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22日讯】（六）五反运动的协奏曲：自杀、自杀、还是自杀
中共在几十年的每一场政治运动中，每次都有大量的人自杀，从而形成了一套哲学理念叫做“畏罪自杀”。新华社《内参》的题目谓《卢作孚畏罪自杀》就是中共几十年锤炼出来的哲学理念。（18）这个哲学是由这样一个逻辑推演出来的：凡自杀，就是自我证明是“畏罪”。你要是无罪，不“畏罪”，还用得着自杀了？
凡政治运动搞的总是逼供信，打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口号，从精神到人格到身体到活动，实行有罪推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百般羞辱，使你尊严丧尽，精神崩溃，最后以自杀求解脱，但是谁自杀谁就留下了“畏罪”的恶名，死了以后立即宣布你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使你死也死得卑污，跳进黄河洗不清，而且上自父母，旁及妻子兄弟姐妹，下及儿孙，都要受到株连。因此，在“自杀”的最后刹那间，不是贪图生的留恋，而是害怕死的卑污。这就是许多自杀者临别之际还要写下“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的根本原因。他们害怕死了以后被羞辱，想以此证明自己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这是足以写出一部“政治运动自杀心理学”的题材。这就是中共奉行了几十年的一套构思巧妙的整人哲学，连周恩来躺在手术床上，被推进手术室前也要大声吆喝“我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可见这个哲学真是诛心入髓。
谢泳的文章《1949——1976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及其它阶层的自杀问题》说：“自杀者的遗书有一个普遍的特点，为了死后不要再给家属以任何的麻烦，总是痛骂自己一顿，然后再歌颂一番人民政府的德政。”正是这种自杀哲学的现象：连自杀也要叫你恐惧！”
五反运动的自杀还有一个特殊的背景，就是逼迫交代“五毒”的钱数。每个资本家当然心知肚明，交代之后是要如数“退赔”的。你并没有偷税，没有偷那么多税，为了“过关”，你交代了多少多少，以后怎么办？那只有一死了之。
据谢泳引述《内参》的材料，卢作孚的自杀并没有使中共心慈手软，“五反”运动在重庆依然如故地如火如荼地进行，所以在卢作孚之后，自杀者仍然是前仆后继，不绝于途。反之，既然连中国这位重量级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卢作孚都自杀了，别的等而下之的人物，也就不抱任何幻想和希望了。
《内参》1952年82号133页，《重庆“五反”转入处理阶段以来自杀案件增多》记载：重庆市“五反”运动转入处理中小户，复查四、五类违法户以来，自杀案增多。截至九日止，自杀总数达一百二十多起，死者七十多人，未死者四十六人。其中除一部分为情节严重的大盗窃犯外，有一部分系中小工商业者，本身违法不大，有的才几十万元，有的还是职员。一般多是问题严重或与政治问题有联系的畏罪自杀；个别的是由于检查人员逼供；造成中小户自杀者多是由于检查人员工作方式简单，政策交代不够，未安定其情绪；有的摸不清罪情大小；有的被坏分子恐吓，造成自杀。二、三区均发现有中小户为“大虎”逼死的严重事件，群众影响极不好，对死者多表同情，坏分子并乘机造谣，情节恶劣的奸商甚至借此反攻。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集体自杀的现象出现。牙刷业有几个奸商被管制后，互相递条子商量自杀。大美绸布店股东之一的翟大庆四月八日晚与妻子、母亲一同自杀而死，原因尚未查明。对此问题有的单位已引起注意。
“五反”运动自杀的规模在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当然要更上一层楼。据谢泳写道：
自二月中旬起，各地即恶噩频传，仅上海一处，自杀、中风、与发神经者，即不下万人。自杀方式，以跳楼、跃江、触电、吊颈者为最多，毒烈药品，尤其是安眠药片，早已禁止发售，故欲求安卧而死，亦不可得。法国公园与兆丰花园楼丛中，经常悬死三五人不等，马路之上，常见有人自高楼跳下，跳黄浦者更多，棺材店一扫而空，中共为节约木料，以”反浪费”为名，禁止添制棺木，遂大开火葬场，而亦时常客满。
其它天津、北京、武汉、重庆、沈阳、广州各处商阜，以及凡有工商业之全国大小市镇，无不有同样事，四月间有人自广州逃出，谓赶早车于晨五时经西关多宝路，见马路上横尸二具，血肉狼籍，迨坐上三轮车，乃不禁向车伕叹息而道：车伕遂四面瞻顾，见左右无人，乃低声凄然道：“两个算什么！我经过惠爱路时，怕不躺着有十几个？“上海当局眼看自杀的人日益增多，为防止蔓延，影响其预定计划起见，乃采取紧急措施：一、公园及辟静之处，均派兵梭巡，不准行游之人逗留。二、黄浦江岸口偏僻之处，筑是竹芭，要冲之地，均有解放军站岗防守，黄昏以后即不准人行近江边。三、各马路高楼顶上均站岗防守，又因有从四层楼以上楼窗跳下者，乃严令三层以上楼窗均须装置木栏与铁丝网。四、凡以自杀逃避“五反“运动者之公司行号，器物财产一律充公，丝毫不留，藉以胁迫其家属为之监视。除此，更加紧发动群众，鼓励员工，一面积极予以训练，一面督令严密防范，凡重要目标，派人跟随，寸步不离，虽寝食便溲，亦不放松。
