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2年03月03日讯】(大纪元记者伊铃多伦多报导)2019年11月,香港依然延续着夏天的闷热。一大早,陆耀辉从元朗的家出发,坐火车到达红勘车站。她背着鼓鼓囊囊的粉红色双肩包,肩头跨着一个大喇叭阔音器,一手拿小风扇、一手持盲人手杖,缓缓地向前行走去……
反送中运动由6月9日持续至今,这位盲人一直在黑暗中紧随示威者的脚步,足迹涉及香港大大小小的抗争现场。她结识了很多朋友,但没人知道她的中文名字,只称她Joy、陆小姐、鸡批。
“哪里是前线?”她问旁人。她不知道自己身处的确切位置,也不知道周围到底有多少人,只是凭脚踩着的砖路估摸自己走在行人道上。大多数时候,她只能凭借手机的智能机器人和旁人提醒,来确认自己所处位置,凭借气味和声音来辨识方向、规避危险。
几经周折,她来到理工大学的A座出入口。在得到守卫允许后,她艰难地爬过堆积的杂物,进入理大校园。这天是11月17日12点30分。
中大(香港中文大学)激烈冲突刚过,战事转移到理大(香港理工大学)。冲突在16日晚上升级,防暴警员向示威者发射多枚催泪弹,抗争者随后于漆咸道南与柯士甸道交界投掷燃烧弹还击。17日中午时分,警民冲突愈演愈烈,警方出动两部水炮车及锐武装甲车,催泪弹和汽油弹飞来飞去。现场火光熊熊,硝烟弥漫。
黑暗中前行 步步维艰
“我想到危险的地方去。”陆耀辉已来到巴士站下。下午的阳光异常猛烈,火辣辣地刺激她的皮肤。
她把头发束在脑后,将几张湿纸巾捏成一块塞进外科口罩,她已习惯用这种方法来舒缓催泪弹的气味。她一只耳朵插着耳机,专注收听Telegram传来的现场最新消息,以拉近自己与前线的距离;另一只耳朵专著于周围的动静。一有风吹草动,她立马用扩音器通知现场抗争者离开。
“直走,前面就是。”陆耀辉根据旁人的指点,缓缓向前移动。盲人不会走直线,走着走着就偏了,东撞西撞。有时走到沙地,她就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其他人看不过去,就会过来帮她。理工大学她从未来过,环境不熟,尽管路上没有路障,她还是摔了几跤。
终于,陆耀辉来到了校外的冲突现场。这里路况更遭,到处散落着砖块、杂物、碎玻璃及燃烧的灰尘。她行走艰难,步步惊心,稍一不幸,就跌破腿。
“我不怪他们(抗争者),根源在政府,是政府执意不听民意造成的。”陆耀辉来到路边坐下,神态镇静;现场的民众和抗争者都很警戒,时刻观察警方的动静。
“我最大优势就是看不见,所以不怕。”陆耀辉说。别人都怕警察,她不怕,因为看不见警察的表情。即使街头浓烟滚滚,她仍然悠然在路边喝凉茶。
想当“坦克人”
她出生就左眼失明,右眼只有3%的视力,在30岁前完全失明。在朦朦黑暗中生活,看不到前途,还要遭受很多有意无意的歧视,她曾想到过死。她曾就读星光盲人学校,老师告诉她:“你虽然失去了视力,但你可以用聪慧的大脑、精灵的耳朵和灵巧的双手去认识这个世界。”
“上天给我多少,我就发挥多大作用吧。”她说。经过刻苦努力,在没有盲文书籍的情况下,她读完大学,取得国际人权法硕士学位,成为香港第一位盲人律师。
陆耀辉的父亲和爷爷来自大陆,上个世纪50年代,她的爷爷带着她爸爸从深圳湾偷渡,游水到香港。前2次都被抓回,第3次偷渡成功。从小她就知道,大陆那边是一个邪恶的专制统治。因此,她从中学开始,不缺席香港大大小小的社运。但经历最多的还是这次反送中运动。
抗争运动不断升级,从最初的反修例,升级为反警暴。她一直跟随抗争者的步伐。一个盲人能做什么?很多时候,她被人拉到后面,或许怕她受伤,或许怕她挡路;连警察也把她当闲人。但她总想走到最前面,希望像六四天安门事件中的那个坦克人王维林一样,阻止警察前进。
“我也可以挡在警察和抗争者之间,用我的盲人手杖拦住警察;还可以和他们理论,以拖延时间让抗争者离开。”过去几个月,她屡屡成功地帮助抗争着离开。
就在7天前的11月10日,她在沙田地铁站,有一群抗争者在里面搞“工程装修”,地铁站准备关闸,她刚好赶到,直接横卧在卷闸门下面,为抗争者赢得10分钟。
