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慧燕: 我要读书

曾慧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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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7日讯】我的生命差点在13岁那年结束。

  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1970年7月13日,与我相依为命的阿奶(祖母),在绝望中服食了整整一瓶安眠药。

  当我听到她在楼上痛苦呕吐的声音时,吓得大叫我的婶婶。其时我的79岁高龄的阿爹(祖父)和父亲,分别作为“历史反革命”和“右派分子”,被变相关押在“集训班”,双双失去人身自由。出身贫苦人家的阿奶,却被“黑五类”丈夫牵连,被迫变卖家产,“赔退”阿爹当医生开诊所为“贫下中农”看病“贪污剥削”的钱财。

  为此阿奶卖掉了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仍无法凑够那笔当时对我们来说等同天文数字的款项。对方迫她卖掉仅有的房屋“赎人”,否则扬言将判阿爹“无期徒刑”,工作组三天两头找阿奶“谈话”,她在走投无路之下,竟出此下策了结生命。

  婶婶和我无法将在死亡边缘挣扎的阿奶从楼上弄下来送院抢救,屋内挤满闻风而来看热闹的邻居,但无人上前施以援手。当时中共“一打三反”运动如火如荼,无产阶级专政对象及其家属,不但没有活的尊严,也没有死的自由,自杀等于“自绝于党和人民”,罪加一等,“见死不救”是明哲保身之计。

  情急之下,我想到一位远在四公里之外的堂叔,在所有亲友都与我们“划清界线”的非常时期,这位堂叔是唯一仍然与我们保持往来并不时予以接济的亲人。我以百米赛跑速度没命奔跑,穿过镇上的大街小巷,跑过乡村的泥泞小路。我敢说,如果当时是在比赛长跑,我的速度一定可以夺取冠军。“救救阿奶”!当时是一股力量支撑着我跑完全程,我一眼看见堂叔,嚎啕大哭,“快!快!快去救阿奶!”堂叔在我断断续续的哭诉中,问清情况,马上掉头飞奔而去。

  这时,我全身宛如虚脱,刚才的力气全部耗尽。勉强挣扎着往回走,好不容易走到住家路口,有人告说阿奶已被抬往医院抢救。

  我硬着头皮冲到已宣布与我们断绝关系的做医生的姑姑家,告说阿奶自寻短见的消息,她冷冷的态度和一副晚娘脸孔,令我心凉了一半。我的姑父是“南下干部”,根正苗红,参与“解放海南岛”后,转业到我县任卫生局局长,娶了我当医生的姑姑。文革时,姑父被作为“吴川县卫生战线最大的走资派、当权派”,挨批斗游街,被人贴大字报,其中一条罪状,便是丧失阶级立场,娶了“历史反革命”的女儿。

  在医院,我看见已被灌肠洗胃后躺在担架上的阿奶,医生说她还未脱离险境,正在观察中。我紧握她的手,暗暗对自己说,如果阿奶活不成,我将跟随她而去。我在脑中作了许多结束生命的设想,唯一希望自己不要死得太难看,所以上吊自缢是我排除在外的方案,我不要死后眼晴像金鱼般鼓鼓凸出,舌头伸得长长的。

  想到我即将结束苦痛充溢的人生,没有死亡的恐惧,反而有一种解脱的快感,我出奇的冷。这时,突然想到明天我本来要参加全县初中统一考试的,可是,阿奶偏偏在我统考的前夕自杀。这意味着我所有的努力都前功尽弃,那是我忍受了多少的屈辱、付出多大的代价才换来的。那一刻,我竟有点恨阿奶。

  我真的不甘心啊!1963年,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当地的实验小学,由于还不够入学年龄”差点被学校拒于校门,后来还是校方看我聪明可爱,破格录取。在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我在学校是天之骄子,深受老师宠爱,同学尊敬。

  然而,文革一声炮响,噩梦开始。我再没有机会好好读书,当时年纪小,“成分不好”,学生上街游行贴大字报及红卫兵大串连等,都没我的份。造反派和保皇派武斗期间,祸及“黑五类分子”随时被“就地处决”,我们一家到农村亲戚处避风头,幸免于难。68年糊糊涂涂就算“小学毕业”,升初中不用考试,叫我们到街道居民委员会填写升学表格,政治审查这一关,剥夺了我继续读书的权利。

  一年多来,我赋闲在家,每天端着一张小板凳,坐在家门口,眼巴巴看着别人高高兴兴去上学。我每天都不断在内心呐喊“我要读书”,为何我小小年纪,却被摒之学校门外。

  有段时间,“我要读书”的念头,占据了我的全部头脑,几乎让我快要发疯。但城镇内所有的学校,全都对我关上大门。这时,一位“苦大仇深”的农村亲戚,当上了她村里的妇女委员会主任和革委会成员,她阶级斗争立场似乎没有那么坚决,愿意帮助我在她权力所及的麦屋小学,插班读六年级。

