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视角(四):为何不少社会精英是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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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1年05月05日讯】(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Jean Chen撰文/信宇编译)“为什么所有的成功人士都是左派?”有一天,女儿笑着问我,她想问倒我。

“也不是所有的成功人士都这样吧。那些左派只是喜欢炫耀而已。”我答道。我知道她指的是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脸书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杰克‧多西(Jack Dorsey,推特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亚马逊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Tim Cook,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比尔‧盖茨(Bill Gates,微软公司创始人兼前董事长),以及其他试图按照自身想法改变世界的商界强人。

然而,确实有不少超级富豪都是左派。为什么呢?我必须找到答案,因为许多年轻人仰慕他们,认为他们的信仰就是真理。

我也很好奇另一件事——为什么这些社会精英们支持共产主义激进分子,而激进分子却砸碎了他们的商店,甚至在贝索斯家门口架起了断头台?

在阅读了不少富有启迪的书籍后,我认识到,现在发生的事情其实并不新鲜。自19世纪末以来,西方社会精英们一直痴迷于共产主义,并通过实际行动支持共产主义事务。为了追求乌托邦式的理想,他们践踏了传统的价值观,把美国带到社会主义的边缘,并将世界各地数以亿计的民众抛向嗜杀成性的共产主义野兽。

时至今日,这种追求仍在继续,绵延不绝。

西方社会精英与俄罗斯共产主义革命者联盟

安东尼‧萨顿博士(Antony C. Sutton, 1925-2002)是出生于英国的美国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加州州立大学教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他的著作《华尔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Wall Street and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和《西方技术与苏联经济发展》(Western Technology and Soviet Economic Development)详细阐述了西方社会精英对苏联布尔什维克的支持,这种支持看起来令人费解。在1987年的一次采访中,萨顿博士对他的观点进行了总结。

“他们(列宁和托洛茨基)发动了一场革命,而参与者不足万人。他们需要西方的援助,而他们得到了德国、英国和美国等国的援助……1918年,布尔什维克实际上仅仅控制了莫斯科和当时的彼得格勒,也就是现在的列宁格勒。他们不可能打败白俄人、当时在俄国的捷克人和进入俄国的日本人。如果没有美国和英国的援助,苏联不可能将这些人击退。”

(译注:白俄人[White Russians],指苏联成立后反对苏联统治的俄国人。)

“大革命之后……他们(布尔什维克人)无法经营工厂。那么我们该怎么办?阿维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和大通国民银行(Chase National Bank)以及华尔街的所有朋友一起,进入了俄国境内。……我们拥有250-300项特许经营权,美国公司带着这些特权进入俄国,他们启用了闲置的工厂……所有这些顶级资本家都进来了,他们受布尔什维克指使令俄国重新运转起来,因为对于有意经营工厂的所有本地人,布尔什维克要么枪毙,要么驱逐出境。”

萨顿博士在《国家自杀:对苏联的军事援助》(National Suicide: Military Aid to the Soviet Union)一书中,引用了美国国务院代号为033.1161的内部文件,这是华尔街金融家、时任美国驻苏联大使阿维尔‧哈里曼1944年6月发布的声明。

“斯大林对美国在战前和战时向苏联工业提供的援助表示赞赏。他说,苏联所有大型工业企业中约有三分之二是在美国的帮助或技术支持下建成的。”

贸易和技术出口在冷战期间继续进行,包括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等时代。萨顿在书中引用了雪莉‧谢布拉(Shirley Sheibla)1971年1月4日发表在《巴伦周刊》(Barron’s Weekly)上的文章片段:“美国一直是苏联的‘共产主义的兵工厂’”。朝鲜和北越共产党政权的大部分武器、坦克和卡车均由苏联提供,“是在美国和欧洲公司负责建立和装备的工厂里生产的。”

自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担任总统以来,美国与苏联的贸易一直被宣扬为一种使布尔什维克“成熟”并松绑极权控制的方式。但很明显,这个方式并未奏效。冷战期间,世界始终处于苏美两国之间核战争的边缘。然而,这个政策已经持续了七十多年。何以至此?

为什么一些西方社会精英们支持共产主义?

