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4日讯】 近来，随着二○○三年出生数再降至22.7万以及二○○二年总生育率降至1.3人，少子化的“问题”又成为舆论关注的对象，政府当然又再度成为人们寄望解决问题的主角。一方面，有人认为政府应该竭尽所能，由生育补贴、减税乃至建立便宜甚至“免费”的托育设施来鼓励生育。另一方面，有人认为证诸各国鼓励生育政策的效果不大，认为政府应该及早未雨绸缪，为未来的老人们建立足以安养老年的福利制度，例如国民年金。
总生育率表示一对夫妻终其一生平均会生育的子女数，总生育率下降表示越来越少的年轻人，必须扶养越来越多的老人。值得了解的是，由于我们并无法完整观察到一个妇女由十五至四十九岁的完整生育历程，它的算法是假设当年各年龄层妇女的生育率，恰好可以代表每个妇女在各个年龄的生育概率，以此推估出每个妇女一生的预期生育数。
在一个稳定的人口结构中，此一假设或许还算正确，但在台湾这一个各世代妇女生命经验快速变化，特别是年轻世代由于就学就业机会增加，导致结婚和生育年龄明显延后的社会中，对推估的总生育率，应该更小心解读。换言之，十年来就学机会的快速扩张，使得现在的十五至廿九岁年轻妇女恰好是属于正在就学就业而延后生育的世代，而卅五岁以上的妇女是上一个已经完成生育历程的世代，如此计算出来的“总生育率”应该是被低估的。
退一步说，即使每对夫妻的生育数，真的只有1.34个，老年生活又会有什么问题呢？由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开始，由社会平均的角度出发，确实很容易就得出1.34个子女需要扶养二个老年父母的负担，压力自然是越来越大的推论。问题是，如果仔细分析不同教育程度和高低所得夫妻的生育数，会发现生得少或者甚至不生的夫妻，除了不孕之外，恰好都是高教育程度和高所得的家庭，他们在决定生得少或者不生的时候，早已经知道自己不需要养儿防老，又何劳政府多虑呢？否则，1.34的总生育率之下，台北市的子生育率更只有1.17，我们会认为台北市的老人，相较于其他县市，是更值得忧心的吗？
那么，少子化和国民年金实际上会有什么关系呢？少子化的现象，透过喜欢发现社会问题的媒体报导，配合“福利国家”的想法，会促成民主社会中国民年金制度的诞生。不论是“随收随付”或者“储蓄账户”类型的国民年金制度，由于老人选票的比例随人口化程度而明显增加，最后通过立法的制度，对这一代老人必然是有净利得的。对现在生育数低于平均数的父母而言，未来可以得到别人家小孩工作缴税的国民年金，应该也有好处。那么，这些好处由谁来负担呢？会不会反而是少子化浪潮中仍然出生、被某些人认为“该生的不生，不该生的拼命生”的下一代呢。(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