警方包围校园
大约3点钟左右,警方再次出动两辆水炮车,发射长长的蓝色水柱和透明水柱。紧接着,警察突然冲向示威者。顿时,喊叫声、呵斥声响成一片,场面非常混乱,抗争者被迫退回校园。
当时,陆耀辉正在前方,这次已经完全不是她过去经历那些场面:充当“坦克人”,挡在警察和抗争之间,跟警察理论,拖延时间以便让抗争者逃离。混乱的场面使她一向冷静的头脑、灵敏的耳朵都发挥不了作用。当所有人都往后撤时,她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还好,有人迅速把她拉过来后撤,但还是被水炮击中,她受伤了。
大约下午4时,示威者获得消息,警方发出指令,要求示威者在10时以前离开,否则将被视为“暴动罪”。随后理工大学要求在场人士,包括学生及教职员全部离开校园。
晚上6时,陆耀辉已隐隐感到危险正在升级,她劝身边一位女学生离开:“你还年轻,还要读书。”陆耀辉是一位国际人权法律师,她决定留下:“当示威者被捕时,我可以利用我的法律知识,告诉他们有哪些权利。”
水炮车、装甲车与抗争者的燃烧弹已经持续对峙了很久。此时,外面的人无法进来增援,而校园内大多数人还未意识到危险的升级,他们已经被包围,所有的出口都被封锁,此时已无路可走。
晚上7时,一些抗争者按警方规定离开出口时,但被警方密集的催泪弹逼回校园。一些救护员和医生、记者遭逮捕。
“我们已经出不去了。”现场气氛变得紧张起来。
齐上齐落
晚上8时50分左右,警方出动两辆锐武装甲车沿畅运道天桥往理大方向推进,示威者向其投掷大量汽油弹,其中一辆着火,火势猛烈,被迫后退至警方防线。晚上10点,警方呼吁人们从Y座离开理大。
然而,当人们从该处离开时,却遭遇警方密集的催泪弹、震撼弹,多名市民、急救员及记者遭逮捕;一些试图离开的示威者被逼退校园内。
警方又发出最后通牒,同时播放一些歌曲,企图以心理战术摧毁示威者的意志。现场有抗争者情绪崩溃哭泣。
此时,饭堂聚集了大批的抗争者,经历长时间的奋战后,又累又饿的抗争者正疲惫不堪地排着长龙,等待用餐。来来往往的人群中,有许多人受伤;许多人被水炮车射中,手臂、脸上呈现怪异的人造天蓝色。
陆耀辉要了一杯柠檬茶和一盒饭。“说实话,饭菜很难吃。但战时能吃到这样的饭菜,已是三生有幸。”她说。她凭借声音,估计身边的人很年轻,大多是十五六岁的男孩、女孩。
“他们原本是天天吃香喝辣的家宝,却因为这场政治运动,甘心在这里吃苦,还要陪上自己的前途。”陆耀辉感到自责,“其实是我们的问题啦,如果20年前我们能够做多一点,早早认清共产党,争取民主,也不至于有今天这样了。如今人到中年,却让这些年轻人来承受。”
外面激战还在继续,饭堂里弥漫着紧张、焦虑、恐惧的气氛。大家都在谈论下一步该怎么办?
突然,一个男生大声喊道:“你们今天要不要在这里保护大学?”
“要!”全场异口同声地响应,仿佛大家突然惊醒过来。
“怕不怕死?”男生又问。
“不怕。”全场齐声回答,喊声震天。大家纷纷表态,誓言死守理大,保卫校园,要齐上齐下,直到最后一个人安全离开。
陆耀辉有心脏病、糖尿病,又遭受水炮射击,身体已感不适。但现场气氛感染了她,她重新振作起来。
午夜时分,大部分抗争者继续在外面跟警察顽强激战。陆耀辉明白,这个战场比其它过去任何一次抗争都凶险、激烈,她什么都做不了,只得随其他人到体育馆休息。她用背包当枕头,席地而卧,但她根本睡不着。
“会不会再次发生六四天安门事件?”陆耀辉心里一阵不安。对于被捕、坐牢、取消律师资格,她早有心理准备。“如果因为这场政治运动取消律师资格,无所谓。”
此时,她最担心的就是关灯,停水、停电。“只要一关灯,他们(警察)什么都可以干了。六四天安门屠城就是这样发生的。”她感到死亡的威胁正在逼近。
“我不怕死。”她说。6月12日金钟抗争现场,她非常担心立法会内抗争者的安危,当时曾想用自杀来换取他们的安全离开。
“当一个人不怕坐监、不怕死、不拍失去前途时,其实已经无所畏惧了。”陆耀辉说。可是这些年轻人怎么办?他们很多是十五六岁的孩子,外面是枪林弹雨,硝烟弥漫,大家被警察围困在里面。他们怎么办?
