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99年7·20反迫害日

许那:当恐怖侵入日常生活 讲真相要付多大代价

作者:许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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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2年08月08日讯】当恐怖侵入生活的日常,在一个谎言铺天盖地,信息严密封锁的国家,讲出真相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多年以后,想起1999年7·20这个日子,我才意识到,那一天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当然也改变了我们。


那一年的那一天,继4·25中南海法轮功学员和平请愿后,我和于宙为争取信仰自由的权利,到府右街上访。一到那里便被警察塞进了大公共汽车,拉到丰台体育馆。

在那里我头一次看到那么多年轻的学员。大家静静坐在那里,来回走动的是警察和记者,我记得下过一阵小雨,有学员把自己的雨伞给了警察。那时候我还不明白,为什么记者只对准年老的学员摄像。

后来,当我们被强制赶进公共汽车,不知道要押向哪里时,于宙跑到车头拦截,挥舞着手臂激动大喊:“为什么?不要这样啊!我们想做好人难道有错吗?”他被人拉开,推进车,与我一起押到中关村派出所,见到满满一院子的学员,多数是人民大学师生。后来在警察包围下,我们被强迫收听了对法轮功的定性。从此对法轮功的污蔑、歪曲与构陷,充斥了中国大地的每个时空。为了维护信仰,自证清白,全国各地学员来到了北京上访。

因为府右街被戒严,学员们陆续到了天安门。对于蒋炼娇来说,当年对天安门的回忆“只有恐怖”。那年她九岁,随父母与兄弟姊妹,及湖北众多学员坐火车到北京上访。因为当地官方人员截访,他们不得不离开旅店徒步前行,最终在高碑店搭车到了天安门广场。

小娇娇看到警察把父母抓走,看到她未成年姐姐被警察推翻,然后被拽着长发拖在地上走,只因姐姐喊了一句“法轮大法好!”后来她与妹妹也被扔进警车。身材矮小的娇娇在大人的腿中间寻找父母,她听见喊叫、看见了警棍,抬头时,一个大人脸上的血,滴到了自己身上。后来,她和小妹妹与大人们一起被押回湖北。大人们被铐上手铐,她和小妹妹因为手腕太细无法被手铐铐上。

也是在天安门,我的辅导员张连义(或张连渏,北京大学高能物理博士后)在天安门广场第一个打出“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几分钟后被抓走。

我和于宙刚刚走出地下通道,便被便衣拦住:“你们是炼法轮功的吗?”我俩说“炼!”一个“炼”字,我们被驱进等在旁边的警车,关了一个月。

李凤琴(北京工业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处助理工程师)因带相机去天安门拍照,被便衣暴打五个小时,脸被打成猪头、牙齿全部松动,整个双腿,被警察的大头皮鞋踢熟了,粗肿呈黑紫色,当被送进天安门派出所关押学员的铁笼子的时候,就连平时和她很熟悉的学员都没有认出来她……

即便如此,也没挡住上千万学员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或直接去天安门表达诉求上访,或留下来交流怎样更好讲真相。

我和于宙也是在那时接触了几百名学员,或者帮他们租房,或者帮他们拿到经书。

我记得沈健力(长春财贸大学数学系讲师,当时31岁左右)、郑卫东夫妇、他们不到三岁的小女儿格格总是依偎在沈健力的膝边,她是我见到的最小的修炼者。

还有云庆彬、李xx夫妇(云庆彬,长春一公司技术人员,当年33岁左右),他们带了一个四岁的儿子。

还有彭敏、彭燕兄妹,他们露宿在外,彭燕(18岁左右),彭敏,湖北武汉人,当年23岁左右,在金水桥旁的厕所里洗漱。

我记得,那时候大家每个人脸上都有光,天南海北坐一圈,同看一本经书,操着不同口音,切磋交流如何更好讲出真相。那时,三人以上聚集,就属非法了。北京各大小复印社严禁为法轮功学员复印资料、上访信等真相资料。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辽宁的农民,他拖了一袋子的一毛、二毛、五毛的纸币,恭恭敬敬在上面写着“法轮功修炼者不会杀人”、“法轮功于国、于家有百利无一害”等字句。他说:“如果把钱放地上,人总会捡起来看吧。”后来大家就开始省吃俭用,自己买打印机、复印机了。

