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11日讯】中国要从“官僚市场经济”转向“民本市场经济”，要防止“坏的社会主义”与“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要致力于建设“宪政社会主义”，建设“民主财政”。
一、中国问题学的两个方面
我的中国问题学不是纯学问，而是学术与现实问题的紧密结合，它侧重于两个方面的研究，一是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重大问题，如劳教、信访、户籍、三农、反腐败等，不能因为它们“敏感”，学者就不去关心、研究；越敏感，越回避，问题堆积越多，最终可能导致社会爆炸。如信访，我经常接到血泪投诉，有的上访十多年了甚至几十年，有的家破人亡，有的在上访时被打死，面对这些，你如果还是无动于衷，不去理会，不去写文章探讨合理的制度、帮助政府、帮助受苦受难的人，恐怕你就是冷血知识分子了。所以，学者要有社会责任感，要有良知；在我看来，学术没有禁区，研究没有禁区，只要我们心底无私，保持浩然正气，以理性、宽容和公平的态度对待一切，也就无所畏惧了。所谓理性，就是以严谨的科学的方式来思考，既考虑Ａ，又考虑对方Ｂ，不能够偏听偏信；既致力于推动中国的发展、进步，又深入了解中国的国情，寻求循序渐进地解决问题，不能急噪冒进；所谓宽容，就是适当地从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要从政府的角度考虑问题，也要从尊重差异和多元化的角度考虑问题，培养我们宽阔的胸怀。要知道，“中国人都是吃狼奶长大的”，“人人心中都有一个小毛泽东”，要培养宽容的精神，不与人斗，不窝里斗，是很难做到的；所谓公平，就是既要考虑工人、农民、广大弱势群体的利益，又要考虑政府施政之难，既要揭露社会的黑暗面，又要肯定优秀官员们积极有为的贡献，论政时尽可能地一碗水端平。
中国问题学的第二方面是独立的政策性、战略性研究。我希望我的一些提法能够写进中央文件，如“公平市场经济”、“现代农村制度”、“现代反腐败制度”、“宪政社会主义”等，但我不是御用学者，而是独立地提出自己的主张，以此方式，与政府的研究互补。比如，在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之前，我就写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倡议书”，可谓民间与官方不谋而合。我的信念就是用心血、用生命为祖国的现代化事业做出贡献，为此，我提出了“人文经济”、“公平市场经济”、“平等权利运动”、“现代中华文明”、“高贵中华、文明中国”等理论和设想，对行政体制改革、破除行政性垄断、发展健康的市场经济，甚至对迁都、分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但是，我清楚地知道，本人力有不逮，学问不够，特别是纯学问的研究，基础很差，定力不够，以后还要多向大家求教。
二、从“官僚市场经济”转向“民主市场经济”
我的中国问题学说一千道一万，其实就是研究中国如何从“官僚市场经济”向“人道市场经济”、“人本市场经济”、“公平市场经济”转变，为此要建立人道文化、公平制度。倘若不能建立好的基本制度平台，并在此制度的保障下建立稳如磐石的道德，那么，一切动听的理念、思想、宣传，其实都是在做无用功，都是治标不治本，非但不能建成和谐社会，相反，社会矛盾会越积累越多，冲突会越来越激烈，社会道德在虚假宣传下会江河日下。
所以，我有三个基本判断，假如中国不能纠正官僚市场经济、在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国家制度方面有所作为，那么：
１、中国的经济会陷入低水平均衡，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将越来越难，永远不可能超过人均2,000美元。
２、社会矛盾会越积累越多，腐败不可能遏制，社会不可能和谐。
３、社会道德、文化将进一步衰落。
所幸的是，现在我开始看到了中国政府在改变畸形市场经济和畸形制度方面的种种努力。
官僚市场经济的表现是，官员特权多，政府大楼豪华气派，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公费出国花费巨大；权力主导的电力、电信、金融、石油、铁路、出版、电视媒体等行政型垄断行业坐大，高成本、高工资、高利润的状况不可能改变，虽然垄断资源、市场，剩余利润极高，但有的国有企业因为是1994年以前成立的，却可以将利润留给自己，不需交给国家；反垄断法据称删除了反行政性垄断的条款，不反行政权力庇护下的无效率的垄断，而去反羸弱的民营企业稍高的市场占有，如此，中国竞争性的企业更无望跻身世界500强了。
行政型垄断企业“中国石油”、“中国银行”跻身世界500强了，不是中国人的光荣，而是中国人的耻辱。比如，搞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总公司”可以成为世界第一强，但它没有意义，不但不能造福于中国人民，而且相反它妨碍了市场竞争和健康市场经济的形成。
官僚市场经济还导致权力寻租、官员腐败、资源配置被扭曲、政治合法性被侵蚀，社会道德堕落，“和谐社会”成为无源之水。