自18世纪以来,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许多人开始不再信仰上帝,转而相信人类可以控制一切。有些人认为,通过某些安排或策划,人类可以摆脱所有苦难,建立一个人间天堂。因此,不同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据美国乔治城大学卡罗尔‧奎格利(Carroll Quigley)教授1966年出版的《悲剧与希望》(Tragedy and Hope)一书透露,牛津大学一位名叫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的教授自1870年起向其学生灌输社会主义思想。这些学生毕业后进入英国及其殖民地的上流社会,将罗斯金的社会主义思想广泛传播。

与此同时,在大洋另一边的美国,一个名叫理查德‧伊利(Richard Ely)的学者于1881年被聘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的教授和主任。他曾在德国接受过培训,对福利国家理念推崇备至。

据金融研究员斯蒂芬‧索库普(Stephen Soukup)的《清醒资本的独裁:政治正确如何俘获大型企业》(The Dictatorship of Woke Capital: How Political Correctness Captured Big Business)一书披露,伊利的思想对美国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他的学生伍德罗‧威尔逊当选第28任美国总统后,更将此思想发扬光大。

至20世纪初,社会主义思想已经征服了金融、工业、学术和政治等众多领域高层人士的头脑。由于同样痴迷于乌托邦幻想,这些社会精英们从未将共产主义视为敌人。相反,他们把共产主义激进分子当作可以自由驾驭的工具,他们在摧毁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过程中需要这样一个破坏球。

社会精英们通过华尔街资本控制互相关联的各种组织和基金会,并进而对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施行产生直接影响。现举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FR)和太平洋国际学会(IPR)等两个组织为例,以窥全貌。

(译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成立于1921年,是美国一个专门从事外交政策和国际事务的非营利、无党派的会员制组织、出版商和智库,被认为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外交政策智库。太平洋国际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成立于1925年,是一个由关心太平洋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问题的知识界和商界人士组成的非政府的民间国际学术组织,总部设在纽约,1960年因失去了合作者和财政援助宣布解散。)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1961年9月刊登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FR)几乎一半的成员都曾被邀请担任政府的官方职务或在某个时候担任政府顾问。”第83届美国国会瑞斯委员会的总顾问雷内‧沃姆瑟(Rene A. Wormser)认为,CFR“在二战爆发后几乎成为政府的一个机构”,并“肆无忌惮地宣扬全球主义理念”。

(译注:瑞斯委员会[the Reece Committee],是国会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调查免税基金会和类似组织,Reece是该委员会主席的名字。)

太平洋国际学会(IPR)于1925年在许多太平洋国家成立。据奎格利教授的《悲剧与希望》一书披露:

“这些在远东地区工作的奖项大多需要得到IPR成员的批准或推荐……最后,几乎毫无疑问,国务院或其它政府机构的远东事务顾问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仅限于IPR批准的人选。”

据雷内‧沃姆瑟所言,国会发现,IPR“实际上是美国共产党的一个分支机构”。

CFR和IPR的强大能量,加上其它华尔街组织和基金会产生的强大影响,解释了为什么对苏绥靖政策可以持续几十年之久。据克里昂‧斯考森(W. Cleon Skousen)的《赤裸裸的资本家》(The Naked Capitalist)一本透露,这也是中国和东欧国家在二战后背叛到共产主义阵营的根本原因。

社会精英与共产主义激进分子之间的另一个相似之处

为了更好地理解社会精英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把卡尔‧马克思的影响抛在一边。

马克思用简单粗暴的方式给人们分等归类,并为每一种群体关系赋予阶级斗争色彩。在他看来,资产阶级(资本家)和无产阶级(工人)是天敌,就像白天和黑夜,就像黑与白。这种说法极具误导性。并非所有无产者都是一样的,也并非所有资本家都是同质的。大多数资本家在市场上诚实竞争,而少数资本家则属于垄断者,“走政治路线”,“令整个社会为他们打工”(引自萨顿博士著作)。

对于垄断者而言,自由放任的企业家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是令人憎恶的。据萨顿的《华尔街与罗斯福总统》(Wall Street and FDR)一书披露,华尔街金融家常常用“破坏性”、“狗咬狗”、“盲目”等词语来描述市场竞争关系。相比之下,他们更青睐强制性“合作”或经济规划,而他们自己就是规划人或规则制定人。

弗雷德里克‧豪威(Frederic C. Howe)在其1906年出版的《一名垄断者的自白》(The Confessions of a Monopolist)一书中,生动地描述了垄断者的心态:

“这些就是大型企业的生存法则。这些法则已经取代了我们的祖辈教诲,可以简化为一句简单的格言:获得垄断;令整个社会为你打工——记住,最划算的生意就是政治,因为立法拨款、特许权、补贴或免税比金伯利或康斯托克矿脉价值更大,因为获取这些不需要任何劳动支出,无需费神费力。”

