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1年04月04日讯】（英文大纪元William Brooks撰文／原泉编译）“觉醒者”是目前用来颂扬新马克思主义“社会正义战士”的假定优越感的一种公认的说法。
（译者注：Woke原意是对社会上的公正、正义及种族问题“保持清醒、警觉”，后来被右派用来讽刺左派的虚伪，假仁假义，“觉醒者”是指那些利用种族或社会正义问题达到邪恶政治目的的人。）
“觉醒”文化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一个特别有用的意识形态品牌，因为这可以让他们脱离诸如布尔什维克、纳粹、法西斯、毛主义者等惹麻烦的历史标签，并通过采用诸如改革自由派、进步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者、反法西斯主义者、反种族主义者、环保主义者、多元文化主义者等更讨人喜欢的称谓来迷惑对手。
“觉醒者”的基本前提是，“未觉醒者”缺乏纯洁的心灵和敏锐的智慧，无法理解我们当前社会的不公正本质，也无法想像一个更完美的未来。一个世纪前，一场非常类似的运动组织者自称为“无产阶级先锋队”。
今天，“觉醒”具有很强的传染性，特别是在受过狭隘教育、易受影响的知识分子中。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许多人认为，在整个20世纪剥夺众多无辜生命的马克思主义恶疾已经成为过去。但是，短短30年后，它又以一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回来了，这种意识形态已经感染了几乎所有西方社会的机构。
“觉醒主义”前的保守派和自由派
保守主义和传统自由主义在西方文化中都有深厚的根基。
从中世纪的基督教国家到启蒙时代，欧洲人和世界上受到西方文明某种形式影响的人们，生活在保守和自由的框架中。
保守的时代思潮最初是在基督教的虔诚和对世袭领袖的忠诚中发展起来的。国王和王后靠神权统治。只有在上帝的眼中人们才是平等的，而且注定了只有在来世才能实现这种平等。保守派普遍表现出克制和谨慎的倾向。他们认为人类因原罪而有缺陷，并且抵制试图让人类完美的规范式构想。
早在13世纪，对保守习俗的挑战就开始动摇旧秩序的基础。从1215年签署《大宪章》（Magna Carta）到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以及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英美自由主义改革者试图用代议制民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自由，来取代绝对君主制和世袭特权体系。
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常常被认为是将“自由主义”塑造成一种独特的传统的功臣，这种传统以社会契约为基础，认为每个人都有生命、自由和财产的自然权利，政府不得侵犯这些权利。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传统保守主义已经把大量的文化领地让给了启蒙自由主义思想。
但是，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的分歧很少像今天一些人想像的那么大。政治保守派普遍承认传统制度、实践和习俗的价值；许多政治自由派也是如此。许多保守派在民主治理和经济问题上采取自由派立场，而许多自由派在道德和文化问题上持保守派观点。
直到20世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兴起之前，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并没有习惯性地试图封杀或消灭对方。自由派与保守派辩论的双方，都没有把哲学上的对手视为完全“不合法”的行动者，从而必须采取任何必要的手段加以“抵制”。明白这点至关重要。
与马克思主义苟合
任何20世纪60年代左右的成年人都会注意到，在他们的整个成年生活中，文明的自由──保守主义话语一直受到相当大的压力。
不过，值得考虑的是，西方自由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之间的断裂，可能并不是因为不相容，更多的是由于过去60年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注入了自由主义的血液。
在2020年动荡的夏天，以色列学者约拉姆‧哈扎尼（Yoram Hazony）在网络杂志Quillette上撰文指出，西方制度的自由派管理者，几乎放弃了恢复我们过去在公民政策、道德和正义问题上达成一致或分歧的希望。事实上，有原则的自由主义者越来越多地被排斥在西方时髦知识界的外围。
哈扎尼认为，建制派自由主义者正在“采取一种兼容的政策”，迎接“觉醒者”的崛起。也就是说，他们试图安抚新马克思主义的徒子徒孙们，向他们的要求作出让步，希望能保留他们在制度内的位置足够长的时间，然后靠丰厚的养老金退休。
新马克思主义觉醒者的诱惑
哈扎尼还对“觉醒主义”的诱惑力有重要的见解。他指出，事实证明，自由社会特别容易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因为马克思抓住了“启蒙自由主义所缺失的真理的某些方面。”
