正如瓦西里.格罗斯曼就1861年农奴制的终结所指出的:“正如随后那一世纪所显示的,此举比十月革命更具真正的革命性。农奴的解放动摇了俄罗斯生活的千年根基,而彼得和列宁都无法动摇它们:虽有所进步,但奴役仍然存在。”一如往常,这种奴隶制通过高度的持久性暴力已持续了几个世纪。

捷克斯洛伐克伟大政治家和1918年首任总统托马斯.马萨里克(Tomáš Masaryk)在革命期间频繁访问俄国,因此很了解这个国家。他迅速将君主时代的暴力与布尔什维克的联系起来。他于1924年写道:

俄国人,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都是君主制下的国民:几个世纪以来,这一直是他们的文化和他们所受的教育。他们除掉了君主,却无法在一夜之间摆脱君主制。他们仍旧穿着君主制下的制服,即使它是前后颠倒的……布尔什维克并未准备好进行积极的行政革命。他们想要的是一场消极革命。他们可以用它教义的狂热、精神的卑劣和文化的普遍缺失,作为从事诸多破坏行为的借口。让我尤其对他们有看法的一件事,就是他们以谋杀为乐,就像在他们之前的那些君主一样。

暴力文化并非强者独有的专利。当农民大众开始反抗时,他们对贵族进行了屠杀,从事他们自己的、着实野蛮的恐怖活动。有两次这样的起义在俄罗斯人脑海中留下了深刻印记。它们是1667至1670年的斯捷潘.拉辛起义(Stenka Razin revolt)和1773至1775年的普加乔夫起义(Pugachev rebellion)。后者迅速蔓延并对凯瑟琳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译者注:即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统治构成严重威胁,在整个伏尔加地区留下了一道长长的、血淋淋的伤疤。在被俘后,叶梅利扬.普加乔夫(Emelyan Pugachev)以一种残暴的方式被处决──被肢解并切成碎片喂狗。

马克西姆‧高尔基是1917年以前俄罗斯文化的重要阐释者,如果他说的可信,那么暴力就源自社会本身。他不赞成布尔什维克的手段,并在1922年写了一篇近乎有远见的长文:

残忍令我终生为之惊愕并痛苦不已。人类残忍的根源是什么?对此,我思考了很多,对它仍旧没有丝毫的了解……但现在,在这场欧洲战争的可怕疯狂和革命的血腥事件之后……我不得不说,俄罗斯的残忍似乎根本没有演变过;其形式依然如故。16与17世纪之交的一位编年史家记载说,在他那个时代,实施了以下酷刑:“嘴里塞满了火药,然后点燃;​​其他人的私处充满了火药。在妇女的乳房上钻洞,绳子穿过伤口,妇女们被用绳子吊起来。”1918年和1919年,顿河地区和乌拉尔地区使用了相同的做法;男性让人把炸药放在他们后方并将其引爆。我认为,正如英国人拥有一种独特的幽默感,俄罗斯人有一种独特的特别残忍感:一种冷酷的残忍,试图探究人类抵抗痛苦的极限,并研究生命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人们可以感到,俄罗斯人的残忍有了恶魔般的提炼;它有一些相当微妙和精致的东西。这种特质不能完全用“精神病”或“虐待狂”这样的词语来解释,这些词实质上根本解释不了任何东西……如果这种残酷行为是少数个人的反常心理表现,它们就不会在这里引起我们的关注;它们就会是精神病学家的研究素材,而不是道德家的。但我在这里关注的是人类苦难作为一种集体娱乐……谁是更残忍的人呢,白军还是红军?他们很可能是一样的,因为他们都是俄罗斯人。无论如何,历史回答得相当清楚──最残酷的是最活跃的。

尽管存在这种暴力传统,但到了19世纪中叶,俄罗斯似乎采取了一条较为温和、西式和民主的路线。1861年,君主亚历山大三世(Aleksandr III)废除了农奴制,并建立了地方权力中心──地方自治局(zemstvo)。1864年,他批准将司法独立作为走向法治的第一步。大学、艺术和报刊都蓬勃发展。一股文明化潮流流经社会,暴力处处都在减少。就连1905年失败的革命都具有激起社会民主热情的效果。矛盾的是,恰恰是在改革似乎已征服暴力、朦昧主义和过时方法之际,1914年8月1日欧洲所见过的最严重的大规模暴力的爆发打断了这一进程。

