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21日讯】根据在2004年3月举行的人民代表大会上中国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中国2003年在清理超期羁押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称，涉及两万五千人的已经超过法律规定时限的各案得到了解决。最高人民法院说，其中的7658名被羁押者被超期羁押在法院系统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报告说，“除少数因法定事由外，基本清理完毕”。
还没有解决的案件之一就是民运人士，美国永久居民杨建利博士。他自2002年4月被拘留以来一直被关押在中国。杨在2003年8月4日因涉嫌偷越国(边)境和给台湾做间谍而经过三个小时的不公开审判。8个多月后，他至今仍在等待判决。在中国的法律中完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继续关押他。事实上，杨建利的国内外的家人已经向人民代表大会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成立调查委员会调查他被超期羁押的原因。
从逮捕前的拘禁到开庭后等待判决，超期羁押可能发生在刑事司法过程中的任何阶段。除了去年解决了的案件外，据报道，从1998到2002年之间的大约308,000个超期羁押案件得到了清理。这一数目确实表明，超期羁押是一个普遍和严重的问题。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中国媒体广泛报导的一个广西省的农民在被发现时已被“忘记”在看守所达 28年之久，既没有被指控犯罪也没有审判。
超期羁押经常伴随着对中国政府不喜欢的人的拘禁和审判，这些人包括网路政治评论家、工人抗议行动的组织者、和回到中国的流亡民运人士。除了对“敏感”案件的审判前的经常性的非法延期拘禁外，法庭审理后的超期羁押也很普遍。依据中国的刑事诉讼法，法院从受理案件的日子起，至多有两个半月的时间宣判。尽管刑事诉讼法对时间限制有多处例外，然而没有一个是与法庭开庭后有关的。网路活动家黄琪在对他的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审判后又在看守所里渡过了近两年的时间等待判决。四个被人们称为新青年学会的网路活动家因颠覆国家政权罪开庭审判后等待判决有18个月。辽阳工人抗议领袖姚福新和肖云良在2003年1月中旬因颠覆罪起诉被审判，但直到2003年5月初才听到判决。
除了目前的开庭后的超期羁押以外，杨建利还在看守所里渡过了15多个月的审前羁押。在这期间，联合国的任意羁押小组认定他被任意羁押，违反了国际人权标准。另外，杨的审前羁押在没有任何明显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被多次延期。在中国，没有一个有效的机制使得被羁押人向对自己的延期羁押或非法羁押挑战。杨在2003年7月前甚至都不能见律师，而这距离开庭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在他被延期拘禁期间，他被公安和国安人员审讯达一百多次，他们无疑可望从这个著名的活动家嘴里获得有关民运的情况。
在去年的清理超期羁押的活动中，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了为防止以后再发生超期羁押的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对故意将被羁押人员超期羁押的执法人员的处分直至可能的追究刑事责任，增强对羁押时限的监督的手段，改善案件管理，建立对羁押期限即将到期的预警系统，和增加非羁押措施的使用。除此之外，为了更好地解决当有些案件事实不清或证据不足而反复的上诉和退回原法院，致使被告人在看守所里多年地耗费时光，现在受理上诉的法院只能退回一次。
尽管这些措施是良好的开端，为解决超期羁押的问题还必须从体制上采取更多的措施。。令人鼓舞的是，许多这样的改革正在中国被人们讨论和争论，刑事诉讼法的修订也被包括进到最近发布的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中。去年3月，一个保释制度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为满足公民权力和政治权力国际公约所要求的审前羁押不应该是一项规则而应是一个例外，保释制度是一个必要的系统 (中国已签署但还没有批准该条约)。2003年秋，另一个国际会议围绕中国的辩护律师被困扰的种种难题开展了讨论，包括无法会见被羁押的顾客和其他与审前羁押有关的问题。接受一个长时间以来在司法界争论的热门话题的允许沉默权和无罪推定将可以消除警察可以将嫌疑犯任意长时间的扣押以获得口供的动机。此外，也有对逮捕和羁押的独立司法审查需要的讨论。当然，到底有多少上述的或其他的 针对非法羁押 (和刑讯逼供) 的改革会实际收入到下一次的刑事诉讼法的修订里去，即使成为法律条文而在执行中又多有效还有待观察。
但是即使这些改革明天就开始实施，它们对杨建利这样的被告人也无助于事。中国当局知道杨建利，也一定知道杨建利被超期羁押。不像那个广西的农民，杨建利几乎可以肯定没有被遗忘；他的案子被美国国务院，国会议员们和其他支持者们多次提起。其他因素也在起著作用：很有可能在党和国家的高层对如何“处理”他的案子有不同意见，或者他被留著作为政治交易的筹码。中国当局可能对一旦实际宣判后国际和国内的反应有些担心 (中国定罪的比率接近100%)。
因此，对于杨建利和像他那样的人们来说，超期羁押的问题只有到“政治犯”的概念和术语在中国没有了市场而刑事司法系统和司法部门受到保护不被党和国家干涉和操纵时才能解决。现在，杨建利仍然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逾期关押在看守所里，令人遗憾地是，他的律师和家属别无选择，只有加入今年以来已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请愿以期被听到申诉的其他8万多中国公民的行列中。
安驰，前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高级法律顾问，现为耶鲁大学法学院学者。
(源自《议报》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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