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14日讯】(读者推荐)离李娟（音）的预产期还有两天，手拿毒针的计生干部就来了。他们把李娟按在小诊所的床上，把毒针扎进她的腹部，长长的针头穿透李的腹部，扎进了她九个月大的胎儿体内。“起先，我觉着孩子在肚子里扑腾，”23岁的李说：“扑腾着扑腾着就不动弹了。”十个小时之后，李生下了那被毒死的女婴。孩子的名字她原本早已想好，叫“爽”。孩子生下来，就被计生干部拎起腿扔进床边的水桶里。
李娟家住山东省临沂地区，跟中国别的地方一样，这里也执行着血腥的计生政策。那天别的细节，李已经回忆不起，只记得当时愤愤地想，要是能雇来一群杀手就好，那样就可以给她毒死的孩子报仇了。
1980年开始，中国全面执行独生子女政策，各地的领导往往采用严酷的手段来保证政策的实效，常用的方法有强制堕胎、引产等。中国政府把经济增长和人口降低联系起来，认为后者促进了前者。残酷的计生政策遭到了越来越多的人们的批评。2002年，人大通过决议决定放缓饱受指责的计生政策。新的立法不再禁止超生，只要你有能力交付大宗的罚款，就可以多生孩子。在临沂地区，第一次超生要交付相当于365美元的罚款。但这点钱对于李娟这样的人来说，依然是天文数字。临沂地区十分贫困，这笔罚款是当地百姓个人年均收入的四倍。
共产党官僚似乎没有跟上形势——尽管新法律放宽了生育限制，地方官员，特别在农村地区，依然要压低生育率。“人口数字出了问题就不好升官了。”北京的一位法律活动人士屠必胜（音）这样解释道。
在去年山东省召开的会议上，临沂地区领导因为超生率名列全省第一受到了严惩，这就导致了今年在临沂九县三区全面展开的残酷的计生战役。从三月份开始，计生干部对全区进行拉网式搜查，寻找非法怀胎的妇女。许多妇女闻风而逃，躲藏在亲戚家里。干部们就把她们的亲戚拘留起来，进学习班学习，检查自己的“错误”，完了还得自己掏钱为自己付“学费”。中国政法大学讲师滕彪上个月亲往临沂地区对那里的强制堕胎情况进行调查。仅仅在沂南县，从三月到七月，至少有7,000人被强行结扎。几位曾经跟当地的计生干部接触过的律师说，有好几个村民因为“包庇”试图超生亲属被活活打死。
临沂妇女的灾难被一位名叫陈光诚人权活动人士披露出来。陈1971年出生于山东省沂南县农村，不到一岁时双目失明。大学毕业后致力于残疾人维权活动，后来也开始关注农民的维权问题。今年三月，越来越多的农民向他讲述强行结扎、非法拘留村民的情况。陈对此早有所闻，但没有想到情况这么严重。和北京的朋友商谈后，他准备草拟一份共同起诉书，控告临沂政府违反法律。一些记者得知后来山东采访他，但文章却无法发表在当地的报纸上。
八月中旬陈光诚被监视居住，警方派了七个人在他家周围设防，监视他的活动。但是，陈毅然决定前往北京打这场官司。八月二十五日夜，趁警察打瞌睡，陈逃了出来。听到背后有人追来，陈抓起石子朝另外的方向撒去。等追赶的人循声去追，他便趁机逃脱。“走夜路我有优势，”陈说：“夜里找方向正常人比不了盲人。”历尽艰难，陈来到北京，但一下火车便让守候在哪里的警察拦住了。经过一番争辩，陈暂时获得了自由。上周，《时代周刊》采访他之后三小时，陈被警察绑架回山东，现在依旧处于临沂警方的监控下。
中国的维权人士如果胆敢把官方的恶行公之于众就逃脱不了无情的打击和报复。“我知道我是在冒险，可是不能放弃，人们都指望着我呢。”被绑架前不久，陈这样说。然而即使陈重获自由，即使他赢了这场官司，也很难改变胡冰梅（音）那样的农妇们的命运。
今年五月，听说计生干部要来抓人，胡冰梅和两个女儿一起逃到了娘家。几天后，七个干部来到她家，抓起孩子就往汽车里塞。担心孩子出事儿，胡只好也上了车。到了计生诊所几个护士七手八脚把她按在了手术台上。“别人做了手术都没有事儿，我肚子疼得站都站不起。”33岁的胡这样说。过了两周，医生又给她做了手术，满口应承这次一定会好。可是直到今天，她走不了几步路就疼得要蹲下来。“他们说这样搞是为我好，可却把我这辈子全给毁了。”
── 原载《时代周刊》(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