2000年十一以后,随着警服统一换成纯黑色,天好像要塌了,迫害加剧,街头巷尾,常有警车横冲直撞,呼啸而过,天天都在抓人,拥有一本经书,几个人聚在一起,可能就会被劳教了。


记得于宙有次回家,带一后备箱的经书,“警笛已经是我的音乐伴奏了。”原来在高速上开车,一路上他的耳边都是警笛的声音,而后面没有警车,他几乎出现幻觉了。

第一次感到了死亡的逼近,是彭敏的离世。之前知道他回武汉印制真相资料,后来被抓进看守所,被迫害成高位截瘫,当时他父亲已被劳教,妹妹不知去向。一个夜里,他母亲电话我,彭敏死了。那个深夜,我和于宙继续打坐,感觉无边的黑暗包围了我们,那时我怎会想到同样的遭遇会发生在我亲人的身上!一个多月后彭敏的哥哥电话我;他母亲也死了(编者注:据法轮大法明慧网报导,彭敏被毒打致死二十二天后,母亲李莹秀亦在武昌区青菱红霞洗脑班被毒打致死)。

李丽(吉林四平某工厂工人当时32岁左右)患过脑癌,后炼功得到了健康的身体。7·20后,她坚持炼功被判劳教一年,解教后她来京上访被通缉。我让她住在我家。2001年7月破门而入的警察抓走了我们,她判了五年,罪证是:她把真相信寄给了北京各大部委;我被判五年,罪证是:编辑了两本法轮功祛病实例的小册子。

被押送监狱前,我才会知道因修炼而获新生的李丽,已经病死在看守所(后来知情人透露,她曾在看守所被转至转化班,在那里被殴打头部)。

监狱,其实是中国社会大环境的缩放。如果你想维持自己基本的生理需求,你就必须承认自己是有罪的,无论罪名多么莫须有,否则,你会被饿饭、被限制睡眠,甚至严禁睡觉、严禁上厕所、洗漱。你只有赞颂法律是英明的、感恩它赐予了你一切,才能换取所谓的生存权——猪栏里猪猡一样的生存。

我曾一度希望自己被关押在纳粹集中营,而不是北京女监。纳粹毁灭的是人的肉体。而女监毁灭的是人的精神,让你活成行尸走肉。当酷刑无法使我放弃信仰,警察对我说:“你这种人,就应该做个手术,切掉你的大脑,置换上一种统一规格的。”统一规格的标准就是CCP。

这种精神摘除,被称为“思想改造”。改造的逻辑是非人的,比如它说:“不能让你睡觉,因为你一睡醒就不会思考。”它还说:“我们折磨你,是为了挽救你。”它颠倒黑白,当董翠(北京顺义妇幼保健院的医生,33岁)在酷刑后仍相信“神是存在的”,她被认为“改造不到位”,被拖到没有监控的地方(犯人的洗澡堂)群殴致死。之后,全监区的犯人被逼表态:监狱没有虐待犯人;我控告董翠是被虐致死,而被关进小号折磨,理由是:诬告干警、造谣生事。

它善恶不分,群殴董翠的犯人立功减刑;折磨法轮功的警察评奖晋级,被评为“先锋”、“劳模”。

如果你想拥有它所允许给你的“获得感”、“安全感”,你就要学会如何忘恩负义、指鹿为马、助纣为虐,并为之涂脂抹粉,成为它的一部分,成为假恶暴的一部分。我终于看清它为什么迫害真、善、忍,就因为它是假、恶、暴。作为一个从来不关心政治的人,我终于认识到:必须讲出它谎言之下的真实历史,让人看清70年来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谁是一切灾难的元凶?必须讲出它如何渗透亿万中国人的头脑,侵蚀国人的心灵,疯狂其理智、扭曲之人性。唯此才能接近最大的一个真相:这场对法轮功的镇压、迫害了所有中国人,泯灭人的良知,难道不是对人最大的迫害?

