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2年11月24日讯】(大纪元记者戴芙若综合报导)华为被美国等“五眼联盟”国家封杀后,原本正在努力扩大欧洲的市场,但是现在不得不放弃这个充满巨大机会的大陆,赶走其知名的西方说客,缩减其欧洲业务。华盛顿是如何将其逐出欧洲的?
《政客》(Politico)报导,根据对二十多名华为现任和前任员工与战略顾问的采访,华为这样做的原因与商业潜力无关,该公司仍然能够以低于其竞争对手的成本提供尖端技术,一切都来自于政治压力。
受到美国的影响,并越来越多地回避曾经被视为其最具战略意义的海外市场的欧洲大陆,华为正在转向中国市场,将其剩余的欧洲注意力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德国、西班牙、还有匈牙利,仍然愿意接受一家在西方被广泛视为具有安全风险的公司。
“它不再是一家漂浮在全球化上的公司”,一位华为官员表示,“这是一家正在维护其国内市场的公司。”与本文采访的大多数其他华为员工一样,该官员在不愿透露姓名的情况下敞开地描述了公司的困境。
7月,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公司深圳总部对高管的一次演讲中总结了华为的困境。他列出了公司在过去三年中面临的三重挑战:来自华盛顿的敌意、冠状病毒(中共病毒)疫情造成的破坏,以及颠覆了全球供应链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俄乌战加剧了欧洲对过度依赖中国等国家的担忧。
“我们在2019年面临的环境与我们今天面临的环境不同”,任正非在演讲中说,“不要以为我们会有更光明的未来。”
“我们以前有一个全球化的理想,努力为全人类服务”,他补充道,“我们今天的理想是什么?生存!”
“全球主义者华为死去的瞬间”
随着在西方被越来越多的禁用,华为正在边缘化或赶走几年前才聘用的西方高级管理人员,以应对美国对其业务的压制。
一位在欧洲工作的华为官员说,西方人的意见得到重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没人在听”。
华为的布鲁塞尔办事处,曾经是该公司游说反对欧洲对其套件的限制的重要枢纽,而现在已完全并入总部设在德国杜塞尔多夫的欧洲管理层。
今年夏天,布鲁塞尔办事处失去了通讯主管菲尔‧赫德(Phil Herd),他是前BBC记者,他于2019年10月加入该公司,当时该公司正开始抵制欧洲的政治压力。该办公室最近还失去了至少三名处理游说和政策的主要工作人员。驻布鲁塞尔机构首席代表Tony Jin Yong现在负责整个西欧的政府事务,大部分时间都在杜塞尔多夫办公室。
在伦敦,华为英国通信总监保罗‧哈里森(Paul Harrison)于10月离职,其他官员大约在同一时间离职。哈里森于2019年加入华为,之前在英国广播公司天空新闻(Sky News)担任高级新闻编辑工作。
据法国商业周刊杂志《挑战》(Challenges)报导,该公司在巴黎的营销和传播总监史蒂芬‧柯特林(Stéphane Curtelin)于9月离职。在此之前,巴黎办公室还失去了政府和安全事务负责人文森特‧德‧克雷延库尔(Vincent de Crayencour),他曾是法国资深网络安全官员,拥有丰富的政府工作经验,于2020年加入华为。华为巴黎办公室首席代表韩硕(Linda Han)也在今年夏天前离职。
在华沙,该公司当地的公关经理西蒙‧索尔尼卡(Szymon Solnica)于9月离开了华为。“近年来我每天处理的危机都是巨大的”,他在领英(LinkedIn)的一篇宣布离职的帖子中写道。
华为在官方授权的采访中表示,这些离职是正常的人员流动。华为欧洲发言人上周在接受授权采访时表示:“公司总是存在波动,不仅仅是华为……有些人离开,有些人加入。”
但公司其他人私下承认,这些离职反映了2021年9月开始的根本转变。
就在那时,华为的首席财务官、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回到了公司位于深圳的总部,此前她在加拿大度过了将近三年,面临被引渡到美国的罪名,罪名是共谋实施银行欺诈和电汇欺诈。
“孟下飞机的那一刻,就是全球主义者华为死去的那一刻。”一位官员说。
作为创始人的女儿——以及公司领导层的推定继承人——孟晚舟在华为与华盛顿之间的法律和公共关系斗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从加拿大归来后,她在公司总部担任副董事长一职,跻身华为高层,并引发了公司高层的改组。
