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7日讯】我的生命差点在13岁那年结束。
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1970年7月13日，与我相依为命的阿奶（祖母），在绝望中服食了整整一瓶安眠药。
当我听到她在楼上痛苦呕吐的声音时，吓得大叫我的婶婶。其时我的79岁高龄的阿爹（祖父）和父亲，分别作为“历史反革命”和“右派分子”，被变相关押在“集训班”，双双失去人身自由。出身贫苦人家的阿奶，却被“黑五类”丈夫牵连，被迫变卖家产，“赔退”阿爹当医生开诊所为“贫下中农”看病“贪污剥削”的钱财。
为此阿奶卖掉了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仍无法凑够那笔当时对我们来说等同天文数字的款项。对方迫她卖掉仅有的房屋“赎人”，否则扬言将判阿爹“无期徒刑”，工作组三天两头找阿奶“谈话”，她在走投无路之下，竟出此下策了结生命。
婶婶和我无法将在死亡边缘挣扎的阿奶从楼上弄下来送院抢救，屋内挤满闻风而来看热闹的邻居，但无人上前施以援手。当时中共“一打三反”运动如火如荼，无产阶级专政对象及其家属，不但没有活的尊严，也没有死的自由，自杀等于“自绝于党和人民”，罪加一等，“见死不救”是明哲保身之计。
情急之下，我想到一位远在四公里之外的堂叔，在所有亲友都与我们“划清界线”的非常时期，这位堂叔是唯一仍然与我们保持往来并不时予以接济的亲人。我以百米赛跑速度没命奔跑，穿过镇上的大街小巷，跑过乡村的泥泞小路。我敢说，如果当时是在比赛长跑，我的速度一定可以夺取冠军。“救救阿奶”！当时是一股力量支撑着我跑完全程，我一眼看见堂叔，嚎啕大哭，“快！快！快去救阿奶！”堂叔在我断断续续的哭诉中，问清情况，马上掉头飞奔而去。
这时，我全身宛如虚脱，刚才的力气全部耗尽。勉强挣扎着往回走，好不容易走到住家路口，有人告说阿奶已被抬往医院抢救。
我硬着头皮冲到已宣布与我们断绝关系的做医生的姑姑家，告说阿奶自寻短见的消息，她冷冷的态度和一副晚娘脸孔，令我心凉了一半。我的姑父是“南下干部”，根正苗红，参与“解放海南岛”后，转业到我县任卫生局局长，娶了我当医生的姑姑。文革时，姑父被作为“吴川县卫生战线最大的走资派、当权派”，挨批斗游街，被人贴大字报，其中一条罪状，便是丧失阶级立场，娶了“历史反革命”的女儿。
在医院，我看见已被灌肠洗胃后躺在担架上的阿奶，医生说她还未脱离险境，正在观察中。我紧握她的手，暗暗对自己说，如果阿奶活不成，我将跟随她而去。我在脑中作了许多结束生命的设想，唯一希望自己不要死得太难看，所以上吊自缢是我排除在外的方案，我不要死后眼晴像金鱼般鼓鼓凸出，舌头伸得长长的。
想到我即将结束苦痛充溢的人生，没有死亡的恐惧，反而有一种解脱的快感，我出奇的冷。这时，突然想到明天我本来要参加全县初中统一考试的，可是，阿奶偏偏在我统考的前夕自杀。这意味着我所有的努力都前功尽弃，那是我忍受了多少的屈辱、付出多大的代价才换来的。那一刻，我竟有点恨阿奶。
我真的不甘心啊！1963年，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当地的实验小学，由于还不够入学年龄”差点被学校拒于校门，后来还是校方看我聪明可爱，破格录取。在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我在学校是天之骄子，深受老师宠爱，同学尊敬。
然而，文革一声炮响，噩梦开始。我再没有机会好好读书，当时年纪小，“成分不好”，学生上街游行贴大字报及红卫兵大串连等，都没我的份。造反派和保皇派武斗期间，祸及“黑五类分子”随时被“就地处决”，我们一家到农村亲戚处避风头，幸免于难。68年糊糊涂涂就算“小学毕业”，升初中不用考试，叫我们到街道居民委员会填写升学表格，政治审查这一关，剥夺了我继续读书的权利。
一年多来，我赋闲在家，每天端着一张小板凳，坐在家门口，眼巴巴看着别人高高兴兴去上学。我每天都不断在内心呐喊“我要读书”，为何我小小年纪，却被摒之学校门外。
有段时间，“我要读书”的念头，占据了我的全部头脑，几乎让我快要发疯。但城镇内所有的学校，全都对我关上大门。这时，一位“苦大仇深”的农村亲戚，当上了她村里的妇女委员会主任和革委会成员，她阶级斗争立场似乎没有那么坚决，愿意帮助我在她权力所及的麦屋小学，插班读六年级。
