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经济全球化之下的中国政治走向

郑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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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3月5日讯】经济全球化会导致中国政治的民主化吗?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中国的自由派大都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对西方自由派来说,吸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仅是为了开拓庞大的中国市场,而且也是为了催生一个民主的中国。因为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也就是西方民主自由价值观的传播过程, 至少在发达的西方,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始终是关联在一起的。全球化也意味着咨询的自由,而这种咨询的自由会消弱中国原有的基于垄断信息基础之上的高压控制。总而言之,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很多新因素和外在的压力会大大超越原有体制的控制能力,因而中国经济和世界的一体化会不可避免地导向一个民主的中国。

不过,从现状来看,这些原初的想法在中国既定的政治体制下,似乎都需要加以重新考量。人们一般认为,共产主义政权会反对经济全球化。但实际上则不然。对经济全球化,中国政府较之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都积极。政府不仅大力推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且在加入后踏踏实实地落实世界贸易组织的各项要求。在中国入世一段时间以后,人们发现,中国在落实世贸要求方面做得非常好,超出了西方世界原来的预期。中国政府加大力度修正法律体系和条文,使之符合世贸规定,而各级地方政府竟然没有反对声音。这在美国和西方是不可想像的,任何一个法律条文的修正没有三年五载恐怕是不可能的。中国之所以能够这样做,完全是因为政府的能力超越于大多数国家之上。

无疑,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法制建设有非常积极的作用。中国成为世界经济体的一员,法制也要和世界接轨,不仅要修改国家层面的法律条规,更重要的是要消除法律方面的地方保护主义。因此,一些人认为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政治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促使中国走向法治化,最终变成一个法治国家。更有知名学者称,中国所要建设的不是民主,而是法治。这里讨论法治和民主的关系过于复杂,可是可以确定的是,尽管法治是民主的重要部分,但不是民主的全部。法治也可以是有效专制的一部分。

所以,这里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到底经济全球化会给中国带来的是民主政治还是更为有效的专制政治?在可见的将来,答案可能是后者。在经济全球化方面,中国的老百姓一直不能表达任何声音,整个过程始终是由高层少数人主导的。除了早些时候传出的中央有些政府部门对入世的一些条款有些杂音外,工人没有反对声音,农民也没有反对声音。这不是因为入世能够为他们带来巨大的社会经济利益,而是因为他们并没有任何利益表达和利益聚合的机制,在中央部门也没有人来代表他们的利益。入世后政策实施方面也有类似的情况,地方即使有意见,也不能加以表达。这和在很多国家掀起的大规模反经济全球化浪潮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全球化更有可能导致更为有效的专制,这是因为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本身就包含着一些趋向专制的动力因素。

首先,法治过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有利于中央集权制度。这不仅是因为中央要依靠强有力的政治和行政力量自上而下地推行法制或者法治,而且也因为健全的法制和法治在本质上说有利于中央政府的统治。实际上,早就有人认为中央政府努力加入世贸的其中一个很大的动力在于中央集权,深化国家的经济体制的改革。当内部缺乏经济改革的动力的时候,领导人的目标自然转向了外在的力量。这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

其次,经济全球化的动力来自国际大资本和政府之间的合作。很显然,最近这一波的经济全球化的主角是国际大资本和当地政府。一句话,没有这两者的推动就不会有经济的全球化。从历史上说也是这样。而民主的产生和发展是不能依靠这两者的,因为资本唯一的政治要求就是政治稳定。资本在西方的民主化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在中国就不会。在中国这样的情况下,资本用不着象西方早期资本家那样来和专制君主分享政治权力。中国政府需要资本的努力来发展经济,进行现代化。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会自动和资本分享权力。一场中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在中国几乎没有什么可能性。资本所需要的是一个有能力提供和保证政治稳定的有效政府,而非一个民主的不能保证稳定的弱政府。

所以,对中国来说,经济全球化的结果可能是一个不得不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应付全球化引起的社会经济问题的政府,一个善于解决问题的有效政府,而不是一个向社会各阶级开放政治过程的民主的政府。市场经济对民主政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前者不能替代后者。民主是一个政治问题,民主的实现还得依靠政治方法。那种简单地认为市场经济会最终导致民主政治的观点可能就是目前中国自由派的天真想法。

原载《信报》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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