曾在美国施压最严重时期领导公司全球传播部的陈立芳被调离董事会,进入监事会。
全球通信部门现在由彭博(Vincent Peng)执掌,其新职位是该公司努力将其欧洲业务向深圳靠拢的一部分。
精简欧洲公共事务的议程由香港彭博新闻社前记者郭艾兵(Guo Aibing,音译)领导。郭被空降到欧洲,正在削减和整合公司在整个欧洲大陆的游说和沟通业务。
华为还在重组其在欧洲的业务,计划将整个欧洲大陆整合为一个业务区域,总部设在杜塞尔多夫。
华为目前将欧洲大陆分为两个市场:西欧,在德国的杜塞尔多夫运营;以及东欧和北欧地区,其高级管理人员常驻波兰的华沙。
重组“将帮助我们在整个欧洲业务运营中带来更多协同效应,将更直接地为我们在欧洲的客户带来更多价值”,华为欧洲发言人表示。
该发言人表示,从广义上讲,公司目前约有12,000人的员工人数将保持“稳定”。
据任正非说,该公司还在其它地方进行裁员。“我们将放弃一些国家的市场”,该公司创始人在今年夏天的演讲中说,“例如,我们将放弃五眼(联盟)国家和印度的市场。”
“五眼联盟”指的是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的情报共享安排。出于安全考虑,所有这五个国家都已禁止或正在禁止华为和其它中国公司进入其关键基础设施。
相反,华为不得不重回国内市场,瑞典的爱立信和芬兰的诺基亚正在努力保持欧洲的市场份额。
美国的封杀和川普效应
华为的战略撤退对于一家直到最近才投入数百万欧元用于说客和公关活动以扩大和维持其欧洲立足点的公司来说是值得注意的。
在201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许多欧洲人认为华为是拥抱权力的科技公司中的友好面孔。它的方法很特别,但很亲切——对许多人来说——有利于欧洲大陆的利益,因为它增加了竞争并降低了下一代电信网络的价格标签。
该公司以其慷慨的礼品袋而闻名,通常包括一部华为手机,并在高档场所举办奢华的派对,提供精美的自助餐和舞蹈表演,比如在布鲁塞尔的“贵族音乐厅”(Concert Noble)庆祝中国新年的招待会。
华丽的派对后来遭到了来自华盛顿的强力政治逆风打击,源自于美国担心中国建造的电信基础设施会带来严重的安全和间谍风险。
美国对华为等中国公司的担忧开始于奥巴马政府期间,但是真正的强力行动则是在唐纳德‧川普(特朗普)当选后。到2019年,该公司受到美国制裁,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在加拿大等待引渡到美国。
川普政府前副国务卿基思‧克拉奇(Keith Krach)回忆起华盛顿是如何“按下(欧洲的)恐慌按钮”的。
他回忆起曾向欧洲的部长们询问他们与中国的关系。“他们会说,‘好吧,他们(中国)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伙伴’等等。然后他们看了看房间的两边,房间里没有人,然后低声对我说:‘但我们不信任他们。’”
为了应对地缘政治风暴,华为向西方的顶级运营商提供了六位数的薪水。它组建了一支由前西方记者和政治家组成的高素质团队,他们可以直接联系爱丽舍宫和威斯敏斯特等权力场所。
最初,这个策略似乎奏效了。
华为的信息获得了关注,尤其是在德国这样的地方。
“川普提出的理由几乎适得其反”,柏林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托尔斯滕‧本纳(Thorsten Benner)说。华为还得到了大型电信运营商的支持,这些运营商看到了华为的廉价设备与响应迅速的客户服务相结合的价值。
到2020年初,华为似乎经受住了美国全面禁令的呼吁。1月28日,当时的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为华为建设英国5G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开了绿灯。就在一天后,欧盟提出了一项计划,以摆脱对中国供应商的过度依赖,但为华为游说各国政府保留其技术市场准入的门仍然敞开。
然后就是疫情的来临。由于源自武汉的冠状病毒(中共病毒)导致数千人死亡,川普在2020年5月加大了反华力度,对华为实施新制裁,基本上切断了他们的半导体供应。
到7月,英国的约翰逊完全改变了路线,宣布所有华为设备都必须从英国5G网络中剥离,尽管政府估计此举将推迟该技术的推出并增加50亿英镑的成本。
约翰逊改变想法的背后,有美国不懈的努力。