所以，中国要转向民本市场经济、民主市场经济、公平市场经济，要避免“坏的社会主义”与“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与坐大，要鼓励“好的社会主义”与“好的资本主义”的联姻。
三、“坏的社会主义”与“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所谓“坏的社会主义”，就是专制、愚民、官本位、权力肆无忌惮的旧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好的社会主义”，就是人民民主、公平正义、人文关怀、帮助弱势群体的新社会主义：“坏的资本主义”，就是剥削压迫工人农民、惟利是图的原始资本主义：“好的资本主义”，就是追求人权、科学、民主、法治、正义等价值观的现代资本主义。中国现在容留了太多的“坏的社会主义”与“坏的资本主义”，未来的方向就是要培育和引进“好的社会主义”与“好的资本主义”。也就是说，中国应当借鉴资本主义好的方面，建设新社会主义──“宪政社会主义”：宪法至上，按照胡锦涛主席所说的“充分保障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坚决纠正违宪行为”的要求，摈弃一切违宪的文件、政策和做法，逐步放弃人治，实现法治，实行人民民主宪政；发展“公平市场经济”，铲除行政性垄断利益集团、特权和腐败，建设以民有为基础的公正、公开、监督、问责、法制、有序的健康市场经济；弘扬新社会主义的人文、人本、人道、公平、正义、共富的价值观，帮助弱势群体，实现工人农民的民主主权，恢复官员的人民公仆的本质。
四、建立“民主财政”的重要性
实现宪政社会主义，我认为建立民主财政、阳光财政是个关键。民主财政、阳光财政是民主政治、阳光政治的基础。所谓民主财政、阳光财政，就是说公共财政的决策、使用程序、资金流向都具有公开性，人民或其授权的代表可以对之进行监督；未经纳税阶层同意的征税是非法的，纳税的标准、国家的财政预算及支出也必须由纳税人的代表审查和同意；无代表，不纳税；公共财政的预算必须详尽列出，政府各个部门所有项目的开支也必须统一列入，说明开支的理由和轻重缓急；没有列入的项目不能开支，列支的钱不得挪作他用。
1215年英国的《大宪章》是宪政和民主财政的开始，其中有：“不经国会同意，不得加收租税”的规定；1689年的《权利法案》要求财政与国防预算须由人民同意。
而中国现在的问题是，纳税只是公民的义务，纳税人缺乏了解税款用途和去向的权利，也没有监督的权利；纳税人诉讼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财政预算、决算的审查流于形式；地方政府的预算暗箱操作，编制粗糙、笼统，执行十分随意，完全是长官意志，没有强制性，缺乏有效的问责、监督制度，政府的内部监督、事后监督、审计监督只是治表不治本；没有建立现代公共预算和公共财政制度，科教文卫、社会保障、救济、福利的支出薄弱；官员的公款开支庞大，财政腐败严重；地方政府的预算外收入比重很大，占地方财政的50%左右，乱收费、非法掠夺民财、国有资产和私有资产的流失都十分严重。
没有严格的预算制度、立法机关缺乏审查财政预算的权威性、公民没有监督的管道，致使一些地方政府成为为所欲为、没有边界、不负责任的政府。
假如中国能够更多地探索民主财政、阳光财政的建立途径，那么，腐败的猖獗、地区差距的扩大、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失衡、政府的不受监督和问责等等，都有望得到相当程度的解决。
目前，中国公务和行政性支出占全国总支出的37.6%，美国是12.5%，西欧国家是6%左右，日本是2%多一点，中国是美国的三倍、西欧的六倍多、日本的一、二十倍。另据中央党校刊物报道：中国的“三公消费”──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公费出国和旅游支出总额在9,000余亿元，骇人听闻。美国的社会保障、医疗保健占联邦政府财政支出的40.9%，中国只有百分之十几。发达国家中央（联邦政府）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占地方财政收入的45%，中国仅为15.5%，所以，中国的地区差距非常大。
而民主财政、阳光财政将成为遏制腐败的利器，将迫使中国建立公共服务型的政府，提高社会公平性。
如何建立民主财政、阳光财政？
（1）强化人民代表大会的核心权力机关的地位，发挥人大的立法、监督职能和财政预算、决算的审批权，追究超预算开支、非预算开支、改变预算开支项目的责任。
（2）通过普选，强化人民代表的代表性，减少官员代表的比例，杜绝纯荣誉代表的产生，实现人大代表的专职化和专业化，使其有时间、有能力审议政府财政。
（3）制定财政预算的编制规范，加强财政资金使用的管理和稽查。
（4）让审计、监察、检察、反贪、司法部门独立于地方行政机关，或者至少实行垂直领导。
（5）鼓励公民作为纳税人对浪费公共资金、违反财经制度的情况提起公益诉讼。
（6）实行财政决策公开、财务公开。
建立民主财政、阳光财政，实际上成为中国建设“好的社会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第一步。
中国问题学将继续致力于探讨“好的社会主义”。
（以上根据胡星斗在《当代学术史论坛》、《公共财政研讨会》等上的发言综合而成。）
转自《民主论坛》(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