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治国:长入历史的年月(二)

党治国

【大纪元4月6日讯】三、寸利杀人

周卫东为什么参加“文革”又成了造反派的武卫大队长?唯一的解释是他在社会上和家庭的政治贱民地位促成他要在这激烈的社会动荡中略微改善一下自己的政治地位。周卫东文化不高,不善言词,更不擅长政治空谈。应该说,他没有什么升官的欲望。正派、善良、勤劳,他确实是一个好人。但他是因了怎样一个偶然的原因便掉身于政治贱民的地位呢?说起来也真荒唐得可以。周卫东历史上的小荒唐加上社会的大荒唐造成了他个人的荒唐悲剧。

周庆福(卫东)原籍湖北,抗日时参加新四军,解放战争瓦子街战役中曾身负重伤,复员后担任咸宁纺织厂武装部长,和从梁谷镇东杨村召入工厂的工人董芸结了婚,生下儿子小黑。因鸣枪吓唬老乡,被禁闭责令检查,他却翻墙逃跑,逮回来被判刑入狱。不但丢了公职,连累得董芸也被裁减返乡,两人一块回到了东杨村。恰值三年困难的饥馑日子,董芸过不惯苦日子,就闹着和庆福离了婚。而当他在阎福来撮合下带着小黑入赘冯家和蒋玉霞结婚决心凭劳动挣一个全家老小的生存权时,又被列入“五类分子”的行列而成为群众专政对象。冯老太为了孙子不再背政治黑锅,又怂恿蒋玉霞要把庆福赶出家门。周庆福的参加“文革”,可怜其私心竟完全是为了改变自己受歧视的政治地位,使自己在人前能活得像个人样。他认为参加造反派就是参加了革命,就是“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但可以洗刷自己的耻辱,而且用枪杆子把“保皇派”的武斗队赶出梁谷镇也是天经地义的革命行动。他的自我感觉良好,自信心十足。

自从周卫东当上惠阳县武卫队大队长以来,他这个往日最穷困而且背着政治污点最受人歧视的农民,一下子由人下人成了人上人,开大会坐主席台,对人吆五喝六发号施令,就连外出行走也有贴身警卫跟随。他在镇上东头跺一脚镇子西头也忽摇。

在这前不久的一场武斗中,周卫东率领他的武斗队,把“保皇派”的武斗队赶出了梁谷镇,赶到了二十里外南山岭上的玉皇庙镇,他在自己占据的梁谷镇上刷下了一幅幅辱骂对立派的大标语。

在银河峪,地区造总司把红总部打得落花流水,丢了几十辆汽车,无数枪炮,丧了几十条人命。目前,造总司士气正旺。

周卫东要为造反派赢得一个好名声,只身进山打豹子,要用为民除害的行动反驳“保皇派”说什么“造反派里坏人多,是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的黑窝子,把别人干的坏事强加到造反派身上。”他完全按战争规矩搞两派武斗,曾警告他的护兵忙娃:“咱们现在是造反派武卫队成员,拿了枪,可要管好枪哩;只准为革命、跟保皇狗干仗,不准胡作非为。谁要对群众胡作非为捅下乱子,那我的枪可不认人。”他私下里销毁了别人陷害退休老教师冯承耀的“反革命罪证”,却用军事斗争的凶狠处决了“内奸”田春吉,执行“总指挥”的命令枪决了二十几名“俘虏”。这一切为了什么,他向他的武卫队员讲了“周处从善”的故事,又讲到他自己:

“我原本是解放军战士,后来到地方上的武装部当干部。那年回湖北老家,为家中定成分的问题和村干部谈崩了,拨出手枪放了几响吓唬他们。回到单位后关我的禁闭,我翻墙逃跑,又被抓回来判刑坐牢。刑满释放后我成了农民。别人一提我,总说我是前科犯,当过多少年的黑人,每次政治运动来,都把我跟地富反坏右放一起。可是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我站队站对了,对了响当当的造反派。我感到光荣,满怀自信。”

“现在在这里的伙计们,可能有这样那样的历史包袱政治包袱。红老总不是攻击我们吗,说什么造反派里头坏人多,造反派是牛鬼蛇神的黑窝子。说他妈的×!放他妈的屁!历史上有过错误有过污点的人就是牛鬼蛇神啦?就不准革命啦?大家在这场运动中参加了造反派,又拿起枪杆子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就是干好事呀。大家要坚定信心毫不动摇地干到底!”