凌晨3点左右,体育馆内渐渐安静下来,但是恐惧、焦虑并没有消退。大家心里都清楚,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要么死,要么成功离开,没有第三条路可走。许多人开始安安静静地写遗书,陆耀辉也用手机录音给家人留遗言。
速龙小队进校园
凌晨5点30分左右,一阵急促的喊叫声响彻体育馆:“快起来!快起来!速龙小队进校园了,你们怎么还有心思睡觉?”一个男生急促地跑进来,“我们已经为你们奋战一整晚了,现在轮到你们上场了。”男生声嘶力竭,几乎情绪崩溃。
瞬间,体育馆内慌作一团,跑步声、哭喊声响彻一片;有的女生情绪崩溃,发出绝望、惊恐的尖叫,现场气氛恍若人间地狱。
慌乱中,陆耀辉的手机突然不见了。手机是她重要的生活助手,她要依靠它来辨识方向、听新闻、跟外界联络。但此时,谁也顾不上帮她找手机了。
过了好一阵,场面渐渐缓和下来。除了有些女生仍在嚎哭,大多数人情绪稍微平稳,大家开始商量接下来该怎么办?
“干脆,我们从这边跳下去吧?”有人指着窗户说。
“这里是五楼啊,跳下去全都没命了。”有人不同意。
过了一会儿,又有人说:“那我们要不要集体自杀啊?”一阵静默。
“不用吧,他们(警察的速龙小队)都还没到我们这边来,不用这么紧张吧。”有人反对。
已经无路可走了,最后大家决定强行闯关,冲出去。当然,陆耀辉不能随行,她也知道自己跟不上节奏,只得留下来。
6点之后,示威者开始强行闯关,但很快被警方密集的催泪弹、橡胶子弹和胡椒球弹逼回校园内。连续几次闯关都不成功,突围失败。
上救护车
8点之后,陆耀辉来到饭堂,这里已有不少抗争者。陆耀辉有心脏病哮喘,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吃药,加上水炮和催泪弹的袭击,她身体状况已很差。3个男女学生过来,发现她的状况不好,赶紧把她送到救护站。
救护站的气氛还算稳定,大家比较镇定。陆耀辉身边已经有2个人受伤,其中一个眼睛被打破了,血不停流;另一个腿被打骨折。陆耀辉递给救护员一些医生开的诊疗单,希望获得一些药物救助。救护员说:“很抱歉,我们已经无能为力。”
时间一分一秒地向前移动。11点左右,突然有4个穿救护员衣服的男女来到救护站。其中一人说:“我们是香港消防总署的救护员,谁需要救护?请跟我们走。”没人回应,大家疑惑地看着他们,担心他们是警察假扮的。
“我们的救护条件很有限,只能带走一个人,请问哪个最严重?可以先走。”一位救护员又说。听了这句话,大家才相信他们是真的救护员。最后,救护员认为陆耀辉的情况最差,让她先走。
陆耀辉被两个救护员拉着,一路上爬过重重的杂物、攀爬树干、走过小溪、越过破烂的梯级和小山坡,走了大约半小时,终于上了救护车。意外的是,有2个男生悄悄跟在她身后,一起上了救护车。
一路上,陆耀辉一直担心警察会过来抓她,可是,直到上了救护车警察都没过来。“他们(警察)可能担心抓个残疾人很麻烦,还会引起民愤;又或许认为我根本就是无足轻重的小人物。”陆耀辉说。
这一次,经历一天一夜理大围城,陆耀辉在警察的眼皮底下走脱了。
黑暗中的曙光
2019年12月31日,当年的最后一天,陆耀辉继续上街抗争,终于引起警察的注意,她被要求搜查随身物品。她凭借律师的警觉,提出要到警署才能打开包,以免被栽赃陷害。在警署,她照样遭到值班警官的恶劣对待。
从此,陆耀辉出街有人跟踪,出席抗议活动,警察在无预警的情况下对她喷胡椒喷雾、大骂她疯子、戏子、假盲人,背个大喇叭煽动暴动……她的生活再也不平静。
抗争的烽火终于被威权压制下去,随之《国安法》实施,环境更加紧张。陆耀辉感觉再也没有自由的空间了。2021年底,她只身来到加拿大,申请政治庇护。
2022年2月26日,在多伦多这个春寒料峭的日子里,陆耀辉平静地回忆当年的抗争经历,仍然历历在目,仿佛发生在昨天。
“我们的民主在哪?人权在哪?我们还有希望吗?”在黑暗中摸索前行6个月抗争之后,陆耀辉发出质问。
“倘若现在放弃争取我们应该有的人权和自由,让极权不断扩大,继续残害大家,这微弱的烛光可能真的会熄灭。”她说,她相信香港目前处在黎明前的黑暗时期,曙光仍然在前方。
“做为国际人权法律师,一定得做点什么。”陆耀辉神态平静地说,“即使蚍蜉撼树,亦应竭力追求社会公义和普世人权价值。”
责任编辑:岳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