《泰晤士报》在2022年8月21日报导,时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博明(Matthew Pottinger,马修‧波廷格)在2019年访问英国时,阻止英国允许华为帮助建立英国的下一代5G蜂窝数据网络。
“不要这样做。你不知道中共有多邪恶。”博明对参与会议的英国官员劝阻道。这些英国官员中有:国家网络安全中心(NCSC)的首席执行官夏兰‧马丁(Ciaran Martin)、副国家安全顾问马德琳‧亚历山德里(Madeleine Kay Alessandri)。
美国官员告诉英国同僚,允许华为参与在英国建立超高速5G网络可能会危及两国之间的情报共享。他们还表示,使用中共技术“简直是疯狂”,并向英国官员展示了一份有关使用华为技术可能引发安全威胁的新证据的秘密文件。
然而,英国官员却不以为然。华为的廉价设备对他们是“致命的诱惑”。马丁向博明表示,华为在5G网络上的工作不会损害英国与五眼联盟、政府系统或核设施的情报共享渠道,因为华为无法访问这些敏感区域。但是美国人不相信这样的保证。
劝说无果。时任美国总统川普使出了杀手锏。2020年5月,美国禁止华为在其设备中使用美国制造的芯片。
此刻,英国官员不得不承认,他们再也无法保证华为产品的安全性。两个月后,英国首相约翰逊在公开场合大转弯,禁止华为在英国开展业务,并且决定,将花费至少20亿英镑在2027年之前从英国网络中移除所有华为5G设备。
美国封杀华为的决心不仅仅体现在游说英国上。2019年,川普政府官员告诉波兰,美国军队未来的部署——包括建立一个标有“川普堡”的永久基地的前景——可能取决于波兰是否使用华为建设5G网络的决定。
2018年,一个美国官员代表团访问德国。这里是欧洲大部分大型光纤线路的连接地点,也是华为想要推销其交换机的地方。美国官员告诉德国同僚,让北约面临安全威胁的代价,远高于使用中国廉价电信设备所带来的任何经济利益。
2019年,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两度访问欧洲,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劝说欧洲国家放弃使用华为。
2019年2月11日在访问匈牙利布达佩斯期间,蓬佩奥表示,美国将与匈牙利等国家分享,由于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的介入所带来的安全隐患、使美国与各国之间的合作复杂化的信息。
“如果那个(华为)设备介入有美国重要系统的地方,那么我们就很难与这些地区合作。”蓬佩奥告诉记者说。
据福克斯新闻报导,蓬佩奥表示,如果有的国家继续与华为做生意,那么美国可能只好被迫缩减其在欧洲或其它地区的某些业务。
蓬佩奥三个月后再度访欧,2019年5月31日访问德国时他警告说,美国公开提醒了华为的风险性,各国自行决定是否与华为合作。对于那些选择与华为合作的国家,美国不得不限制与他们分享信息。此外,蓬佩奥在新闻会上首次明确指出美国在华为问题上的两大政策。
蓬佩奥周五在柏林会见了德国总理默克尔和外交部长海科‧马斯(Heiko Maas)。他表示,美国力求让其国际合作伙伴意识到华为提供的5G设备及服务所带来的安全风险,但是否购买华为设备,盟友将做出自己的主权决定。
蓬佩奥在与德国外长马斯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非常清楚地阐述了我们对中国(中共)的政策。经济上(中国)与美国之间存在巨大的联系,但(中共)也给美国、欧洲和全球西方民主国家带来风险,国家安全风险。”
“因此,我们在该战略下制定了一系列行动(计划),其中之一就是你们看到的,我们努力确保美国信息流动所依赖的网络是可信的,我们要知道信息去了哪儿、谁掌握了它、谁是终端用户,我们希望确保信息最终不会落在中国共产党的手中,就这么简单。”
“因此,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任务是确保我们将其做好,保护美国境内的系统及可靠的网络。你们看到(美国)总统两个半星期之前针对华为所做出的决定,但挑战比那还要更广。”
除了保护美国自身外,蓬佩奥还说,美国的第二个任务就是,“确保我们让我们的朋友们也知道这些风险,我们明明白白地、公开地与他们交谈。他们将会做出他们自己的主权决定。”
蓬佩奥还表示,美国会公开告诉德国“我们看到的风险、我们认为它们(风险)可以被减轻的方式”。