上海工商界自杀的，以三月底四月初为最多，因为那时除“五反”之外，还要催逼一九五一年度所得税。跑马厅（今人民公园——李）七层楼公寓，那一对夫妇同时跳楼自杀，就是为着欠税。自杀也有一种风气，“五反”的自杀方式，以跳楼为最风行，服毒次之。像华成烟草公司姓沈的副总经理投井而死，究竟少数。跳楼所以风行，也是由于这种自杀方式较简单，而且不易被防范。上海流行这样一个故事：一天一个妇人牵着一个孩子打霞飞路（今淮海路——李）经过，后面不知哪个熟人喊了她一声，她刚立定脚跟回过头来看时，离开她两步路外，楼上忽跌下一个人来。如果那个人不招呼她一声，她和她的小孩岂不都被压碎了吗？有一个时期，高楼大厦之下，经过的人确都有戒心。跳黄浦是最不聪明，不仅黄浦江边防备森严，就是有机会跳进，遇救的机会也比较多，而且尸首漂失了只以为失踪，家属还有帮助隐匿或纵逃的嫌疑。自杀一定要达到自杀的目的，万一不遂或遇救，那才受罪，因为你又加了一重罪名；就是“胆敢拿死来威胁政府和人民”！
面对如此情景，有一次陈毅在广播里说：“我不懂为什么许多资产阶级，愿意跳楼自杀而不肯坦白。”他当然不知道像殷纪常这种人（前金城银行沪行经理，实际在金城银行的的作用是在徐国懋之上，周作民之下。）在金城大楼七楼穿着单的短衫裤，当严寒的初春时候，跪了五天五夜，受着职工疲劳的审问，单是生理上已是忍受不了。那样的人，不一定思想搞得通，但上海解放后，他是第一个把大西路那家他私有的，中国最大有脚踏车零件厂送出去“合营”的，在银行界，他也是最早去请范长江到行里向职工演讲的，这种人他自不想死，但终于受尽折磨还是不免跳楼一死。当时广州的五反高潮，较上海稍迟一点，四五月间最厉害，自杀的也最多。
关于自杀规模的主要材料是避难者的叙述，据周鲸文《风暴十年：中国红色政权的真面貌》一书估计，在镇压反革命时期有五十万以上的人自杀，三反五反运动又有二十万人自杀。虽然这些数字可能是夸大的，但是根据官方材料，自杀显然是一个重要的现象。
当时上海市长陈毅每天晚上听完汇报悠闲的问：“今天又有多少降落伞部队？”即是指跳楼商人。
谢泳到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学者，抄录了大量新华社“内参”上的自杀资料，也勉强可以算得上“出口转内销”。上面转引的只是“五反”运动中自杀的部分。
（七）开展“五反”运动的八大目的
毛泽东为什么要开展这场“五反“运动呢？3月23日毛泽东下达了《中央关于在五反斗争中及其以后必须达到的八项目的的指示》。其中第一条就是“彻底查明私人工商业的情况，以利团结和控制资产阶级，进行国家的计划经济。”这个目的，如果只是为了“进行国家的计划经济”，对于掌握了政权的中共来说，用行政的方法调查核实就不能达到吗？为了这么一个目的，要大张旗鼓地搞一个运动，值得吗？所以，醉翁之意不在酒，“控制资产阶级”才是真正的目的。所谓“控制”，包括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全国大中小百分之一百的工商业主，都被敲打了一遍，从此谁还不是服服贴贴俯首贴耳？这个目的是圆满达到，所以随后的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简直是顺风顺水，一蹴而就。
其中第五条“清除五毒，消灭投机商业，使整个资产阶级服从国家法令……”这难道需要来一次“五反”运动吗？
其中的七条“从补、退、罚、没中追回国家及人民的大部分经济损失”。这个任务也可以不必用阶级斗争的方法解决，但是七斗八斗就可以逼出大把的银子了。这对于当时处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财政结据的政府来说，正是求之不得的。
毛泽东说：“在‘五反’斗争中，工作组和工人对资本家违法所得数一般都算得很高，在定案时必须合理地降下来，使合乎经济情况的实际，必须使一般资本家在补退之后还有盈余。谭震林同志提出上海清算出十万亿违法所得数，超过了资本家一九五一年的实际所得，他们准备降至四万亿，提出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比例。我们认为二分之一的比例太多，三分之一的比例则稍微少一点，以照三分之一略多一点为适宜。薄一波同志回京报告，广州新药业原定违法所得一千亿元，由我们几次主动核减，最后定为三百六十亿元，出于资本家意料之外的宽大，大家高兴。这个比例即是比三分之一稍微多一点。请各市委衡量全局，大体按此比例定案，我们就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完全取得主动……”（19）一向倡导实事求是的毛泽东，在逼资本家“补退”金额上，却提出一个全国一致的“比三分之一稍微多一点”的标准，实在是不实事求是。