大家听着听着,纷纷称赞道:

“呵,大队长真是锻炼出来了,越来越成熟老炼了!”

“凭着你这么一席话,我也要紧紧跟着你,丝毫不动摇!”

“看你说的!”周卫东脸上带笑却也认真地说,“跟着毛主席,不能说跟着我周卫东,我算老几?”

“革命委员会”这个新的政权形式成立了,武卫队缴枪解散了,周卫东回到家里,自以为从此挣得个“革命”的身份,心安理得地操起了庄稼活的营生,“用他那肥厚的肩膀强壮的体魄支撑起一家大小艰难的日月。”“平时总是把自己的行为跟‘革命’、‘左派’、‘造反’这类光辉的字眼联系在一起”的周卫东,没有想到,全家大小更没有想到,被杀头的命运正在等待着他周卫东,等待着他们的亲人,衣食靠山周卫东。

被周卫东处决的田春吉搭上自己一条命先参加造反派,以后为“保皇派”刺探军情又图个什么呢?

“田春吉!内奸、叛徒,你给红老总偷偷送了多少次情报?”

周卫东吆喝。

田春吉双腿发软跪了下去,战战怯怯地说:“大队长,我不哄你,总共只有两次。”

“你这图啥?他们给了你多少好处?”

“大队长,我不哄你,实话实说我外甥在那边,打发人偷偷跟我联系,说只要我给他们提供重要情报,帮助他们打了胜仗,他们掌了权,给我翻社教时候我家订的地主成分。他们说造总司里坏人多,以后胜利不了,掌不了权。我一时糊涂鬼迷心窍,喝了他们的迷魂汤干下了错事,你们饶了我。我以后一定实心实意随你们干,刀山火海也不避。好我的大队长哩,我给你磕头了……”田春吉说着说着,哽哽咽咽泣不成声,并且连连磕头如同捣蒜。

竟然只为了改变“社教”时给他家补订的“地主”成分而付出了宝贵的生命代价。

还有一个东杨村的地主儿子冯三保。当周卫东的大儿子大闯被豹子追赶时他不顾危险把大闯从豹子口中救了出来。他怀着“赎罪”和“皈依”的虔诚参加了“保皇”的“红总部”这一派,其奢望不过是落个政治上不犯错误使自己的政治地位略有改善罢了。“怕站队站错了运动后吃不消,见党团员贫下中农多在总红部这一边,就也参加到红总部这一派。”在周卫东指挥枪毙的二十多个“俘虏”中就有冯三保。他那“本来白皙俊秀的女人似的脸庞,现在却蒙上烟尘干燥憔悴,头上包裹着扯下来的白色衣襟,几乎叫人认不出来”。周卫东本想向地区武斗总指挥求情饶了冯三保,但估计“总指挥”不会给这个面子,也觉得冯三保“确实是红总部持枪人员中的凶悍分子,可憎可恨”而没有开口。这个“枪毙俘虏”的场面表现出了两派群众的愚昧无知亦复可怜可悲。

二十多名俘虏被押到操场东北角靠墙的地方,顺墙而立。面前不远处,是一排枪口对准他们的胸膛。他们心里明白,是死期到了。一个个不仅毫不畏惧,而且满怀为革命而牺牲视死如归的豪情,高喊起口号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毛主席万岁!”

周卫东指挥下的持枪人员看着这情景,不由得嗤之以鼻,纷纷议论道:

“嘻嘻,这些保皇狗!”

“你们是文化大革命的敌人,还配喊文化大革命万岁?”

“咦,死到临头,还猪鼻子插根葱──装大象!”