觉悟这些之后,我不再害怕被人说成是“反革命”、“反党搞政治”,面对这种没有人性的、践踏天赋人权的政治,如果我没有明确的态度,如果我不反对,我必是逆天的,我必是软弱自私的,我必是与邪恶为伍!而反对它才是真正的爱国,真正的为国人的未来负责。

2007年7月,我刑满,经过监狱警察与社区警察的交接,我走出监狱,回到到处是监控的社会,一个更大的、没有围墙铁网的大监狱。

出监后,我知道大部分7·20时认识的学员都经历了和我一样的遭遇。

曹东(当年24岁左右,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因向来华访问的欧盟人权官员斯考特先生讲法轮功被迫害事实被抓,后因向海外发送两篇文章,被判刑五年半。其新婚妻子杨小晶(北京某部委高级工程师,38岁左右)反复被劳教,后在探监曹东时死在异乡。

白少华(毕业于人民大学)的哥哥白晓钧已被迫害离世,与我同在一炼功点的李文哲、王秀娟被劳教,林澄涛(北京协和医科大研究员)在劳教所被折磨得精神失常。而曾在我家住过的几位学员,已不在人世。

黄雄(当年22岁)回老家后被劳教,后“人间蒸发”尸骨无存;

陈家福(当年35岁左右,大连理工学院教师),从我家出去后去了天安门,后被劳教并死于大连教养院;

沈健力也死在长春的一个看守所,尸骨无存(涉器官活摘)。

当于宙和我细数这些死去的大法弟子时,他没有什么感慨,只是说:“将来我们俩中,不管是谁,如果为讲真相维护大法而死,剩下的那个人,一定不要难受。我们为真理而来,朝闻道、夕可死。”一年后,于宙在通州看守所被“病死”。

那次,北京为开创“平安奥运”开展“维稳”严打,于宙和我在街上被拦截,从车中搜出“神韵”、“六四”光盘之后被抓入通州看守所,八天后,于宙死亡。几年后与于宙同一监室的“牢头”找到我,告诉我于宙死于警察“草菅人命”,但他不敢说出全部,“我害怕被灭口”。

也是2008年,与于宙同岁的孙毅,在为学员运送打印机耗材的路上被抓,劳教两年半被送至马三家劳教所,生产出口欧美的泡沫墓碑。他想方设法弄到违禁的纸笔,躲避监控写出了20封SOS求救信,讲述自己被奴役、生产Made in China的奴工产品,讲述自己因修炼遭受酷刑,希望见信人能将信交给国际人权组织。他没有想到他把信塞进墓碑包装后,遭受了更惨无人道的“大挂”、“伸拉”、“死人床”等折磨;也没有想到,这些信藏在产品中,穿越了劳教所层层铁门,在信息瞬间便可发往全世界的互联网时代,却像古代漂流瓶一样,横渡太平洋,四年后才被美国一位女士收到并公布于世。

2016年底孙毅被迫流亡印尼,公开身份不久,便蹊跷死在一个小岛上,留下一把发黑的骨灰,他的故事至此才被全世界知晓。

于宙死后,我被判刑三年,刑满前几天某领导带一队警察,到监狱通告我:出监后必须火化于宙遗体,不得宣传于宙的死,否则就是“闹事”、“搞政治”。


2011年出监后我发现,这个表面看起来很难改变的国家,因一张光盘、一张传单、一个破网软件,真的发生改变了。

我的大学同学王老师对我说:“应该感谢你们法轮功,你们的小鸽子破网软件让中国人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知道我们周围到底发生了什么。”

后来,他与我合作拍摄了关于于宙的电影。

八十岁的老太太都可以用小鸽子翻墙、下载制作真相材料。但迫害并没有停止。

刚从监狱释放的孟庆霞(毕业于清华美院服装设计专业)七二年出生,曾被判刑四年半。曹东再次因讲真相被劳教两年半。无以计算的学员被反复迫害,又有什么能挡住人要做好人的愿望,什么能剥夺人要做好人的权利?

