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去世的母亲在我眼里,始终是一个扑朔迷离、另类的存在。可惜,在她生前我们从未进行过全面、深刻的交谈。
用“扑朔迷离”形容母亲,皆因她对自己的政治观点总是半遮半掩,虽然她对我和弟弟、妹妹的爱是真诚无私的。
记得我在工厂当钳工时,回家脱下的油渍渍的工装,她总是悄悄为我洗净,并平静地说:“得讲卫生,你那么累,我该替你洗。”可当年已50岁的她下班后既要照料全家人吃饭,又要为我姥姥洗衣做饭,比我可累多了!可那时不懂事的我却忽略了她的辛劳,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她的给予。再如1977年中国大陆恢复高考,为了让我和在农村当“知青”的妹妹能有一个不受干扰的学习环境,母亲竟请假回家从早到晚守在院门口,对来找我俩的人一律下逐客令。我和妹妹对她的做法都提出过抗议,可她却依然我行我素。当我和妹妹都如愿以偿地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母亲的眼里盈满的是泪珠和兴奋。
母亲的心思我永远也猜不透。在中学,当我高兴地告诉她我是班上第一个入团的人时,她竟鄙视地斜视着我说:“你跟你大伯划清界线了?”我连忙点头称是。她盯着我说:“我就知道你会那样,要不你怎能往上爬呢?”气得我眼泪直打转,并大声回敬她:“大伯是国民党、反革命!”母亲连忙扭头不再搭理我。
上大学后,我很快加入了共产党,一放学我就赶紧骑车往家奔,想让父母分享快乐。没想到我刚说完:“我入党了!” 母亲却阴沉着脸说:“以后管好自己吧!”母亲不阴不阳的另类话语激起了我的满腹怨恨,我迅速冲出门,还不忘狠狠地甩下门,心想她就是个“思想反动”的人。
母亲与父亲性格不合,吵架成为家常便饭。有时父亲会说:“别总是摆你那大小姐脾气!”母亲则回敬说:“你骨子里永远是个国民党大头兵!”这些话听得我云里雾里,“莫非他俩都是历史反革命?”
偶尔母亲会说:“我祖上是满洲国人,在河北承德响水沟出生,你姥姥、姥爷的祖先是清朝武官,被皇上赐封千亩良田。我小时候上学穿学校发的浅蓝色裙子,可漂亮了!”“你姥爷每天抽大烟,你伯父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军官,你爸给他当警卫。国共内战时,你伯父参加了起义,国军让他去台湾他不肯,文革中终于被整死了!”每当母亲说到此时会用手摀住嘴巴说:“你可不能到处乱说啊,那是会出人命的!”她的话令我浑身打颤。
母亲的另类,我是在小学四年级时才觉察到的。1966年文革开始时,在中学、大学、医院、政府部门工作的姨、舅们,下班后常来我家,他们躲进里屋锁上门,然后鬼鬼祟祟地窃窃私语,一待就是到子夜。有个周日,他们凑了些粮票、布票和旧衣服,一起坐上了去承德响水沟的长途汽车。几天后,母亲高兴地对父亲说:“没白去,咱现在是贫下中农了,多亏我爸抽大烟将房产、土地全赌了个干净,可还是被定为地主。这回村头儿说以前定成分时搞错了,给我们重新更改了成分。”然后,母亲又对躲在一旁的我说:“可别告诉任何人呀!”
又过了几个月,我家门口贴满了大字报,说母亲是资本家的秘书。那天一些邻居正兴致勃勃地站在我家门口看大字报,母亲下班回来了,只见她扫了一眼大字报后,竟当众将大字报撕得粉碎,然后豪迈地对邻居们说:“白天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接着“砰”地一声关上了院门,邻居们面面相觑。
母亲的举动令我很害怕,左邻右舍有四家已在半夜被抄过家。后院邻居家的男主人“解放”前曾是资方代理人,虽已去世,仍被抄家。我们全家人站在垫高的被子上,从后窗看凶恶的红卫兵闯进他家一阵乱打乱砸,继而响起一片哭叫声,那声响一直回荡到天明。母亲很严肃地对我们说:“后院全是好人⋯⋯你们可千万别当红卫兵呀!”
我一方面小心翼翼地守口如瓶,另一方面想举报母亲的念头却一直在心中蠢蠢欲动。母亲的另类言行举止与我所接受的党的教育实在是大相径庭,她的思想不是一般的另类,而是并非一般的“反动”。我曾几次走到和平区派出所门前想举报她,可最后下不了决心,只因她的那句“真的会出人命”的话总是萦回在我的耳畔。
参加工作后不久,我被调到一所高校党委宣传部门工作。有一天我无意中对母亲说:“我不喜欢当钳工,有人推荐我去宣传部,可一直没有调动的消息。”母亲沉思了一会儿说:“那可是个危险的活儿啊!”我不解地问:“有什么危险?”母亲说:“不能讲真话!”我心想:另类的母亲就是爱说另类的话!当晚8点,母亲忽然对我说:“带你去个地方,问什么要如实回答。”于是我跟在她后面走。
当我们赶到大理道友好里2层201室时,随着母亲的敲门声,一位60岁左右的长者走了出来,俩人寒暄了片刻,老者便面带微笑地做出“请”的手势。当母亲说明来意后,长者问我:“为何想去宣传部工作?有何特长?”等等,我都如实一一回答。
两天后,调动通知便下发到了校办厂。这时我才问母亲:“老者是谁,您怎么认识他的?”母亲回答:“我们曾一起在解放区工作,他现在是区委书记,他儿子是你们学校管宣传工作的党委副书记。”“您去过解放区?”我这是第一次听说。母亲说:“我们四个同学一起去的解放区,她们仨后来都成了地下党,并嫁给了比自己大10—20岁的老干部。我是从那儿逃出来的。”
母亲似乎不愿提及往事,可我还是紧追不舍:“要是不回来,您现在也是高干了?”母亲不屑一顾地说:“你懂什么!我不屑与土匪流氓为伍。”停顿了一会儿,母亲又情不自禁地说:“可我要是留在那儿,也不会受那么多罪了!”母亲似乎有些后悔当初的抉择,但当我继续盘问时,母亲却紧闭了双唇。
历尽沧桑后,我才知晓母亲是本能地选择做个真实正直的人,而在众人眼里她却是另类。
如今,我也成了别人眼中的另类——许多旅居美国的中国大爷大妈一听我说美国如何自由、民主、法制时,就会说我是另类;当我历数中国存在的种种弊端与混乱时也会说我偏激、另类⋯⋯我想,也许是“另类”的母亲对我“毒害”太深的缘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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