面临死亡的冯三保,忽然想起在前几年的一个冬季,由于全家人缺粮吃,他哥从本地贩了几口锅带上,偷偷扒火车到河南省去换粮食。返来本县后从火车上往下跳的时候,跌撞得当场就死掉了。他哥偷扒的是拉煤车,跌撞死以后满脸满身煤灰,家里人去认尸的时候几乎认不出来。自己只有兄弟二人,哥哥一死,父母养老送终的担子全落在自己双肩上。现在自己再一死,父母风烛残年靠谁照管?同时自己还有年轻的媳妇和一个小女儿,她们以后可怎么办呢?日子怎么混呢?……想着想着,不由双泪长流抽泣起来。

“嘻嘻,害怕啥呢?继续硬下去吧!”一个持枪人员冷笑着说。“我不是害怕,你们开枪吧!”冯三保抑制住悲伤,语气硬朗地说,随后又高喊了一句:“文化大革命万岁!”

“哼,茅坑的石头,又臭又硬!”一个持枪人员冷冷地说。

周卫东挥动着手臂发出命令:“放!”

一阵杂乱的枪声。

二十来个人先后趔趄着瘫软着倒下去,躺在血泊中。……

“红总部”中除了冯三保、田春吉这一类“想做奴隶而不得”的人拼着性命要挣一个“做稳奴隶”的角色,更多的都是根红苗正被当做“革命动力”的人。县师范学校的团委书记马明就是这类人的一个典型代表。

他阶级出身好社会关系好,十六岁加入共青团十九岁加入共产党,舅舅又是省政府的一个厅长。他仗着根红苗正牌子亮,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如鱼得水最为活跃。他最喜欢搞政治运动,在运动中他感到自己活得欢心活得舒畅,能显出自己的份量与价值。文化大革命风暴一起来,他也跟历次政治运动一样,立即全身心地投入,要当暴风雨中的海燕;今天炮轰张三,明天炮轰李四。谁料不久,烈火烧到自己身上。群众的造反烈火越烧越旺,把他马明也划入走资派牛鬼蛇神,炮轰起来批斗起来。给他戴三尺高的尖尖的纸帽押上游街,又把他关了几个月牛棚。后来群众又认为他不够走资派,也不算什么牛鬼蛇神,把他从牛棚里解放了出来。

他对自己所受的委屈全不挂心,群众运动嘛,哪能没一点偏差?我受了点冲击,感觉就像是受了一次锻炼。我要心更红志更坚,投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锻炼自己,保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看不惯造总司的打砸抢胡乱冲击胡逞乱闹,就加入红总部这一派。这派成立起武卫队后,为了显示革命性,依照解放军的建制设了政委,马明就当上了武卫队的政委。

在武斗中马明严格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约束队伍。但战场上“对敌”斗争却毫不心慈手软,亲自打死了不少人,而且毙了一位跪地向他求饶的50多岁自称家有80岁老母的造总司的农民。马明毫不怀疑自己的一切都是“革命”的。“革委会”成立后,马明在狱中发了疯。

雇农家庭出身的“独眼龙”邓锁也是红总部武卫队的坚定分子,他参加武斗是要保卫“解放”后得来的胜利果实。且看邓锁“翻身”后的“幸福生活”。

邓锁的父亲旧社会一直为人当长工,解放后家中也没有富裕多少,老伴早死,他和邓锁两人过活。家中很穷,再加上邓锁是个生来的独眼龙,娶不上高质量的媳妇,就娶了个又黑瘦又矮小又麻脸的女子。在六十年代那“吃食堂”的饥饿年月,一家人填不饱肚子,也就常为一碗稀饭一个黑麸子窝头吵吵闹闹。一次,麻脸媳妇提着瓦罐到生产队食堂去打饭,提了一罐稀菜糊糊回来。一不小心脚下烂西瓜皮滑了一下,身子打了个趔趄,瓦罐碰在门框上,匡当一声成了碎片,菜糊糊泼洒在地,手里只剩下罐系。公公和邓锁都干了一晌活儿饥肠辘辘正等着吃饭呢,见此情况不由得抱怨了她几句,她又心痛又悔恨坐在门墩上大哭起来。随后就回到房子喝了一包老鼠药。到邓锁父子发现后借上架子车把她拉到公社卫生院,已经迟了抢救不过来。从此又是邓锁跟他父亲两人过活。

邓锁参加了红总部攻打梁谷镇的战斗,他心中无疑认为这是“革命的”行动。他在这场武斗中打断了一条腿,却没有认为自己应享有被革命政府养活一辈子的“荣誉军人”待遇,他为自己失去一条腿不能做庄稼了而哭泣。