但蓬佩奥也强调,华为在5G网络方面带来的风险是不可能减轻的。“在华为的事情上,我们的担心是,在5G网络内部的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减轻(华为带来的)这些风险。”
在整个2020年和2021年,包括法国、瑞典、罗马尼亚、波罗的海国家、比利时和丹麦在内的欧洲各国政府要么在该国5G网络的关键部分禁止使用华为设备,要么要求其运营商在中期停止使用华为设备。
华为的智能手机业务(曾经在欧洲挑战苹果和三星)同时被美国压垮,制裁切断其设备与谷歌拥有的操作系统安卓(Android)的连接。
俄乌战和疫情给了华为最后一击
尽管华为遭遇了挫折,但随着川普竞选总统的失败和欧洲疫情的消退,似乎给华为提供了反攻的机会。
2021年初,华为在布鲁塞尔的游说者仍然乐观地认为,欧洲对廉价、快速5G安装的渴望,将战胜安全问题。他们甚至在欧洲议会召开会议来阐述他们的观点。
这些会议在2月24日被取消,也就是普京发动全面入侵乌克兰的那一天。对于欧洲的许多人来说,关于华为的风险收益计算在一夜之间发生了变化。
“我看到的最大变化来自于意识到我们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尤其是在德国”,过去几年一直追踪华为在欧洲市场影响的电信分析师约翰‧斯特兰德(John Strand)说,“这引出了一个问题:更糟糕的是,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还是依赖中国的电信基础设施?”
拜登上台后,延续了川普政府对华为的制裁。2021年10月,欧盟委员会对使用华为技术支持5G网络发出了新的警告,而英国政府重申其要求从英国电信基础设施中剥离华为设备。
华为的困境削弱了其游说努力的力量,并蚕食了其市场份额。
在中共病毒疫情之前,华为定期在其深圳总部接待欧洲政界人士、记者和商界领袖,这是一个巨大的园区,拥有不同欧洲建筑风格的建筑,展示了其扩展全球的野心。
中共的清零政策使这样的行动变得不可能。
华为多年来一直是巴塞罗那每年一度的世界移动大会的最大捐助者,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电信行业盛会。今(2022)年,该公司的实地展示和上一届展示相差无几,而其过去则是用天文数字的营销预算来推出炫目的新产品。
但也许没有什么比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更能说明这种转变程度的重大了,该论坛曾将华为列为主要赞助商之一。2020年1月21日,就在约翰逊就华为问题站在川普一边的一周前,任正非在阿尔卑斯山度假村的达沃斯演讲台上,与《智人》的作者尤瓦尔‧诺亚‧哈拉里(Yuval Noah Harari)讨论人工智能的未来。
第二年,由于疫情大流行,集合了全球政治力量和金融巨头的达沃斯聚会被取消。2022年夏天重新召开时,华为高层错过了这场闲谈聚会,在北京的清零政策下,他们不能离开中国。
华为的真正危险
美国两党组成的保障民主联盟(Alliance for Securing Democracy,简称ASD)的官员认为,华为的真正危险不在于具体某个硬件或软件,而在于华为对系统设计的了解。一名情报官员说:“如果我想了解如何闯入,我不必闯入。我只看蓝图,就能让我能够获得访问权。我了解软件,我知道它是如何工作的。”
澳大利亚对华为的正式禁令是所有国家中的第一个。尽管美国早在2012年就禁止公司使用华为网络设备,但是直到2019年5月,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才正式将华为列入实体名单中。一年后,川普将该命令延长至2021年。而拜登政府延续了这项制裁。
美国官员意识到,华为威胁的最大源头来自于中共政府的专制本质,在于中国的独立企业与政府之间缺乏界线。
“重要的是要记住,中国企业与中共政府的关系不同于私营企业与西方政府的关系”,美国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主任威廉‧埃瓦尼纳(William R. Evanina)告诉《纽约时报》,“中共2017年生效的《国家情报法》要求中国企业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情报工作,不管它们在哪里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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