(译注:金伯利[Kimberley],南非一个矿业城市,以出产钻石著称;康斯托克矿脉[Comstock lode],美国内华达州一个银矿,以出产白银著称。)

在经济层面,不难发现社会精英们和共产主义激进分子之间存在一个共通点。他们都想通过政治操控不劳而获,要么通过抢劫和杀戮掠夺他人财产,要么通过政治手腕经由垄断获得巨大财富。

换而言之,尽管这些社会精英在自由社会功成名就,但他们更钟情于强化政府管控的政治制度,无论是苏联社会主义还是国家社会主义政权,无论是纳粹德国还是当前的中共(CCP)政权。这是因为极权主义国家拥有自由民主社会无可比拟的东西:强大的权力经纪人可以与社会精英们结盟以获取垄断。

在《华尔街与希特勒的崛起》(Wall Street and the Rise of Hitler)一书中,萨顿博士通过详实的证据阐释了华尔街是如何一步步为希特勒铺平道路,为二战推波助澜,最终从中渔利。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苏绥靖政策也延伸到了中共政权。同样,中共仅仅被描述成是美国的头号威胁。如果川普(特朗普)总统没有出手制止,这个绥靖政策很可能还会继续下去。

从过去到现在

时光飞逝。进入21世纪,巨大的资产管理公司似乎比世袭的银行王朝更加强大富有。最近财富剧增的科技公司高管风头正盛,完全盖过了福特或通用汽车等实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人在变化,公司也在进步。然而,他们许多人所倡导的左派意识形态仍然没有丝毫改变,这是拜一个世纪以来通过教育和媒体等渠道进行的洗脑所赐。

当今时代一个时髦的概念是世界新秩序。然而,这个说法并不新鲜。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结束时都有人不断提及,2008年亦掀起大众热议。建立世界新秩序一直是国际社会精英们有利可图的目标,正如奎格利教授的《悲剧与希望》一书所言:

“……金融资本主义的权贵们还有一个深远的目标,那就是建立一个私人掌控的世界金融控制体系,得以主宰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整个世界的经济命脉。”

中共政权的崛起,为取代目前建立在自由民主基础上、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提供了十足的动力。著名的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 WEF)多年来一直在谈论变革的必要性。WEF一边赞赏“中国经济令人惊叹的成就”,一边却指责民主国家“缺乏激励系统来解决更高层次和更长周期的需求”。

2020年开始肆虐世界的中共病毒(COVID-19)全球大流行被一些社会精英们视为重新洗牌的难得机遇。世界经济论坛2020年和2021年年会的主题已把“大重置”(The Great Reset)确定为一个新口号。

世界经济论坛的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曾经明确指出:

“为了创造更美好的未来,世界必须联合起来,迅速采取行动,改造全球社会和经济的方方面面,从教育到社会契约和工作环境。从美国到中国,每个国家都必须参与进来;从石油和天然气到科技,每个行业都必须进行重组。

“简而言之,我们需要一场资本主义‘大重置’。”

这些言论听起来很吓人,对吗?激进左派提出的绿色新政完全符合这一设想,因为大重置的理由之一就是全球变暖。

您可能会问,为什么社会精英们要推动大重置?他们将如何从中渔利?

须知,世界秩序一旦遭遇改造,旧结构将要拆除,新产业将要建立,新市场将要开发。与权力高层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那些人将会轻易地从中渔利,中饱私囊;而更多的普通民众将在重组的缝隙中掉队失业,比如基石XL(Keystone XL)输油管道工人。

(译注:基石XL[Keystone XL],是连接加拿大和美国一个石油管道系统的四期工程,总统拜登在上任首日即颁布行政令取消价值90亿美元的该项目许可。)

据心脏地带研究所(Heartland Institute)的编辑部主任贾斯汀‧哈斯金斯(Justin Haskins)所言,大重置的总体策略就是“我们需要一种社会主义模式——世界经济论坛刻意避免使用这个词语,但却同时倡导无数的社会主义和进步主义计划”。这不正是左派社会精英们的梦想成真时刻吗?

