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二○二五出局
民主化已经成为全球性浪潮……并且，
那些顺应潮流的将会繁荣，而那些逆潮流的将会灭亡。
——毛泽东前秘书李锐
经由对世界上最后的四十五个独裁（国家）的研究，我们可以马上应用前述原则，思考如何把他们推翻。我们所陈述的优先考虑是在二○二五年以前，尽可能用非暴力手段使所有的暴政都消失。我们还要针对每个现存的独裁统治，设计出一套计划并且排出优先顺序。
从北方的中国和北韩，到南方的辛巴威和安哥拉独裁统治圈，可划分为三个基本区域：
●亚洲包括八个独裁统治的国家。中国、北韩、越南、柬浦寨和寮国是共产国家；汶莱和不丹是君主独裁国家；而缅甸是军人独裁统治。虽然在这区域里独裁统治国家的数目远远没有自由民主或半自由国家之多，但中国却大约占了全世界还在独裁统治下人口的一半。
●中东与北非包括世界上所有独裁统治国家的一半，共二十三个。这是世界上唯一完全由非民主国家组成的区域。
●非洲撒哈拉沙漠南区有十一个独裁统治国家：安哥拉、蒲隆地、喀麦隆、刚果、赤道几内亚、几内亚、利比亚、卢安达、史瓦济兰、多哥及辛巴威。但是自由及半自由国家比独裁统治国家多一倍。还有三国处于边缘地区的独裁统治国家，他们是欧洲及美洲最后的独裁统治：白俄、古巴和海地。这两大洲在过去二十五年，几乎把所有独裁统治一扫而光，剩下这三个自由之海中的畸形物。
亚洲
所有亚洲的独裁统治都值得我们注意，在亚洲国家，例如寮国或北韩，对民主推动者而言，推翻本地的独裁统治比发生在本地区其他地方的任何事情都重要。要预测这八个独裁统治国家中哪个会先把他们的独裁者赶下台几乎是不可能的。北韩是最孤立的国家，按照一般的看法，是最不可能变动的。但是它也是最脆弱的，正因为它迫害人民最厉害，而且显然连食物和暖气这些人民最基本的需要都无法满足。与南韩更是个强烈的对比，有如以前的东、西德。所以，发生突然且意外的改变是完全可能的。帮助一个亚洲共产独裁统治国家走过极权与民主的分界线，将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改变。我们应该从东欧与中欧的波兰领先造成的大波浪带动了其他欧洲共产国家走向民主的先例中学到经验。缅甸也值得我们特别的注意，因为一九九○年的自由选举差一点就把独裁统治推翻了。
中国
很显然中国是最需要关注的国家，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在一九八九年中国差一点就变成了民主国家。而且如果中国成功了，十三亿人民将从此生活在民主制度之下；这数目也就是地球上人口的五分之一，或目前还在独裁统治下人口的一半。
如果中国继续在独裁统治之下，中国和这个世界将会怎么样？而如果中国成为民主国家，又会怎么样？很多严肃的军事分析专家认为中国是对美国和全世界安全的最大威胁。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眼里，美国和西方国家是他们的敌人。中国问题专家罗斯．特瑞（Ross Terrill）说过“共产党国家需要把我们当作敌人，以支援其合法性。”（注1）中共已拥有能够袭击美国西海岸的战略性导弹。在上海执业的章家敦（Gordon G. Chang）律师在《中国即将崩溃》（注2）一书中说：中国是目前“将其核武器瞄准美国的唯一国家”，此外北韩也有攻击美国的一点有限能力。对于周边邻国来讲，中国也是一个越来越严重的威胁。如果中国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则情形会完全不同。它与民主台湾的统一也可以和平的方式达成。中国也会把美国和其余的民主世界看做盟友，而不是敌人。当共产主义垮台了，亚洲的政治势力也会像欧洲一样得到平衡。
那么，中国在二○二五年以前有可能成为民主国家吗？过去三十年中，中共立国以来发生了三次民主运动：七○年代晚期的民主墙运动；一九八九年最后演变成天安门广场示威的全国性运动；以及上世纪末开始的法轮功及其他团体的抗争。迄今为止，他们还没有成功。但我们从印度、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及许多其他国家的经验中可见，持续的非暴力运动对于永久推翻独裁者是有其必要性的。每次运动的失败都揭示了最重要的一个事实——为民主牺牲奋斗的决心已深植人心。
