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30日讯】 “通过了解情况，你认为农民的情况怎么样？”
“我认为农民的境况非常悲惨。裴家湾早在30年代末就是中共管辖区域的一部分，子洲县的县名，就是为纪念中共西北创始人李子洲而命名的。1947年，在国民党军队进攻陕北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曾在裴家湾的两个村子住过一段时间。这里的人民为中共夺取政权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仅核准的烈士就有36名。没想到中共政权现在竟这样残暴地对待支援、拥护过他们的人民，这样横征暴敛。我看到他们很多人穿着不知是什么年代的旧衣服，穿着质地低廉的衣服，穿着自家做的鞋，有的鞋前后已开着窟窿，蹲在地上，抽着旱烟，向我讲述他们的苦衷。我又一次看到了庞大臃肿的官僚机构和贪污腐败作风给他们带
来的苦难。难道中共政权就是为了割老百姓的肉而养肥自己吗？”
“你知道拓佐忠的情况吗？”裴家湾派出所的温所长问道。他提到的拓佐忠，是一名退休的乡干部，住在裴家湾村，是这次农民上访团的乡代表，我们在裴家湾过了一夜，就住在他家。
“我知道一些，他很坦率地给我介绍了一些他家的情况。”我答道。
“你知道他儿子因犯抢劫杀人罪，被判20年刑，正在服刑吗？”
“我知道，这与农民告状有什么关系呢？”
“他与共产党有刻骨仇恨！”
“人有权爱有权恨。况且我看不出来他对共产党有什么特别的仇恨。他儿子犯法与他参加上访团没有必然的联系，也不能证明他参加上访也违法。裴家湾有1万2千多农民联名上诉，难道他们都对共产党有刻骨仇恨？真如果是都刻骨仇恨共产党，那你们这个党的性质就值得考虑了。”
“我们在姜家湾截住你，叫你下车，你为什么不下？”温所长又问。
真是哪壶不开他提哪壶。“因为你执行公务没带证件，要带走我们又不出示传唤证，我当然不能下车。”我看见我回答他的这个问话时，记录员没有记，我就指着记录员问：“你怎么不记呢？”
“我们认为什么该记就记，什么不该记就不记！”温所长大声喊。
我说：“如果是这样，这种记录就不客观，不能反映谈话的真实情况，那它还能作为什么依据？要它干什么呢？”
“这里我说了算，是你问我们还是我们问你？！”
“要是这样，我就拒绝回答你提出的任何问题。”
从这之后约有半小时，我都默不作声，不管温所长如何提问，如何解释，我都概不回答。后来又进来一位姓高的警官，是公安局的外事股长。他问清了怎么回事，圆场说：“有些问题可记，有些问题可以不记，你一定坚持要记，那就记上吧。”于是把上面的问题又问了一遍，我又回答了一遍，记录员一字一字地作了记录。我接着对高警官说：“我看见你们大门里写着一条大标语：内强素质，外树形象。象温所长这样的言行，素质不高，有损于你们的形象。为了使我们的谈话能更快更顺利地进行，我看还是叫温所长回避一下为好。”
高警官显得尴尬，他只好说：“能了，温所长，你暂时去处理一下其它问题。”温所长无奈地出去了。讯问继续进行。
“你认为你私自到裴家湾采访违法不违法？”
“我再一次声明，我到裴家湾是以个人身份去了解情况，不代表任何媒体。我不知道有什么样的法禁止我这样做？也不知道这样做犯了什么法？我有知情权，有获取和传播资讯的权利。只要对方愿意接受我们采访，我传播的资讯没有失实，我认为就没有超出法律赋与我的权利范围，就不违法。”
“如果是这样，我就要告诉你，上边已经规定，像裴家湾这样的地方，不准媒体随便去采访，要采访，必须单位开介绍信，到县委宣传部接洽，由宣传部的人员引着去。”