(译注:心脏地带研究所[Heartland Institute],也译为哈特兰研究所,是美国一个保守派和自由主义公共政策智囊团,成立于1984年,总部设在伊利诺伊州,研究工作范围包括教育改革、政府开支、税收、医疗保健、全球变暖、社会主义、宪法改革、信息技术和自由市场环境主义等问题。)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青年领袖伊达‧奥肯(Ida Auken)描绘了WEF为我们规划的未来社会。

“欢迎来到2030年。欢迎来到我的城市,或者更准确一点,‘我们的城市’。我不拥有任何东西。我没有汽车,没有房子,没有任何电器,也没有任何衣服。

“这个现象听起来可能很奇怪,但对我们这个城市来说,却意义非凡。人们心目中所有形式的产品,现在都已经成为一种服务。我们可以使用交通、住宿、食物,以及我们日常生活中所有的必需品。所有这些物品都供民众免费使用,所以最终我们个人占有太多物质显得毫无意义。

“购物?我真的早已不记得何为购物了。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购物早已替换成了选择使用。

“偶尔我也会为无法保持真正的个人隐私而苦恼。我无论去哪里都需要接受登记。我明白,无论我身在何方,我的所作所为、所梦所思,一切都会被记录在册。”

这是一幅带有现代色彩的典型乌托邦画面,您同意吗?这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左派孜孜以求的同一个梦想,被用来为屠戮数百万人辩护洗白的同一个梦想。

可怕的是,如今它已不再只是一个梦想,而是准备强行实施、扼住每个人咽喉的行动指南。世界经济论坛提出新标准——ESG(环境、社会和治理)指标,强大的华尔街投资基金顺势利用其杠杆作用,迫使西方上市公司符合其价值观。索库普在其著作中一针见血,指出了问题的本质:

“乌托邦派投资者厉声诘问,为什么我们衡量一家公司成功的标准只能是每季度产品销售额,乘以产品生产成本,再减去制造和销售这些产品的相关成本?为什么不把我们的信仰和价值观列入成功标准?为什么不在这个等式中加入另一个变量,一个衡量与产品制造和分销相关‘足迹’的变量?既然我们掌握了资本控制权,我们为什么不要求在资本投资中反映我们的价值观?为什么不能坚持让我们的价值观成为参与商业游戏的准入门槛?我们的价值观本质上属于宗教,但在投票站里却不受待见。

“一言以蔽之,这就是ESG运动……”

对于那些持有同样的左派信仰和价值观的年轻人来说,如果你被社会精英们的口头承诺感动得泪流满面,请一定要三思而后行。他们并不是真心行事。

道德还是野心?

左派总是习惯于用他们设定的道德标准来品判别人。他们讥讽保守派信奉上帝、枪支和宪法。实际上,他们对自己的“道德标准”总是敷衍了事。

索库普的书对世界上各个最强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及其言行进行了剖析。他们中一些人可能是“乌托邦原教旨主义者”,但是如果利益驱使,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打破甚至推翻自己先前的承诺。以下我将从索库普的书和其它来源摘取数例,谨以佐证。

贝莱德(BlackRock)是世界上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是ESG运动的领导者。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拉里‧芬克(Larry Fink),通过公司令人难以置信的资本力量,将他的社会理想强加给很多其它公司。

然而,众所周知,贝莱德只是管理着庞大资金,而并不真正拥有这些资金。索库普在接受约书亚‧菲利普(Joshua Philipp,英文《大纪元时报》记者)采访时曾指出,“这里有你的钱,也有我的钱,有无数民众的401K退休金,以及IRA(Individual Retirement Account,个人退休账户)资金。贝莱德却利用这些普通民众的血汗钱来控制市场,并对公司如何运营、秉持何种政治观点等颐指气使、强加于人。他们依靠民众的资金把自身意志强加于市场,而且基本上是强加于美国人民。”

尽管贝莱德强迫美国公司履行其所谓的可持续发展标准,但对中国公司却网开一面不作要求,因为据拉里‧芬克所言,“从长远来看,中国将是贝莱德最大的金主之一。”

索库普还指出,贝莱德是中国石油(PetroChina)公司的最大股东,该公司是中国一家国有化石油公司,不仅“不符合绿色环保标准”,而且还资助苏丹的奥马尔‧巴希尔政权,而该政权实行现代黑人奴隶制,被列为“国务院认可的国家恐怖主义支持者”。

苹果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是“种族正义和平等”的热心倡导者。然而,根据《纽约时报》2020年11月30日的报导,苹果公司是游说阻止《维吾尔族强迫劳动预防法》(Uyghur Forced Labor Prevention Act)实施的少数跨国公司之一。

据国务院所言,中国的维吾尔族穆斯林正在遭受中共的种族灭绝。据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ASPI)2020年3月报告,苹果是82家从维吾尔族强迫劳动中潜在受益的公司之一。此外,苹果产品电池中使用的钴(Co)主要就是刚果民主共和国使用童工开采而成的。