很少人知道，一九八九年，在中欧和东欧取得了民主胜利的同年，中国民主人士几乎成功地推翻了独裁者邓小平。根据《天安门档》，中国公安部统计，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五日，有一百二十万民众在北京举行示威（注3）。同日，在全国范围内的一百三十二个城市内发生示威活动。全国各地的大专学生都举行了抗议活动。根据公安部的报告，北京的示威者不只是学生，甚至小学生，许多工厂的工人、党干部、政府部门、新闻媒体、博物馆、智力沙龙、旅馆、食品市场、百货公司，和其他行业的人员都参与了。一些部队的指挥官拒绝服从命令，做为独裁统治者，总是担心在关键时刻军人拒绝向自己的平民开枪。
政治局常委中的大多数人在赵紫阳的领导下，反对实施戒严令以及武力镇压学生。这与戈巴契夫和其他许多中欧和东欧共产党独裁统治国家的情形很相似，由于反对使用暴力而成功地实施了民主化。然而，不幸的是，中国的大独裁者邓小平在其他元老的支援下，认为“这是关系到我们的党和国家未来的生死存亡的大事”。邓小平和他的元老们都认为“我们所有的人都可能被软禁”。邓小平并且声明“最近这两任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虽然做了一些有益于经济改革的事，但他们都对解放资产阶级持反对态度。因此，邓小平最后决定使用武力镇压。但是，邓至少允许学生示威持续了几个星期，让中共政权在戈巴契夫来访时困窘不已，甚至使北京的中心地带处于瘫痪状态。他显然很关心员警和军队是否会和他保持同一阵线，因为使用武力镇压可能导致他的政权被推翻。也有可能是邓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长期被流放的经历，使得他起初还是比较开明的。一九八九年事件的教训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民主化几乎成功，如果邓小平已经去世，或赵紫阳公开反对戒严令，军队及员警就不会阻止这场民主运动。邓小平、中共元老以及李鹏和他们在政治局的代理人，在权力斗争中战胜了赵紫阳和其他改革派，其中部分原因是，中南海领导人认为民主世界，特别是美国政府在敦促希望小心行事。国务卿贝克（James Baker）说，美国不希望看到中国或苏联发生大的变动。当被问及美国为什么没有支持中国学生，贝克回答说，“美国支持民主以及言论和集会自由，但是在当前的情况下，美国认为维护政治安定更重要。”（注4）
八九年学运在上海和北京的一些学生领袖向我证实了八九年学运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当时没有受到美国和其他民主政府的支援，甚至遭到反对。而且，美国和其他民主政府的态度对于邓小平和赵紫阳的决策和行动也起着一个重要的作用，并且员警和部队的行动也是受到影响。这里的一个教训是：不要遗弃和打击您的自然盟友。
想一想，如果是一个民主化的中国，今天的情形会是多么地不同，中国与美国、台湾，和其他民主国家的关系又会是多么地不同。尽管八九年的残酷镇压，数以万计的平民被射杀，成千上万人被监禁，而且今天仍在持续压制，然而令人振奋的是，在天安门广场非暴力冲突的十年以后，一次全国范围的非暴力运动再次发生。根据官方统计，在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和八月之间，发生了三百零七起群众抗争事件。实际上几乎每日都有劳工罢工，一些大罢工涉及到成千上万名工人。其中最戏剧性，但绝不是规模最大的，是那事先没有任何先兆的万名法轮功学员出现在中南海前面，在独裁者面前炼功，和平而又顽强地坚持他们的炼功和信仰自由的权利。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再次面临和平对话与镇压的选择。在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朱镕基总理会见了几名法轮功学员并且承诺不镇压法轮功，然而江泽民在暗中驱车观看了法轮功学员的炼功之后，决定了要镇压法轮功。根据《时代杂志》报导，江对于法轮功学员良好的纪律以及在短时间内能聚集这么多民众的能力非常吃惊，并且由此对法轮功及法轮功在网路上的动员能力非常忧心（注5）。