正如马丁.玛利亚所写道的,“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笔下的俄瑞斯忒亚(Oresteia)的负担是,犯罪招致犯罪,暴力招致暴力,直到链条中的第一项罪──本有的原罪通过累积的痛苦得到赎罪。同样,正是1914年8月的鲜血,就像阿特柔斯的两个儿子(Atreidae)对现代欧洲家庭的诅咒一样,产生了主导当今时代的国际和社会暴力链。因为这场战争的暴力和屠杀对任何一方来说,与任何可以想像的收益都是不相称的。战争本身招致了俄罗斯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列宁是不会拒绝这一分析的。自1914年起,他就不断呼吁把“这场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内战”,预言社会主义革命将从这场资本主义战争中产生。

这场世界大战的暴力是极端的,持续了4年。这是一场似乎完全不能解决的持续大屠杀,导致850万名士兵丧生。这是一种新型战争,鲁登道夫将军(General Ludendorff)称之为“全面战争”。它不仅导致士兵死亡,也导致平民死亡。不过,暴力虽然达到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水平,但仍受到整个一系列法律和国际公约的制约。

每天的杀戮往往在可怕的条件下进行:毒气、人被活埋于爆炸抛起的泥土之下。战线之间的长期痛苦,沉重地压在每个相关者的心头,并削弱了每天面临死亡的人的心理防线。这些事件使许多人变得完全麻木了。1920年,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和理论家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重新提到这一主题:

事情开始向残忍的方向发展。导致这一变化的真正原因……可归咎于这场世界大战……因此,战争的爆发实际上将全部健康的男性人口拖入其中4年。此时,军国主义的粗俗化倾向堕落到深度的残忍和缺乏人类情感及人情。连无产阶级都再也无法逃脱其影响。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军国主义的影响,当再次返家时,在各方面都变得像野兽般的残忍。由于习惯了战争,从前线回来的人太多时候处于一种心理和情感状态,使他即使在和平时期和自己的人当中,也准备通过暴力和流血行为来实施其主张和利益。这可以说是变成了这场内战的一个因素。

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实际上都没有参战,要么是因为他们在流放中,如列宁、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要么是因为他们被发配到西伯利亚,斯大林和加米涅夫的情况就是如此。他们中大多数人倾向于在官僚机构工作或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大多数人没有军事经验,从未真正见过战斗或其涉及的死亡。在他们夺取政权之前,他们所知道的只是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口水战。他们对死亡、屠杀和人类灾难的看法纯粹是抽象的。

这种对战争恐怖的个人性无知本身可能是一个造成更多暴行的因素。布尔什维克对阶级进行了很大程度的理论分析。这种分析忽略了冲突的深刻民族性方面,虽说不上是民族主义的方面。他们使资本主义成为替罪羊,并预先批准了针对它的革命暴力。通过加速资本主义的终结,革命将终止杀戮,即使这意味着要除掉一定数量的资本主义领导人。这是一场令人毛骨悚然的赌博,基于应以恶制恶的理论。但在20世纪20年代,由对战争的厌恶而引起的某种程度的反战主义,对于使人们皈依共产主义往往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然而,正如弗朗索瓦‧福雷(Francois Furet)在《幻觉的消逝》(The Passing of a Illusion)中强调的那样,情况仍然如此

平民大众被组织成军队,投入战争。他们已经从公民身份自主变为军事服从,持续时间不明,并被投入炼狱。在那里,主要目标是活着而不是变得智慧或勇敢,连胜利都成为一种遥远的抽象概念。数百万人被迫放弃平民生活,并被困在战壕里。对他们来说,极少有什么事情能比服兵役更加高贵……战争是最远离正常平民生活的政治状态……这是一种纯属本能的事情,与其它利益和对知识的追求完全不同……交战中的军队是一种社会秩序。在这种社会秩序中,个人不再存在;其非人性创造了一种几乎不可能打破的惯性。

战争给暴力赋予了新的合法性,贬低了人类生命的价值;它削弱了先前蓬勃发展的民主文化,为奴役文化注入了新的生命。

20世纪初期,俄罗斯经济进入了蓬勃发展时期,社会逐渐变得更加自治。但是,战争对人民和生产资料施加的特殊限制突然凸显了政治体制的局限性。这种体制明显缺乏挽回局势所需的活力和远见。1917年2月的革命是对灾难性局势的回应,并使社会走上了一条经典的道路:一场包括制宪议会选举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伴之以工人和农民中的一场社会革命。随着1917年11月7日布尔什维克政变的发生,一切都发生变化,接踵而来的是一个暴力性大大增加的时期。剩下的问题是,为什么在欧洲所有国家中这场灾难唯独在俄罗斯发生?(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译者:言纯均,责任编辑:张宪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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