哈扎尼说，我们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并非完全错误。马克思把人类的状况描述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斗争，认为人们在有能力的范围内形成相互剥削的群体，这种观点有其真实的成分。
人们总是倾向于形成有凝聚力的身份群体（identity groups ）或部落。各个群体无一例外地寻求对其它群体的优势，而一个管理阶级可能会选择把自己作为一个特定的压迫者的工具而发挥功能。而这正是自由派权利宣言所要防止的。
许多人认为，西方国家的进步派政府现在提倡“公平”而不是“平等”的抽象原则，以便将财富、权力和地位从一些政治部落重新分配给其它部落，以争取连任的支持。这种策略是波兰学者雷沙德‧雷古特科（Ryszard Legutko）所说的“极权主义诱惑”的明显迹象，危险地滑向一党制专政。
自由主义与左派无休止的共舞
将传统保守主义和启蒙自由主义，和觉醒者、自由马克思主义联盟的社会重构分离开来，到目前为止，已经证明是后现代左派的成功策略。
哈扎尼将这一战略描述为“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无休止的共舞”，步骤如下：
1. 自由主义者宣称，从此以后，所有人都将是自由和平等的，并强调理性（而不是传统）将决定每个人权利的内容。
2. 马克思主义者运用理性，指出社会上存在许多不自由和不平等的真实事例，谴责它们是压迫，要求获得新的权利。
3. 自由主义者在宣布人人都是自由平等之后，对不自由、不平等的存在感到尴尬，于是采纳了马克思主义者对新权利的一些要求。
4. 回到上面的第一条，重复。
这支四步华尔兹已经跳了70年了，每当相互迷恋的这对搭档回到第一步时，他们的舞步就会变得更加极端和暴力。进步派的精英们根据当时的时尚，像选择服装一样选择舞伴，处于革命转型的情绪之中。
今天，太多的自由主义者似乎认同马克思主义的倾向，抛弃继承的传统，完全依赖意识形态的抽象。但单凭理性并不能解决一切争端。只有在一个相互信任的习俗和实践的框架内，不同的利益才能相互平衡，并为共同利益而解决分歧。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有诱惑力，是因为在每个社会中，都有人感到受压迫或被剥削，即使他们的收入很高。那些被压迫观念所痴迷的人最终将其作为暴行、暴力和压迫他人的正当理由。
认为社会中的每一种等级关系都类似于奴隶制的观念是危险的，对一个国家的社会资本具有极大的破坏性。没有一个社会能让所有的男人和女人在各方面都是自由平等的。
觉醒者会醒来吗？
被预测的西方社会的自杀能被阻止吗？欧洲和北美的国家能否恢复和睦？这种和睦曾支撑了地球上一些最自由、最宽容、最有序、最繁荣的国家。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迎来了这样一个时代，“觉醒者”几乎完全控制了我们的学校、大学、媒体、娱乐业、大公司和大部分主流宗教。自由主义者被诱使切断了与保守主义者的一切联系，保守主义被恶毒地讽刺为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否认气候变化、仇视同性恋等。
在政治领域，马克思主义者试图说服自由派立法机构放弃言论自由和公平选举，而采取一些措施，以确保左派永久成为多数党。
在最坏的情况下，我们似乎正走向某种形式的、已故的匈牙利出生、澳大利亚裔加拿大心理生理学家约翰‧弗瑞迪 (John J. Furedy) 所说的“天鹅绒极权主义”。但“觉醒者”不太可能会醒来。大多数人似乎对过去一百年来马克思主义政权所发生的恐怖事件一无所知。
选择更好的搭档
从更乐观的角度来看，老派的自由主义者仍然存在于整个西方世界，许多人发现他们与传统的保守主义者有更多的共同点，而不是与“觉醒者”。其中有些人正形成一种明显的改变搭档的倾向。
许多自由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封杀文化、科技审查、街头暴力和政治腐败感到震惊。另一些人则仍然想像，他们的队伍中存在着温和的领导人，他们将驯服极端分子，恢复自由民主秩序，重新团结他们的国家。
“但事实并非如此，”哈扎尼说。他指出，目前，“几年前还在的大多数选项都消失了”。
自由主义者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跟随马克思主义的节奏，帮助终结西方民主；要么寻求与保守派建立一个支持自由的联盟。
舞厅里根本没有其他好的舞伴了。
原文：Dancing With the Woke: It’s Time for Liberals to Change Partners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作者简介：
威廉·布鲁克斯（William Brooks）是加拿大蒙特利尔的作家和教育家。他目前担任加拿大奇维塔斯学会（Civitas Society）《公民对话》的编辑，并且是《大纪元时报》的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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