丹尼．谢特（Danny Schechter）在他所着的《法轮功给中国带来的挑战》一书里陈述道，这是一场涉及到三千万到一亿民众的运动，对于中国来说也是比例很大的人口，与当年的甘地运动颇为类似（注6）。法轮功是源于佛家和道家的修炼方法，有着渊源的历史。法轮功吸引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包括许多共产党员、军人和员警。法轮功群众凭着巨大的勇气和决心，几乎每周在天安门广场以及中国各地举行和平抗议。香港的《南华早报》在一九九九年二月报导，“江泽民警告说法轮功运动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威胁就像八○年代的团结工联运动对于波兰共产党的威胁一样。”也如章家敦所述“共产党视李洪志和他的法轮功精神运动，如四○年代末期毛泽东视全国范围的农民运动一样。难怪中国政府如临大敌，对于法轮功展开生死斗争。”（注7）
令人遗憾的是，民主世界的反应，就如丹尼．谢特所说的：是再一次的“冷漠”，并且独裁者再次将此视为对其继续进行镇压的默许。在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当镇压进一步升级时，在纽西兰的一次双边会议期间，美国柯林顿总统和江泽民互相微笑着聚在一起。江泽民送给了柯林顿一本中共政府反对法轮功的小册子，而当地法轮功学员送给了柯林顿总统一本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柯林顿没做任何表示。谢特写到：在这次会议期间，江泽民延迟三个小时，直到大厅外面的法轮功展板被取走，才出席国家首脑的正式晚餐。同样在英国和法国，安全警卫人员阻止了抗议者，保护了前去旅行的中国独裁者。没有一个民主政府的首脑，包括最近的两位美国总统，曾会见过流放在美国、居住在纽约的李洪志先生。白宫没有欢迎这位和平精神的领袖，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共产党诬蔑法轮功是“邪教”，另一部分原因是担心独裁者江泽民的反应。所以这位也许是民主中国的最大希望、在中国最受欢迎的运动的领袖，仍然不被接纳。而美国不是唯一怀有这种担心的国家。
当我向设于柏林的德国外交部要求允许我介绍一位法轮功的重要人物时，我的要求被拒绝了，理由是“也许会导致中共政府的误会”。我们对于国家利益、国际安全的理解是多么肤浅、固执，目光又是多么短浅（注8）。民主世界应该意识到，民主化在中国是可行的，中国的民主化会带来世界的安全。所以在国际事务中，我们应该将中国的民主化视为首要事务。我们应该对中国社会各个阶层进行对话，明确而公开地宣称，民主化会在这一代实现，而且一定会在二○二五年以前实现。我们需要明确表示，我们支援中国人民的民主奋斗，我们希望中国繁荣，成为值得全世界信任和尊敬的国家。
我们反对的是中国的独裁者，而不是中国人民，民主人士必须达成一个新的共识。传统的那种主张“接纳”中国和主张“孤立”中国之间的辩论，都是毫无意义的。目标必须是接纳所有的人民，而孤立、影响、最后赶走独裁者。最有力的办法是由外国民主人士与中国社会的各阶层合作，引发一次和平的民主革命。我们必须在单一的策略下，帮助结合中国各主要团体，我们必须积极地加入中国的民主运动。
我们的策略还应该包括设置一个全面实行民主化的最后期限。一直等待到二○二五年似乎太长，但设置五年为期限，对于这么大而又在民主前期的国家似乎是不切实际。或许二○一五年为目标是现实可行的。可以以每四年为一期，实现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应该在二○○八年奥林匹克运动会时完成。（否则，就像一位BBC记者说的“随着中国的逐渐强大，中国政府变得更加法西斯主义。由北京举办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不由得使人联想到一九三○年在柏林举办的奥运会。”）（注9）
国际工商业界的加入对促使中国民主化是很重要的。我们提出的“促进民主工商社群”（Business Community for Democracy）包括在世界上最大、最成功的公司，也就是在中国最大的投资商，应该给中国制定一个特别计划，其中包括：
●所有人必须达成共识——法治和民主在中国和在其他国家一样，是保护经商和成功的必要条件；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使中国得以有机会推行公共责任和法治。违反WTO规定的，要严格按照WTO章程追究责任，政府执行契约、物产和贸易法，有利于大众对其他权利义务的认识；
●有关促进中国实施法治和民主的计划应由“促进民主工商社群”的全球民主化基金资助；