最初我非常不愿意“放下身段”去农村小学读书，因一般来说，都是农村的学生到城里就读，从没有城里的学生去农村读书的。我一向成绩好，看不起留级生、插班生，但我真的太想读书了，何况亲戚安慰我说，熬一段时间，以应届毕业生的身份报考初中，较易录取。如果城里仍然不收，麦屋小学也有附设初中，可暂时就读，以后有机会再转学回城。
由于有这个远景的盼望，为了一圆“我要读书”的梦，我终于决定到麦屋小学求学。上课的第一天，麦屋村的村民，听说城里来了个小姑娘，是“曾明德的孙女”、“曾肖英的侄女”（我的祖父是当地方圆百里远近驰名的一代名医，我的姑姑是有名的小儿科医生），好像看猴子一样，扶老携幼，蜂拥而来，围在我的教室门外、窗边，对我指指点点，评头品足。脸皮薄的我，当时真恨不得地下有条缝，好让我钻进去躲藏。
即使我愿意“屈就”到农村上学，仍差点被“扫地出门”。念了不到一个月，晴天霹雳，学校革委会主任找我谈话，说有人“揭发”我是“黑五类子女”，他们不能让我在这里“钻空子”读书。听了这个无情的宣判，我全身发凉，手足冰冷，一口气跑回家，倒在床上大哭一场，内心悲愤莫名。
出乎意料之外，第三天，麦屋小学的陈国英校长找上门来，那时他作为“当权派”，被造反派“打倒”靠边站，但他本人在村民中仍有崇高威信。他是我的班主任兼数学老师，我初入学时，由于文革影响，四、五年级没好好上过一天课，他为我天天恶补数学，不到一个月内，我进步神速，完全达到六年级的数学水平。他以我的勤奋好学、天资聪敏为荣。
他发现从没缺过一天课的我，突然消失在课堂上。知道原因后，挺身而出，为我与校革委会据理力争，甚至不惜以辞职来“要胁”，终于争取校方同意我重返校门。我那时年纪小，脸皮薄，被人轰出校门，觉得“没面子”再回去，但被陈校长见义勇为的良知和美好人性深深感动。这也是此后我多次遭逢丑恶人性打击，始终没有对人性失望的原因之一。
此后九个月，我开始一段艰苦的求学生涯。每天步行上学，不但要乘坐木船过江渡河，还要涉过一段深一脚、浅一脚的沙滩路。那时午餐根本没条件带便当，刚上完上午的课，就得拔腿赶回家吃中饭；筷子一放，又得赶回学校上下午的课。每天往返四次，长途跋涉32里路。
当地农民每天早晨挑着木桶，乘船渡江到城里收购大小便，我每天上学都得与他们共乘一船，臭气薰天，还得忍受他们好奇打量的眼光。有时洪水泛滥，木船无法靠岸，只能赤脚在河里及膝深的水中走一段路，才能上船。夏天还好，冬天冰凉的河水刺骨的痛，寒风一吹，冻得浑身打哆嗦，而那时，我们穷得连一件毛衣也买不起，更遑论外套，每天只穿一件单衣，在寒风中踽踽而行。
在恶劣的环境下，一种“我要读书”的信念支持着我，我视痛苦为财富，咬着牙坚持过来。不论刮风下雨，还是烈日当空，我都风雨无阻，门门功课名列前茅。我求学的事迹，曾在家乡被人广为宣传。
多少次在艰难困苦中，我默念着“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的诗句，激励自己战胜困难，走出逆境。经过九个月坚持不懈的努力，好不容易盼到升中考试，阿奶却在前一天服药自杀。我所有的心血付诸东流，读书梦再一次破灭，眼前一片黑暗。我无语问苍天，中国虽大，为何不愿给我半张书桌？那一刻，我万念俱灰，真想一死了之。转眼看到躺在担架上奄奄一息的阿奶，又担心万一她醒来看不到我再寻短见。
我彻夜守护在阿奶身边，第二天一早，阿奶终于脱险获救，她握着我的手，微弱地说：“这年头，命都保不住，还读什么书呢。”
不，“我要读书！”我内心再次发出“高玉宝式”的呐喊。知识就是力量！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决不向它屈服。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就要尽到百分百的努力。
凭着坚强的信念，失学三年后，经历千般曲折，万种艰难（我求学的曲折经历，个中的辛酸苦楚，足可以写一本小说，且看下回分解吧），我终于走出逆境，如愿以偿继续学业。如今回首来时路，对于生命中的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仍感伤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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