  最初我非常不愿意“放下身段”去农村小学读书,因一般来说,都是农村的学生到城里就读,从没有城里的学生去农村读书的。我一向成绩好,看不起留级生、插班生,但我真的太想读书了,何况亲戚安慰我说,熬一段时间,以应届毕业生的身份报考初中,较易录取。如果城里仍然不收,麦屋小学也有附设初中,可暂时就读,以后有机会再转学回城。

  由于有这个远景的盼望,为了一圆“我要读书”的梦,我终于决定到麦屋小学求学。上课的第一天,麦屋村的村民,听说城里来了个小姑娘,是“曾明德的孙女”、“曾肖英的侄女”(我的祖父是当地方圆百里远近驰名的一代名医,我的姑姑是有名的小儿科医生),好像看猴子一样,扶老携幼,蜂拥而来,围在我的教室门外、窗边,对我指指点点,评头品足。脸皮薄的我,当时真恨不得地下有条缝,好让我钻进去躲藏。

  即使我愿意“屈就”到农村上学,仍差点被“扫地出门”。念了不到一个月,晴天霹雳,学校革委会主任找我谈话,说有人“揭发”我是“黑五类子女”,他们不能让我在这里“钻空子”读书。听了这个无情的宣判,我全身发凉,手足冰冷,一口气跑回家,倒在床上大哭一场,内心悲愤莫名。

  出乎意料之外,第三天,麦屋小学的陈国英校长找上门来,那时他作为“当权派”,被造反派“打倒”靠边站,但他本人在村民中仍有崇高威信。他是我的班主任兼数学老师,我初入学时,由于文革影响,四、五年级没好好上过一天课,他为我天天恶补数学,不到一个月内,我进步神速,完全达到六年级的数学水平。他以我的勤奋好学、天资聪敏为荣。

  他发现从没缺过一天课的我,突然消失在课堂上。知道原因后,挺身而出,为我与校革委会据理力争,甚至不惜以辞职来“要胁”,终于争取校方同意我重返校门。我那时年纪小,脸皮薄,被人轰出校门,觉得“没面子”再回去,但被陈校长见义勇为的良知和美好人性深深感动。这也是此后我多次遭逢丑恶人性打击,始终没有对人性失望的原因之一。

  此后九个月,我开始一段艰苦的求学生涯。每天步行上学,不但要乘坐木船过江渡河,还要涉过一段深一脚、浅一脚的沙滩路。那时午餐根本没条件带便当,刚上完上午的课,就得拔腿赶回家吃中饭;筷子一放,又得赶回学校上下午的课。每天往返四次,长途跋涉32里路。

  当地农民每天早晨挑着木桶,乘船渡江到城里收购大小便,我每天上学都得与他们共乘一船,臭气薰天,还得忍受他们好奇打量的眼光。有时洪水泛滥,木船无法靠岸,只能赤脚在河里及膝深的水中走一段路,才能上船。夏天还好,冬天冰凉的河水刺骨的痛,寒风一吹,冻得浑身打哆嗦,而那时,我们穷得连一件毛衣也买不起,更遑论外套,每天只穿一件单衣,在寒风中踽踽而行。

  在恶劣的环境下,一种“我要读书”的信念支持着我,我视痛苦为财富,咬着牙坚持过来。不论刮风下雨,还是烈日当空,我都风雨无阻,门门功课名列前茅。我求学的事迹,曾在家乡被人广为宣传。

  多少次在艰难困苦中,我默念着“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的诗句,激励自己战胜困难,走出逆境。经过九个月坚持不懈的努力,好不容易盼到升中考试,阿奶却在前一天服药自杀。我所有的心血付诸东流,读书梦再一次破灭,眼前一片黑暗。我无语问苍天,中国虽大,为何不愿给我半张书桌?那一刻,我万念俱灰,真想一死了之。转眼看到躺在担架上奄奄一息的阿奶,又担心万一她醒来看不到我再寻短见。

  我彻夜守护在阿奶身边,第二天一早,阿奶终于脱险获救,她握着我的手,微弱地说:“这年头,命都保不住,还读什么书呢。”

  不,“我要读书!”我内心再次发出“高玉宝式”的呐喊。知识就是力量!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决不向它屈服。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就要尽到百分百的努力。

  凭着坚强的信念,失学三年后,经历千般曲折,万种艰难(我求学的曲折经历,个中的辛酸苦楚,足可以写一本小说,且看下回分解吧),我终于走出逆境,如愿以偿继续学业。如今回首来时路,对于生命中的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仍感伤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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