陷于毒瘾不能自拔的青年刘强,就因为在家门口捡到一张光盘走进修炼,戒掉毒瘾恶习,成家立业,由“不良青年”转变成好儿子、好丈夫、好爸爸。他说:“大法挽救了我,让我受益,我也应该让别人受益。”后来他自己购置了刻录机,制作光盘,处处散发。

上了大学的的蒋炼娇,通过小鸽子发表了一篇文章,却受到了校方的威胁:“再翻墙反政府,就开除你!”她不过写了自己的经历,九九年随父母被押回湖北十堰后父母被几番判刑、劳教。无人照顾的少年时代,她和妹妹、姐姐、哥哥挨饿,受凌辱,时常被软禁。她说,“即使那样,我也没有忘记真、善、忍。中学老师为了集体成绩,要求我们作弊,但我从来没有。”大学毕业后,她发愿到国外讲真相,离开了中国,而她妹妹,当年与她一起到天安门的蒋立宇,2017年因张贴法轮功传单被非法判刑四年。

与蒋炼娇有同样经历的李宗泽(北京某公司职员,九三年出生),在父亲屡受迫害、母亲担惊受怕中长大,却逐渐坚定修炼的意志。从小听到那么多谎言,见到那么多黑暗,发生那么多可怕的事,而这个国家的媒体却从未起到应该起的作用。他发愿学习新闻专业,更好讲出这个国家的真相。

“我小时候知道的事都是错的,法轮功是好的!”但同样九三年出生的郑玉洁蹦蹦跳跳跑回宿舍,兴奋宣布“我要炼法轮功”时,宿舍的同学都惊呆了。多年的妖魔化洗脑,多数人提起法轮功便为之色变,尤其在吉林大学,当年是法轮功迫害的重灾区(沈健力、云庆彬、郑卫东均毕业于吉大)。

但不久,上铺的李嘉轩及张任飞、郑艳美、邓静静、李立鑫、焦梦娇等同学,都和郑玉洁一起,悄悄聚在教室晨炼了,晚上他们在帘子里静静打坐。他们走入修炼是因为他们的老师石鹏翔(吉林大学艺术系青年教师)也是九九年以后在严酷的迫害中走入修炼的,作为学生心目中“最好的老师”,他深知,把最好的东西告诉学生,才是最负责任的。

毕业后,这些孩子来到北京工作,当传统文化几乎被摧残致尽,他们在工作、生活中践行传统文化的内涵。2020年,他们因聚集宣扬传统文化,拍照片被判刑。

九九年7·20时,他们还都是五六岁,如今,他们作为新中国人的一代弟子走进修炼并被迫害。当恐怖侵入生活日常,谬误与偏见主导整个社会,人们很容易屈服于暴力与软弱,只能意意以求个人幸福罔顾他人苦难。他们却有着坚持正义立场的勇气,他们的故事就是与这个世界的冷漠、自私、功利抗衡的过程。

他们所争取的不过是正常国家人人都会有的权利。他们被迫害,让世界看清了中共,也又一次提醒国人:我们到底生活在怎样的国家?在这片土地上,一个动作、一个聚会、一本书、几张照片,就会招致牢狱,而这一切已持续了二十多年。

这一切不能再延续了,因为天理昭昭。我们并非生活于动物的丛林,人类社会不是它肆意横行的乐园。因为天所赐予的,怎会被人夺去?因为善恶必报乃是任何人都无法更改的人间规律。

责任编辑:高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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