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15日讯】关于儒学及其它
我以为，研究佛学，在哲学、逻辑、思想史，宗教等方面都有很大作用。至于儒学研究，主要是研究其对社会、对人的影响，对中国历史，中国思想史、对人的思想，社会政治的影响等等。儒学本身，其实是一个以道德理论为中心的很保守的理论体系。在思想深度上，远不及佛、老等学派。因为其大谈伦理的理论与日常生活及社会关系密切，才为讲求实际，实用主义的中国人所普遍关注。我看新儒学的著作。所谓新儒学大师，其智力水平及思想水平，我不敢恭维。其学说，多牵强附会。历史上的专门的儒学家们，也大多显得平庸。所以新儒学就其崇儒这一方面说来，并无多少可取之处。
儒学作为一个专制主义学派，其专制性，虽然远不像法家那样残忍，残暴、反动、反人性，甚至惨无人道，也没有基督教等宗教专制那样残酷，当然更没有近现代的”主义”专制酷烈，但毕竟是一个专制主义学派，法家学派由于其反人道、反人性的残暴性，所以从韩非创立该一学派起，及到其随秦皇朝灭亡，而为人民起义消灭为止，不过存在了短短数十年时间。把韩非子之前的法术家称为法家，甚至把”废秦苛法”的刘邦，独尊儒术的汉武帝都称为法家，乃是完全四人帮之流的胡说八道。
秦皇朝为法家理论的实现提供了舞台，并以法家理论为基础而施行其暴政，秦皇朝是法家，专制的典型，但其结果，只是使中国人民，首先是农民与知识份子，认识了两者的反动性。从而揭竿而起，将其消灭。其中许多法家坏蛋如秦始皇、李斯、赵高等等，被永远地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在以后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他们为中国人，其中首先是为中国农民，所切齿痛恨。只有在两千多年后，才有类似法家的坏蛋们，四人帮和毛泽东之流，上演了一场”评法批儒”的短暂的闹剧和丑剧，把臭名昭著的法家，重新捧上天。其中包括韩非、秦始皇、李斯等等。
现在秦始皇等人似乎还有一点香气，其实，秦以后两千多年历史中，除了极个别统治者和知识份子外，他们在中国人，尤其在中国农民中，一直是很臭的。五、六十年代后忽然香起来，也不过香了很短的时间，今后将如过去的两千年一样，仍然是很臭的。农民之所以最痛恨他们，并且最先揭杆而起，乃是因农民受他们的害最深，特别是秦始皇隋炀帝那样的徭役制度，使农民深恶痛绝。
类似法家的，是近代现代的”主义”专制，其代表性的”主义”专制，就是希特勒的民族(或译国家)社会主义的专制，习惯上所称的法西斯主义，其实是墨索尼里的专利。这种主义专制也因其残暴性，统治时间也难以久长。其中包括林彪、四人帮、波尔希特之类的法西斯主义，包括吴奈温之类的缅甸式的社会主义，各种法西斯主义往往冠上社会主义，尤其是民族社会主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名牌，是有其内在原因的。我在七九年八零年的文章中就曾主张否定社会主义这一名称。
宗教专制的残暴性小一些，所以政教合一的专制统治延续时间长一些，像欧洲中世纪的宗教专制长达数百年一千年。目前还有许多政教合一或规定国教的国家，还有以宗教教规治国的主张及实践，例如不少伊斯兰国家。连达赖喇嘛，似乎迄今尚未宣布奉行政教分离的根本原则。
而儒家学说以”礼”为核心，以”仁”为外衣（这是我七三年在批判当时的红人杨荣国时提过的看法，有关文章当时曾寄往中央一些报刊，底稿和副本后来被抄走或毁坏），具有比较温和的特点。因此，儒家专制延续时间长达二千多年，如果不是西方外界入侵，大约还会长期延续下去。然而，尽管由于其温和特点，短期内危害并不大，但长期积累，其危害性也并不比其他专制小。过去许多学者到处寻找中国社会两千多年停滞不前的原因，却对明摆在眼前的一个根本原因视而不见。这个根本原因，就是中国的儒学专制。这种视而不见的可笑现象，乃是因为这些学者的眼睛，往往是被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唯物主义(所谓历史唯物主义)，被物质生产力和经济决定论等谬论所蒙住了。其中有的人也可能不信马列主义，但却不知不觉接受经济决定论。
当然也有的儒学家不愿承认这一点，不过，这里需要看重指出的是，我们讲的是儒学专制，而不是简单的儒学本身。欧洲中世纪的停滞、黑暗、同样是由于宗教专制而不是宗教本身。奴隶社会末期的蛮族入侵，对欧洲的破坏则是大规模倒退，而不是恩格斯高度赞扬的进步，但这里指的是”停滞”问题。这里的专制，包括思想，政治等各方面专制。因为在自由社会中，各种意识包括学派，宗教、主义等等，可以自由存在和竞争，并不会造成停滞，只有思想专制，包括古代学派专制、宗教专制、主义专制，以及政治专制，才会造成停滞。
新儒学赞杨儒学在东亚国家现代化中的作用，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其实，东亚国家的现代化，恰恰是在逐步破除儒学思想专制，以及逐步破除其政治专制的过程中实现的。如果它有什么似乎有益的作用的话，好像只有一个，这就是推迟独立人格的形成及反专制主义思想的觉醒，从而推迟矛盾的爆发，使人际关系带有一种家长制色彩的和谐，使经济能在这种和谐外衣的保护下，去利用西方科学技术，从而得以较快发展。其典型是日本，包括日本企业内部的和谐及社会和谐。但正因为这种儒学及家长制传统，使日本国民创造性太少，在理论及科学上建树太少，与日本这样一个经济大国很不相称。这种和谐，尤其是其中的社会和谐，如果没有政治变革的适当超前，是不可能的。
战后日本的政治变革适当超前，使日本得以保持社会稳定；而韩国的政治变革有点滞后，社会和谐就差一些。但韩国企业内部看来仍比较和谐。这种以牺性人的独立人格，人的自由及人的某些方面本性的经济发展，是否值得，仍可怀疑。如日本人就常自我批评为经济动物。事实上，希特勒的专制统治也曾在经济上创造奇迹，专制主义往往能依靠牺牲人的利益的强制劳动等，使经济在短期内得到快速发展，但随后很快成为经济发展的阻力。
所以，作为专制主义学派，儒学从总体上是必须否定的，但一些具体有用的东西，却应该加以肯定。例如，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像这类论述，还是颇有道理的。尤其在道德伦理方面，儒家的许多原则，其实是人类应该共同遵守的道德准则，更不能否定。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首先都是阶级的道德，否定非阶级的人类共同的道德，这是完全错误的。类似毛泽东”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类说法，荒谬之极，是把人类非本质的异化，阶级异化推作普遍规律，以人的非本质的阶级性否定人类本质的共性，从各方面，包括从道德方面分裂人类，挑动人类之间矛盾、仇恨和斗争的反动学说。
信笔所指，写了以上这些，只是随便谈谈。我研究的是人文科学基础理论，形成的是以人和人们发展为中心的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理论体系，对儒学只是顺便涉及。
由于儒学，尤其由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矛盾哲学，斗争哲学，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理论，以及以经济为中心（翻译成日常语言就”金钱第一”，或”围着金钱转”）的理论体系及战略路线（或基本路线），造成了我们民族素质的低下及大滑坡。今后的中心，应该是人的发展，首要任务是提高民族素质。
摘自一九九六年六月十三日一信(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