传讯暂告一段落。让我在记录上签了字，按了手印。仍然不准我离开。负责记录的年轻警官私下小声说：第一次审这样的案子，作这样的记录。你们有文化、有见识的人到底不一样。我私下说，其实这不一定需要什么高深的文化。裴家湾的农民许多人只有小学文化，甚至有的还是文盲，但他们能用法律的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他们的法制意识、民主意识令我吃惊。相反，作为政府执法人员的警察，法制纪律观念竟然如此淡薄。我看让裴家湾的农民来把这些警察换下去，会比这些人干得好。
看来，子洲警方已通过电话与西安警方和我们单位联系上了，知道了我的基本情况。姓蔡的警官又走进来，坐在我面前，用右臂支着头，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要与我非正式地谈谈。征得我的同意后，他问：
“你认为共产党怎么样？”
“腐败透顶。”
“你想推翻共产党吗？”
“我反对共产党的一党专制！”
“你对共产党什么态度？”
“我已于1998年6月20日声明退出中共。我的退党书是在西安市公安局一处警察传讯我时写的。”
“你们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政治目的呢？”
“我希望建立一个多党竞争的政治体制。”
“我们正式这样问你、作记录，你也这样说吗？”蔡警官似乎发现了他从未遇到过的重要情况，认真地问我。
“我也这样说。”
于是让记录员记录，将上述的话又问了一遍，我又重复了一遍。接着他们又问：“你参加过‘89’动乱、暴乱没有？”
“我参加过‘89’民运！”
“什么？‘89’民运？民运两个字怎么写？”
“民主的‘民’，运动的‘运’。”
“‘89’民运的全称是什么？”
“全称是‘89爱国民主运动’。”
“你在‘89’动乱中有过什么行动？”
“我参加过游行、捐款、签名、贴标语，还在我签发的节目中发过有关的消息。”
“有过打、砸、抢行为吗？”
“没有。我的行为都和平、理性、有序的。”
“你们当时呼喊的口号是什么？”
“口号很多，主要的是‘反对官倒，清除腐败！’‘反对新闻封锁！’”
“‘6．4’以后，对你作过什么处理吗？”
“党内警告处分，调离编辑记者岗位。”
“你现在还经常发表文章吗？”
“发表。”
“都发表给哪些媒体呢？”
“国内外媒体我都寄发。国内媒体根本不采用。境外的媒体报道得多一些。这些媒体也采访我，ＢＢＣ、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法广等，只要他们采访我，能如实反映我的看法，我都接受采访，披露事实，发表见解。”
“你现在怎么看你做的这些事？”
“我没有错，我丝毫不后悔。”
第2轮讯问又结束了。又是签字按手印。他们“暂时保管”了我的记录本和照相机，并把我随身带的收音机翻来覆去的看，问我有无录音、发射功能，在他们确信这只是单一功能的收音机后，将机子还给了我。
16日凌晨零点25分，两位警察领着我们在公安局旁的一家小旅店里住下。他们宣布我已有行动自由，但不准离开，等待研究处理，有3位警察监视我的一举一动。
16中午，子洲县公安局外事股高股长，内保股刘股长要求我写份书面材料，把在裴家湾的全部活动经过写出来。我声明，如是情况介绍可以，但决不写什么“交待材料”、“悔过书”、“认罪书”。这两位警官私下不解地劝我：“你这么大的年纪，这么好的工作，这么好的家庭，弄这些事干什么？”我回答说：“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任何一个有良知、有勇气的人都会象我这样做。”
17日14点多，我所在单位政治处的干部和西安警方人员驱车从西安到达子洲，与我见面。我们与子洲警方告别，我离开被传讯、被监视居住48小时的子洲公安局。19日中午，我被直接送回了西安家中。
我可能算是第一个在陕北榆林地区亮相的民运人士。我们的观点和主张也许是第一次在偏远闭塞的这个地区申张传播。
──转自《民生论坛》(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