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4月25清晨，我们中科院的学员三三两两的来到中南海西门的府右街，那时已经有很多功友到了这里，据说有很多是头天晚上就到了。长长的队伍中没有任何标语，没有口号，甚至连嘈杂的声音都没有，秩序非常好。更没有堵塞交通，所以我们这些中科院的研究生能很容易互相找到，汇集在中南西门正前方。因为我们三十多人联名写了一封信，说明何祚庥在《青少年科技博览》上的文章纯属造谣污蔑。我们早讲好了，如果需要人作证的话，我们中的任何一人都可以进中南海作证。后来我们带去的材料还真的送进了中南海。
我们秩序太好了，许多行人驻足惊叹：“中国有希望！”。好些当地居民对我们说：“我们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什么样的人我们都见过，有哭的、喊的、闹的、打的、往里冲的，从来没见过你们这样的。看到这样的场面，这辈子真是没白活。”还有的当时索要《转法轮》。警察也消除了对我们的戒备心理，有的和功友们亲切地攀谈起来，赞不绝口，说我们是真正的好人！有的告诉我们他自己家里人也在学大法。
中南海红墙对面的府右街上，里三层外三层密密麻麻的全是学员。大家一直用期盼的眼光看着对面的红墙和中南海的大门。后排的学员虽然看不见，也没有一个往前面挤。到了8点多钟，我突然听见前排传来雷鸣般的掌声。原来朱镕基总理一行人从国务院正门（西门）出来，走过马路来到上访学员的面前。朱镕基问：“你们干什么来了？谁叫你们来的？”有许多学员说：“我们来反映法轮功的问题，没有人组织。”朱总理又问：“为什么不写信上访？怎么这么多人都在这儿？”很多学员都在回答，我听到有学员说：“信都写的成麻袋了，还没得到回应。”朱总理说：“我对你们的问题有批复，你们收到没有？”学员说：“我们没有收到”。后来听说是罗干扣压了朱镕基的批示。朱镕基总理让选几个代表进去进一步说明情况，大家纷纷举手，总理在举手的人中随机指了几个人进入国务院。
因为谁也代表不了法轮功，谁也不可能把问题讲得非常全面。这批学员出来后，国务院的工作人员，又到人群中随机点了几批学员进中南海里谈。还有一些工作员到人群中散发中南海里印的传单，传单上讲：中国公民有信仰自由；有炼功的自由也有不炼功的自由，有选择所炼功法的自由，政府不会干涉。传单还要求大家回去。
可已发生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大家谁也不愿意走。
到中午时分，在国务院的要求下，法轮大法研究会的李昌、王治文和北京大学郝嘉凤教授等五人作为法轮功学员正式代表，进入国务院同政府官员会谈，申诉了我们的要求：释放天津被抓的法轮功学员；给法轮功修炼群众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
这时我们在外面开始吃盒饭或自带食物，一些衣着整洁的学员，自愿四处收集垃圾。他们连警察扔的烟头都捡到了小推车上。大约下午两点多，何祚庥坐出租车来到中南海西门。大概是中南海里面要他来和我们的学员对质。因为还要登记等中南海里面通知才能进中南海，他一开始还进不去，只好到门口来回晃荡。手里拿着一块他事先制作好的大展板，大概又是污蔑中伤法轮功学员的。他离我们只有二十多米远。这是对我们的一个考验。何祚庥的言行深深地伤害了在场的每一位学员，天津的抓人、打人完全是他一手挑起的，要是在常人面前何祚庥的下场可想而知，他肯定会被打成肉酱。而我们是修炼的人，在完全用善的一面向国务院反映真实情况，他的出现没有引起功友们的任何暴力倾向。
1999年4月25日当晚大约八点多钟，李昌、王治文等从中南海里出来。虽然没有任何结果，但他们出于对政府的信任，相信问题以后能解决，就劝说我们先回去。我们虽然很不情愿，但既然他们是政府认可的法轮功代表，我们也就只好听从了。队伍散去之前为了不给政府工作人员增加工作量，我们把地面打扫的干干净净。没想到这竟成了以后给王治文、李昌等定罪的罪状。这事被说成：法轮功有严密的组织，政府都不能说服这么多人回去，他们几个人一声招呼，就全回去了，地上连一个纸片都找不到。
同样是在当晚，在我们心中对政府充满着期盼和信任而散去的同时，江泽民以中共总书记的身份，给政治局常委及其他有关的领导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江泽民指控“4.25上访事件”有“幕后”高手在“策划指挥”（ 中办发电[1999]14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印发《江泽民同志给政治局常委及其他有关领导同志的信》的通知”）。
4月25日以后，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一开始是各单位开始摸底调查法轮功学员，然后是派出所的警察早上来炼功点偷偷拍照，便衣来参加我们的学法活动，并开始限制我们一些学员的活动范围。我们当时都抱着对政府极大的信任，让他们随便看、随便查，因为我们本来就没有政治目的嘛。有趣的是有的来调查我们的人，被我们的真诚所打动，有的人还真是得了法。
自1999年5月下旬开始，全国许多地区法轮功学员的日常炼功活动受到城管、公安部门的驱散。一些地区公安用高压水龙头驱赶炼功人群，并用高音喇叭干扰炼功。各地法轮功辅导站负责人被单位和公安找去谈话、盘查，受到监视、跟踪和电话监听，并被规定不得离开当地。
5月16日，清华、北大、中科院的学员在中关村大操场举行了1300多人的集体大炼功弘法活动。这被中共高层说成是自425以后法轮功最大规模的聚集。主办单位中科院的学员立刻受到了警方严密调查。令人颀慰的是，有一些人在这次炼功弘法活动中真正得了法。
6月伊始，中国大陆开始出现了黑云压城的势态。不点名的污蔑法轮功的文章大量出现在各大媒体上，有经验的人已经知道共产党准备开始镇压了。6月7日，江泽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声称“‘法轮功’问题有很深的政治社会背景乃至复杂的国际背景”“是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事件”，该文件于6月13日在中共内部各单位秘密传达。（中办发电[1999]30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印发《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抓紧处理和解决“法轮功”问题的讲话》的通知”）。两三个月后，我在中科院做我们“洗脑、转化工作”的人手上见到了这份文件，他是这些人手中的“尚方宝剑”。
1999年4.25以后到1999年7月我们给中共高层领导、政府有关部门写去了大量的信反映真实情况，光是我们中科院学员写出的信都有上百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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