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百年访谈:许鞍华、陈可辛畅谈华语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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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3日讯】(据中华网5月3日报导)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香港一群年轻人拍出一批具有强烈现实意义、技巧前卫而视觉效果精致的作品,震撼了香港影视界。随着他们进入电影圈,他们的作品被称为香港电影“新浪潮”。

如徐克的《蝶变》、许鞍华的《疯劫》、方育平的《父子情》和《半边人》、章国明的《点指兵兵》等。一时间,香港电影“新浪潮”汹涌而至,闯出香港电影的新局面。

许鞍华是香港电影新浪潮的代表人物,1947年出生在辽宁鞍山,1949年随父母移居香港。后取得香港大学比较文学学士与硕士学位,又到伦敦电影学院读书,毕业后回到香港,适逢香港电视台成立,她于是担任胡金铨的助手。1979年,许鞍华导演了她的第一部电影《疯劫》,一上映便引起轰动。

许鞍华一直以接近三年两部的频率拍摄影片,2003年首次拍摄由内地投资的电影《玉观音》。

新浪潮传承之陈可辛

陈可辛是香港著名的导演和制片人、监制——在新浪潮之后的1991年,他拍出了《双城故事》,1997年拍出了《甜蜜蜜》,这两部使陈可辛一举成名的文艺电影,其题材与手法等等都算得上新浪潮之后香港电影的亮点。

上世纪90年代初期,陈可辛联手创立UFO电影公司,制作了一连串卖座作品,包括《风尘三侠》、《金枝玉叶》、《甜蜜蜜》等。2000年,陈可辛以制作高素质的亚洲电影为目标,作品包括《晚娘》、《春逝》、《见鬼》系列、《三更》系列。

今年,陈可辛进军内地电影市场,由周迅、金城武、张学友主演的《勿忘我》正在拍摄中。

许鞍华:我来自新浪潮

在第五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的后台,入围“百年导演”的许鞍华和众多电影圈内的好友谈笑,兴之所致一改此前暂不接受采访的态度。在短短20分钟的对话中,许鞍华流露出对以往“战绩”的淡然,她说会继续凭着感觉随兴地拍电影,下半年希望可以开拍新作。

本次专访之后两个星期,记者了解到,许鞍华正在筹画的电影名为《天水围》,讲述在香港天水围这样一个移民集中的新市镇上,发生的关于一个家庭和一些移民以及香港本土人士的故事。许鞍华说这是一部“有很大写实意识的作品”。

关于新浪潮

我最喜欢我的第一部电影《疯劫》

记者(以下简称“记”):这次作为少数女导演入选“百大导演”,能谈谈感想吗?

许鞍华(以下简称“许”):当然很荣幸,我把它看成是一种嘉奖。今晚在这里遇到很多老朋友,很开心。

记:似乎女性在导演这个群体中更容易受注目,是否发现女性导演相对于男性导演有什么优势之处?

许:我没怎么从性别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反而我觉得从个人来讲有一些限制,我不懂筹画,也不懂得游戏规则。但作为女性,我不能开车,用电脑会头晕,而且不会做饭,只能泡速食面。(笑)

记:从新浪潮时期的《疯劫》和《撞到正》,到后来的《投奔怒海》、《女人四十》等回归传统的现实作品,再到跟内地合作的《玉观音》,你认为哪一部是你的代表作?

许:我自己最喜欢《疯劫》,可能是因为这是自己的第一部电影,所以特别有感情。当然我更希望自己的代表作还未出现,我接下去还会继续拍戏。

关于电影之路

我一直很喜欢拍戏,不会管别人说什么

记:你拍的电影外界评论并非全都叫好,你会不会认为那些评价不高的作品影响了你的“招牌”?

许:我拍电影不会有什么动机,最大的原因就是我在看小说、剧本时脑中会有一些画面,会想到一些感情,那我就想拍了,至于怎么拍,票房怎样,那都是以后再考虑的事情了。

我就是一直很喜欢拍戏,遇到喜欢的就拍,不会管别人说什么。即使将来我哪部电影也许票房惨得一塌糊涂,被人骂得狗血喷头,我也不会后悔。

关于香港电影

衰落的原因有很多,拍摄周期太短是其一

记:能不能说你的创作经历了从一开始偏重形式,到后来的向写实的转变?能说说转变的原因吗?