●就像在南非所做的一样，应该建立公司的规范，按照国际劳工组织标准对待工人，在外国人拥有的公司里允许成立独立工会组织，与社区内其他组织，包括与环境和其他民间社团多沟通，自由发表观点；允许法轮功和其他信仰组织的信仰自由；聘用民主运动活跃人士；
●企业必须不参与腐败行为，特别是不为独裁者、其支援机构及其亲友提供经济支援。
或许有人会说，工商业界如果做这些努力可能会被中国赶走。其实，这些人忽略了一个事实，中国是一个经济迅速增长的国家，迫切需要国外投资，以及向国外出口产品。没有国外的投资、技术和市场，中国经济将停止增长，共产主义也很可能会被武力推翻。中国知道外部经济对于中国经济有巨大的杠杆作用。问题是，国外工商业界没有组织好来利用这杠杆作用，而且对此也没有正确的认识。这种情形必须改变。一个包括一些公司和民间团体的非正式组织（China Working Group）已经存在了，其中包括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国际劳动人权基金会（International Labor Rights Fund），和全球性交流组织（Global Exchange）。团体内成员交流在中国投资和经营的经验资讯，以及通报有关中国政府的政策，以及中国的人权和劳工权利的受侵犯情形。
我们必须联合并组织民主团体和民主人士帮助中国境内的民主人士，但由“联合国人权会议”（U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上，多数民主政府不愿投票支持谴责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决议可见，依靠各国政府支持中国民主化的可能性甚微。这正是民主团体可发挥作用的时候。如果所有的民主团体联合起来，分工合作，那么，这个当今世界大国的民主化就更容易推动。也许，一些民主政府会联合起来共同帮助中国的民主化。起初要做的事情可能比较单纯，比如，在中国进行民主教育（开设公民权利与义务的课程），以及我们所推荐的“开放”计划。
协助和组织民间民主人士帮助中国相对来说容易一些。已经有一些外国人为了表示对中国人权的支持而去中国，并且遭到拘捕。成千上万的中国海外留学生，许多就读于美国大学，他们具有很大的潜力。尽管许多人不愿意谈论政治，这些学生应该由美籍华人与之联系并且加入我们的民主、人权组织。有些学生也许考虑学成归国后实行改革。对中国的年轻一代进行非暴力对抗的教育非常有意义，因为他们可能是中国未来变革的主力。中国还有许多重要的政治人物散居在亚洲各地，这些人也应被视为促进中国民主化的力量。台湾在最近几十年来的全面民主化，对新加坡李光耀的“亚洲价值论”中所谓的：民主只是外国人的事，无法在中国社会立足的观点迎头一击。经常出入中国的中外商人可以在中国鼓励非暴力对抗，以及公开争取基本的民权和人权。“自由之家”将香港和澳门两个现已受中国控制的特区列为部分自由地区，由于两地沿用了以前的民政结构，民主机构应该帮助两地的公民维护并监督自由权。如果共产党及其地方傀儡违反了协议，民主机构应该大声抗议，直接抗议到北京。这两个特区是中国自由的象征，那里的党派应该很活跃。其他的非政府组织，如第十七条文和其他有关新闻自由和“美国劳工及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等有关劳工权益的组织，应该能够正常运作，并且得到强有力的支援。
民主国家的公民也能帮助中国实现民主自由。外籍人士可藉旅游之际，从事一些风险小的实施民主的行动。二○○一年底和二○○二年，国外法轮功学员与中国大陆学员一起在天安门广场炼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应该成立“推行民主志工”组织，有计划地在中国行动；这就是提出“学生民主运动”的目的。例如“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以及中国环保运动会组织在三峡大坝上举行示威活动，这将会是媒体的重大新闻，能引起中国其他地区的仿效。八○年代后期匈牙利的民主改革就是由环境保护学家抗议一个水坝而引发的。这类的公众抗议示威，外国使馆人员可以参加、保护和支援。非政府团体或政府还可以经由在全世界褒奖、庆祝每年一度的“中国民主日”（China Democracy Day）。这时各国总理、总统、国会议员和其他民主领导人可以发表声明，公开支持并且帮助实施许多具体计划。最重要的是，这将会促使人们质疑共产党独裁统治的合法性。(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