担任护理伤员任务的时凤珍,连忙从干涸的小水渠里爬过来,把邓锁硬拉硬拽死拖活拖地拖到一个小坟堆后面,给他包扎伤口。邓锁“哎哟哎哟”地呻唤,泪珠滚滚地落下来。

“坚强点,哭啥呢?英雄流血不流泪!”时凤珍劝慰说。

“唉,一枪打死了倒没啥。以后剩下一条腿,咋样做庄稼哩?日子咋过哩?”邓锁哽哽咽咽地说。

时凤珍又安慰说:“心放宽展些,现在还考虑不到那些事呢?”

邓锁逐渐停住哽咽,用袖子擦着眼泪。

时凤珍是高中二年级学生,人称“黑牡丹”。她本是老实本分的农村姑娘,稳厚腼腆。“文化大革命”不但使她变得活跃泼辣,而且她在“大串联”过程中学了一身本领。不带一分一文,却能乘汽车火车走南闯北,跑了几十个大小城市,交了不少熟人朋友;不但吃喝不愁,回来时还装着不少粮票钞票。在历时数月的武斗中,她和武卫副大队长章琦有了性关系,不慎被政委马明当场撞见,使她深感耻辱。武斗开始,马明本来不让她到第一线,只让她在安全地点担任伤员护理。但她却决心用勇敢的革命行动来洗刷自己生活作风上的耻辱。在那个革命万能,政治挂帅的年代,“革命”比之金钱是一种更有效的通货。“革命”使你成为“自己人”,“革命”可以掩盖一切污点丑行,使丑的变美,假的变真,恶的变善,贫的变富,愚的变智,老的变年轻,贪的变廉,错误的变正确,当然这一切都不是事实上而只是观念中的“变”;而一旦沾上了政治污点,则一切都遭到否定。可怜时凤珍为了用坚决的革命洗刷自己本来算不得什么的“污点”而付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

时凤珍给他包扎好以后,半截身子往起抬了一下,眼光向四下里扫着,看还有伤员没有。忽然一颗子弹飞来,正打在她的胸脯上,她只啊了一声就倒下去。邓锁一边惨叫着“凤珍!凤珍!”一边挣扎着向她爬过去,眼泪又涌流出来。

然而时凤珍没有应声,她再也不会应声了。

武卫队临出发时马明要把她留下,她坚决不同意,要随队前行担任护理。发起进攻以后,马明限定她,不让她到前沿阵地来。她口里“嗯,嗯”,还是悄悄跟着来了,爬到了最前沿地带。这倔强的姑娘啊,自有她难以向人表露的内心世界。她跟章琦那事,回数不止一次,当然难得十分隐密。有的人对她指指戳戳,有的人甚至当面挖苦讽刺,嫌她给集体丢脸,损坏了革命集体战斗集体的名声。她暗暗下定决心,要用最革命最努力的行动,最战斗最昂扬的姿态,洗刷自己的耻辱改变自己的形象。现在她如愿以偿了。家中的父亲有病,弟弟妹妹又小,母亲一人支撑着艰难的家务。她时常为此心痛,盼望着能有一天回到母亲身边,给她帮上一手减轻一些她的负担。这个愿望永远不能实现了。年轻的时凤珍那一双无力的半闭的眼睛,带着一丝憾恨永远合上了。

“三言二拍”有一篇《沈小官一鸟害七命》,说的是为一只鸟儿之争,最终导致七人丧生。明末张献忠第一次抢劫作案,杀人52口,劫财8两银子。本节题为“小利杀人”,什么“小利”?小到不能再小而归于虚幻。卷入“文革”斗争的,“文斗”也罢,“武斗”也罢,到头来都是在为虚幻的目标虚幻的利益而劳碌、争斗、拼杀。不管当时一些人喊着多响亮的口号,怀着多高昂的激情,作出了多悲壮的牺牲,只要他没有超出“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为人们圈定的范围,到头来不过是一场制造了无数痛苦和罪恶的可悲可叹令人尴尬的、丑恶而血腥的闹剧。值得中国人反思的是:人们究竟何以会变成牺牲品和作案人,变成随大流的人,变成猎人和被猎对像?(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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