许:很难说是“转变”,我拍电影是随着感觉去的,哪个时候对哪个题材感兴趣,就去拍,艺术片商业片都无所谓。其实一路这么拍下来,香港电影的状况一路都在改变,要适应它,就需要改变,不是自己刻意去改变些什么。

记:那不断改变题材也是整个电影状况在推动吗?还是说这种改变是有点刻意的?

许:我拍《疯劫》前拍了四年电视,像报告文学、案例啦都拍过,所以拍电影时我们还想拍回一个案件,后来又有一部戏班的故事,希望拍得搞笑,就这样一部接一部地拍,我做导演的路子也就这样走了,不是刻意的。

记:现在香港电影已经没有以往辉煌,你认为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许:我对这个现象也是非常无奈,香港电影衰落的原因有很多,例如不重视剧本等,但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拍摄周期太短,这也让我感到拍片压力越来越大。

以前我拍一部中成本的时装戏要35天,那时也是抓紧一切时间,灯光快、制片快、演员入戏快,可现在经常是十四五天就拍完一部,让你拍摄的过程想都没法想,像我的《幽灵人间》,他们无论如何不让在计划上写上30天,28天可以29天也可以,但千万不要30天才能拍完。

当然也有能在短时间拍出好东西的,《无间道》就是25天完成的,但成功的概率太小了,在香港拍片非常紧张,竞争非常残酷,所以,我很愿意到内地,因为内地拍片时间要长些。

关于电影观众

现在他们似乎想要在电影里重新发现自己

记:观众的消费习惯是不是对这个市场也有很大影响?

许:现在大家没那么喜欢看电影了。我开始拍电影的时候是1970年代,当时电视出现没多久,也没有影碟、录影带、更没有电脑,看电影会是人们最主要的娱乐方式。现在的选择多了很多,消费习惯很不同。

另外,观众的要求和观赏心态也有很大区别。比如以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很少出去旅游,有时候只要画面出现一些国外的街景或奇风异俗,都能吸引人们去看这部电影;现在观众去旅行的次数比导演还多,电影自然少了这方面的吸引力。

记:现在怎样才能吸引观众进电影院?

许:现在观众就算看一般的娱乐片,都比较希望看到反映人性的比较深层的内容,而且要有特色。

以前观众去看电影是为了逃避现实,因为电影里的世界很丰富,而当时大部分观众的生活比较平淡和苦闷,他们是希望像电影里那样而去看电影的,像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觉得很辛苦就跑去看电影;现在人们丰衣足食,生活相对复杂,他们似乎想要在电影里重新发现自己,找回人生意义,现在的观众要求高很多。

记:那你觉得去年港片票房冠军《功夫》是否符合你刚刚说的“反映人性的比较深层的内容”这个要求?

许:符合啊,它也是在说人生意义。它是说一个有点颓废的家伙一直很想学到绝世武功,终于被他学到了,但他不是一定要争做天下第一,反而把武功传授给他的敌人。

记:你刚才说更喜欢到内地拍片,去年合拍片开始增多,对于香港电影来说有市场的诱惑,也面临一些限制,你认为这种状况下,香港导演的生存状况是更明朗,还是更艰难?

许:我觉得是更难成功,因为要同时适应两个市场、两个背景下观众的口味,要考虑的东西多了很多。

陈可辛:这是个动荡的年代

陈可辛导演直到颁奖礼的前十分钟才来到现场,正在为第一部与内地合拍的片子做准备的他告诉我:“真的很忙,有很多事要做,要筹备。

但是我一定来,因为太值得、太兴奋了。”陈可辛一定是一个不一样的香港导演,看他一路走来的轨迹,你会明白他有多open;再听他那一口香港导演中难得的京片儿,你又会觉得他是多么传统。 采写:本报记者 陈弋弋 

年代越动荡,电影越好

记者(以下简称“记”):入选百大导演的感受怎样?

陈可辛(以下简称“陈”):特别兴奋,我从拍《双城故事》起,到现在快15年了,第一次在内地拿到奖杯。

记:在中国电影百年的时候,很多人都说台湾电影已死,香港电影只剩下合拍片,电影的希望都在内地,你认同这种说法吗?

陈:(点头)香港电影面临很大的冲击,这种冲击是面对整个电影制度、电影生态的。但我相信,有变化是幸福的,台湾电影连变化的机会都没有。我们都在重新学习不是针对香港口味而是针对内地口味的电影。

这对曾经自成一家、甚至非常辉煌的香港电影来说,是很大的调整。所以我说这几年是动荡的年代。但是没关系,年代越动荡,电影越好。因为动荡的年代,也是融合的年代嘛。

记:那香港电影人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这种动荡?

