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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宜三:“人才大国”还是“奴才大国”

武宜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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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2月4日讯】计划从“人口大国”变为“人才大国”

有消息说:国家有关部门正在实施更加有力的人才战略,推进人才培养计划,要用五至十年的时间造成一批“学贯中西”的理论家,“水准精湛”的作家、艺术家,“精通业务”的出版家,“受众喜爱”的名记者、名主持人,要形成一批各个方面的领军人物。据说这是为使中国由“人口大国”向“人才大国”转变,是“全民族都在企盼着”的壮举。

“人才大国”肯定不是法西斯独裁政权所能够制造出来的。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中,曾有过两次“人才大国”的辉煌。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时代。那时候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文学家可谓层出不穷。第二次,上世纪上半叶也是人才辈出:陈独秀,胡适之,蔡元培,傅斯年,张东荪,马寅初,鲁迅……那时候,不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政府的权力还没有达到不受任何约束的时候,对外来思想文化也没有办法赶尽杀绝,所以在国家和社会之间,保留了适度的空间,使社会总能保持着活力,能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世界文明的主流。这种有活力、有自由空间的社会,就为人才的产生创造了良好的客观环境。

产生人才需有自由环境

一九四九年以后共产党摧毁了能够自由地、真正地为社会讲话的机构和组织,逐渐建立起一个全能主义政治的社会,完全控制社会一切领域。一方面发动一个接一个的运动,几乎都是以知识份子为物件,另一方面实行单位和户口制度,不仅控制了知识份子的政治活动,也控制了他们的经济来源和工作条件。从此大陆知识份子的独立思想、言论自由、人格丧失殆尽,甚至连生命安全也毫无保障。剩下的不是奴才就是奴隶,人才没有了。

以一九四八年选出的八十一位中央研究院院士来说,其中除朱家骅、凌鸿勋、王世杰、王宠惠、李济、董作宾、李先闻、傅斯年、吴敬恒去台湾,陈省身、李书华、汪敬熙、吴宪、林可胜、陈先侠、袁贻瑾、李方桂、胡适、赵元任、萧公权、吴大猷在美国外,留在大陆的六十人都没有好日子过(谢泳:《书生私见》,上海文艺出版社)。中国科学院在文革十年浩劫中,被抄家的达一千九百零九户,被迫害致死或自杀而死的二百二十九名,其中具学部委员(院士)等高级职称的有:熊庆来、邓叔群、赵九章、叶渚沛、张宗燧、刘崇乐、曹日昌、丁瓒、周仁、莫武汉、姚桐斌、李璞、司幼东、萧光琰、余柏年、陈绍澧、雷宏叔、伍钦荣、叶企孙、谢家莱、饶毓、许宝□(《中华文学选刊》1997年2期)。这仅仅是中国科学院一个单位,以全大陆各大学、各科研单位甚至全社会来计算,数量就更惊人了。

毛泽东对知识份子的镇压是非常凶残的,他自比秦始皇:“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份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A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有人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得还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

整肃知识份子毫不手软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即使对党内知识份子也绝不手软,毛泽东说:“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毛选》五卷)原清华大学党委第一书记、时为校长助理的袁永熙,曾是西南联大学生运动领袖,他大约是党内最早被点名的右派分子(朱正:《两家争鸣》,台北)。其妻陈琏是蒋介石文胆陈布雷的女儿,原以为背叛黑暗,投奔光明,结果却在更黑暗的政权下,于一九六七年跳楼自杀。

曾任浙江省长的沙文汉(著名书法家沙孟海弟弟),一九二五年就加入中共,为中共打天下出生入死,能文能武,三十年代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军委书记。一九四六年后是中共上海局主要领导人之一。在“解放”和接管上海、南京、杭州等大城市中作出重大贡献。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出任浙江省长。因为提出“党政分工”,反对“以党代政”要求实行“党内民主”等,被省委书记江华打成右派,并遭毛泽东多次点名批判。一九六四年在屈辱中病逝,年仅五十六岁。逝世前完成了《中国奴隶制度的探讨》,长达八万余字,文中涉及《尚书》、《墨子》等多种典籍和大量甲骨、金文和其他出土文物,在古代史研究中作了突破性的探索,提出了不少创见。

沙文汉的妻子陈修良,也是一个能文能武的人才。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共青年团,留学过苏联,流亡过日本。一九四六年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潜伏于国民党心脏之中,策动过“重庆号”军舰的投共,为中共夺江山作了卓越贡献。一九五七年也成了右派分子。随后被开除党籍,下放农村劳动改造,又经文革十年浩劫,受尽磨难,九死一生。一九七九年才获“平反”。晚年笔耕不辍,著作有《陈修良文集》,并编有《沙文汉诗文选集》。

一九四九年以来到底有多少人才倒毙在中共法西斯屠刀之下,恐怕是永远无法知道了。史达林杀人还有一个“法律程式”,所以俄国可以把所有受难者的姓名收集起来;毛泽东却是通过群众专政即暴民政治来达到群体绝灭的目的,所以中国的许多死难者注定要做无主冤魂。

中共只需要听命的奴才

不久前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井冈山和上海浦东新建三家规模相当的、高水准的干部培训学院,作为培训提高干部执政能力的基地。”

中共在中央、省市、县三级都设有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的情况下,还要投入钜资建三家大模规、高规格的“培训学院”,可见其执政危机的深重。中共当局并不需要真正的人才,需要的是巩固其统治、镇压奴隶的打手和奴才。

大学毕业生的流向也非常符合当局的意图。据中共喉舌报导,今年报考国家公务员的人数比去年增加71%。二十六个部门的报考人数和招聘人数之比达100:1。其中中央国家行政机关的报招比是53.1:1;中央党群机关是72:1;人事部门达322.8:1。这些资料显示,“万般皆下品,唯有当官高”,而且在人事部门当官油水最多,党政机关则次之。连系到多年来官员下海经商成潮流,又可以看出:一批饱狼去了,一批饿狼又来了。

如果不进行民主政治改革,中国这个“人口大国”,可以是“文盲大国”、“假货大国”、“走私大国”、“污染大国”、“贫穷大国”、“缺油大国”、“贪污大国”、“缺德大国”,甚至是“奴才大国”、“奴隶大国”,但绝不会是“人才大国”!

--转载自《争鸣》杂志2004年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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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12-04 10:3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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