至于脸书的马克‧扎克伯格和推特的杰克‧多西,他们对川普总统吹毛求疵,为捍卫“社会正义”而“大义凛然”,却对中共的总书记习近平噤若寒蝉。事实上,为了讨好中共政权,进入庞大的中国市场,扎克伯格在烟雾弥漫的天安门广场慢跑,与中共宣传部长刘云山谈笑风生,并私下接近习近平,请他为自己未出生的孩子取名。

多西也不遑多让。报导显示,2019年在天安门大屠杀30周年前夕,推特就删除了一批中国异见人士的账户。中共官方媒体账户声称中共病毒(COVID-19)的来源出自欧洲和意大利的冷冻食品,并没有得到推特的警告,而鲁迪‧朱利安尼(Rudy Guiliani,前纽约市市长,川普总统前私人律师)和巴西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提到羟氯喹对治疗中共病毒有效性的推文却惨遭删除。他们被指控“散布错误信息”。

谷歌也是一丘之貉的伪君子。它把“不作恶”(Do no evil)标榜为公司座右铭,却毫不犹豫地与中国最顶尖的国家资助大学清华大学合作,开发人工智能(AI)技术。清华大学的一些部门受中共国防科工委的直接领导。

Paypal联合创始人彼得‧蒂尔(Peter Thiel)曾经询问谷歌人工智能部门的员工,其技术是否会被用来对付维吾尔人。员工们的回答是“嗯,我们真的不知道,也不问任何问题”。然而,美国国防部得到的待遇却完全不同。2018年,也就是谷歌与清华开始合作的那一年,谷歌终止了与五角大楼的合同,以防止其AI技术被用于军事目的。

好莱坞制片厂和公司自我定位为左派标准的支持者,并策划了各种反对保守派立法的抗议活动。然而,为了进入中国市场,他们却乐意遵循中共的任何要求。华特‧迪士尼公司毫不介意与新疆省的宣传部门和公安局合作拍摄电影《花木兰》,而无视该地区的维吾尔人被拘留、折磨和奴役的事实。

至于主流媒体,他们已经成为为左派叙事服务的积极推手。莎里尔‧阿特基森(Sharyl Attkisson)是一位五获艾美奖的新闻调查记者,曾任CBS(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CNN(Cable News Network,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PBS(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美国公共电视网)的电视主播。她在《偏见:新闻媒体如何教人热爱审查和仇恨真相》(Slanted: How the News Media Taught Us to Love Censorship and Hate Journalism)一书中写下了这些令人深感悲哀的评论:

“在(小说)《一九八四》中,政府的‘和平部’在发动战争。‘博爱部’在施行残酷的惩罚。‘真相部’在纂改历史记载。

“在2020年,我们拥有了自己的版本。

事实核查员把有偏见的意见编成法典。

神话破译者消除了真相。

在线知识已经过议程编辑专门改编。

言论自由被审查制度掌控。

新闻并不是新闻。

而你也不是消费者;你是产品。”

类似评论还有很多,不再赘述。一言蔽之,不要盲目相信那些“成功”人士及其喉舌。

我对女儿的回答和忠告

1983年,在伦敦举行的邓普顿奖颁奖典礼上,前苏联古拉格(Gulag)集中营的幸存者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在获奖感言中开篇的话令人难忘,发人深思:

“半个多世纪前,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记得听到一些长者对降临到俄罗斯的巨大灾难做出了如下解释:人类已经忘记了上帝;那就是这一切问题的根源。

“从那时起,我花了近五十年的时间研究我们这场大革命的历史……但是,如果今天要我尽可能简明扼要地阐述这场吞噬了约六千万同胞生命的毁灭性革命的主要原因,最准确的回答就是重复这个说法:人类已经忘记了上帝;那就是这一切问题的根源。”

历史上的许多预言都预示着在造物主降临之前,共产主义的统治和信仰的丧失。共产主义幽灵极具欺骗性,它不仅玩弄和利用人类的恶习,还以谬误的叙述博取人们的同情。

我告诉女儿,在这个混乱时期,明辨是非尤其重要。“你的所读、所看、所信会影响你的人生抉择。但在一天行将结束时,你自己要对你的所作所为承担责任。因此,要聪明一点,不要成为那些自私自利者手中的棋子。因为当你在这个人世间,甚至在更远的地方接受审判时,你不能责怪他人,你要自行承担。”

原文A Mom’s Research (Part 4): Why Are Many Elites Leftists?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作者简介:

陈珍(Jean Chen),来自中国,为了保护她的中国家人,使用笔名写作。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并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立场。

责任编辑:高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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