陈:就是要真诚。把自己的东西做好。很多香港人都觉得两三年前是进入内地的最好机会,说我“miss the boat”(坐失良机)。但是我不这么想,我觉得现在是最好的时机,内地的很多电影制度正在成熟起来,我们对合拍片题材的摸索也才稍微有一点头绪,所以我现在才动手,觉得刚好。

现在合拍片的时机成熟了

记:用什么指标来衡量这个时机的成熟?

陈:我做很多事情其实是很保守的。我永远不会第一个去做。做《晚娘》、做《惊蛰》、做《见鬼》,钱都不多,我看得很准,我的好处是我是个创作人,我看了剧本有信心才去做,不是盲目投资。当CEPA刚开始的时候,每个人都在大陆投资,我觉得冲第一会很危险。去年我就保留实力。

因为我觉得很乱。那时候有人叫我去拍古龙的《多情剑客无情剑》,说你能拿到这样的资金,能拍这样的合拍片。我都看不定。《勿忘我》是去年SARS之前就开始在看,但今年才拍,要是去年拍的话,我很担心。

你去看看去年的整个合拍片的发行制度,根本大家还措手不及,突然间有那么多影片发行,大家都不知道要怎么发行、宣传,还没有那个概念叫观众来看片,录影带乱七八糟,同步发行的结果是没人去电影院。像这样无论你拍得多好的电影都不可能卖钱,都没有用。

所以结果我看到现在一两家公司已经有一个模式了,他们也不是每次都成功,但起码他们知道要怎么做。再加上我跟一些广告公司沟通,他们在整个广告上的概念很清楚。并不比香港差,可能会更好。

我看到这种配套,觉得电影就成功了一大半,因为好莱坞为什么那么厉害,不是电影好不好的问题,是整个工业的配套使你不可能失败,他们每部戏开画的票房是预计到了的,很少说突然间戏会那么卖钱,或一个戏垮了。其实基本上只有10%到20%的戏是意外的。80%的戏基本上他们花多少钱宣传就知道有多少票房。

记:您曾经说过无论香港还是内地,都缺少真正的明星,就是票房和口碑兼备的明星,除了这个,内地电影还缺些什么?

陈:还缺一套有中国特色的商业制度。内地不要盲目地学香港电影的制度,香港以前有机会拍片的时候没有好好地拍,大家都去挣快钱,所以才会有现在这样的状况出现。这种制度是包括制片、宣传、发行、海外等方方面面的,我现在很珍惜这个机会。

记:可以期待《勿忘我》是一部比《甜蜜蜜》更经典的电影吗?

陈:我希望。我不想做一辈子都讲一部电影的导演,虽然很多导演一辈子也只有一部电影。我一直想用不同的东西刺激观众,歌舞只是一种手段。

我们的优势就是适应能力

记:香港电影其实在去年之前已经有过几死几生。你目睹过的是哪些?

陈:我们小的时候其实香港电影已经死过一段日子,1970年代,香港电影是讲机会主义的地方。李小龙回来,结果每个武师都来做导演,做的电影却很烂。

然后新浪潮回来,没有把商业电影带起来,只是香港人喜欢看,外面不行,武行和新浪潮结合起来就有了新艺城,但是到了1990年代末,很多专业的投资商都走了,剩下很多不懂电影的商人。他们是要赚快钱的。

1995年拍《甜蜜蜜》时想不到会是一部那么成功的片,很赚钱,但嘉禾公司已经在退了,他们叫我留下来,不要去美国,但是能够给我的条件比《甜蜜蜜》的时候更糟。

你想想,当你拍了一部成功的电影后,下一部比原来那部的条件更糟,这个市场又在掉,还能够久留吗?我的选择就是去美国,在那里也学了很多东西,回来后我也没有直接跳进港产片的市场,就是做亚洲片,能做不能做我也不知道。

但是今天我可以回美国拍片,韩国也请我拍片,作为导演我还有很多选择,甚至可以回国内拍一部全国内的电影,都可以。

记:保留很多选择是你生存下来的一个秘方?

陈:我觉得一定要保持有多方面的选择,这是一种变通。当然在国内导演听起来一定很不理解,因为张艺谋说离开这片土地就不会拍戏了,但是我们不能这样子,我们香港导演的适应能力一定要很强。

我觉得香港人能够适应很多东西,也是香港人保留下来的最好的东西,这是香港惟一的价值,我们的优势就是适应能力。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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