其实，所有“五反”运动要达到的八个目的，没有任何一项是需要来一次“五反”运动才能达到的。
“五反“过后，所谓“补退”的那一部分钱，大多转为“公私合营”公方的投资，像荣毅仁的申新厂，就是这样实现了“公私合营”。资本家没有掏兜“补退”，国家没有掏兜入股，双方两全其美。这成了最早一批“公私合营”企业的由来。一大批规模比较大的私营企业，就率先实现了“公私合营”。
“五反”运动从而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一举达到“控制”资产阶级的预期目的。
紧接着卢作孚的自杀，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财政局兼税务局局长顾准（1927——1974），就是因为主张用“查账征税”的方法收税，违背了上头的“民主评议”的方法收税，被视为“一贯存在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违反党的政策方针，思想上、组织上与党对抗”，而在2月29日被突然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定为“恶劣分子”。这件事我印象很深，当时在《解放日报》头版刊登，用的是通栏大标题。而在早前一天，顾准还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作关于开展“五反”运动大关波讲话，因为他是“受谭震林委托，暂时负责‘五反’运动的领导”人。（20）一个如此负责的干部，采取如此突然袭击的方式给予打击，实在是匪夷所思。
顾准是30年代的老党员，12岁进入上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从一个练习生成长为会计专家、教授，1940年以后进入延安，以后在江苏、山东解放区从事财经工作，渡江前他是山东省的财政厅长，解放上海时他是接收财经口的总负责人。1952年我在上海陕西南路体育馆听过他的报告，是共产党内少有的一位非常有学识有口才的经济专家。
关于顾准受到这种莫名的处分，现在所能知道的是税收方法之争，实际上恐怕也涉及到“五反”运动的观点。毛泽东这种用大张旗鼓的政治运动解决经济问题的做法，顾准显然是不赞成的。
这是在卢作孚自杀后20天的事情。
在管理现代经济方面，当时一些领导人还是习惯于“打土豪、分田地”那套做法。毛泽东不懂得经济问题如何用经济办法法制办法解决。
在经历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洗礼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所谓“五毒”问题是市场经济中司空见惯的现象。毛泽东，一个出身湖南农家的青年，靠武装夺取了政权，但是他没有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而是绷紧了神经，时时观察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只觉得八公山上，草木皆兵，所以只要见到资本家逃税漏税，就惊惶失措，以“资产阶级猖狂进攻”视之，于是发动了一场“五反”击退战。不过，他的最终目的则是全面控制资产阶级。这就是“五反”运动的荒唐荒诞之处。
这就叫做马上得之，马上治之。
（八）被评为“守法户”的“工商钜子”、“纺织大亨”刘国钧的五反检查
毛泽东的领导艺术之一就是分化瓦解树立典型。江苏省作为当时经济第一的大省，树立了一个资本家的典型刘国钧。刘国钧(1887——1978)是江苏省常州市大成纺织染公司的创始人，白手起家，惨淡经营，艰苦创业，最后成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界声望卓著的钜子。在五反最后，大成公司被评为“守法户”。刘国钧以后被任命为江苏省副省长。
从刘国钧的情况看，所谓“守法户”并不是有无违法的事项，而是看你是否低头交代，此外还要看你是属于哪类人物，像刘国钧这样的头面人物，本来就是样板、旗帜，只要他们自己老实交代，那当然就会平安无事了。这一年，刘国钧65岁。
现在还可以读到他的《“五反”运动中在民建的检查》。全文大约两万字左右。我摘录如下：
我是大成纺织染公司的总负责人。自从解放以来，我个人和企业负责人犯了很多错误和罪行，还有解放前逃避到国外去的公司资金，应全部作一个交代，我现在要向各位检查。
“五反”的当中，除了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还没有检查出来外，其他的错误都犯过的。因为我们有三个厂，检查出来的事情很多，有的很琐碎，今天只能着眼于重点，次要的都写在我的检查书内。
一、我和我企业中其他负责人都犯过各种行贿的罪行（选两例）
我在上海曾经私人借给总公司工会干部许宝骢人民币600万元，因为他要搬家，而且母病需要医药费。我对其他职工没有借给过这样多的钱，这是会影响其他工会干部的立场的。
在常州各厂及办事处，行贿的事情也不少，最严重的是二厂对驻厂税务长张泗春，为了退税以及退税时计算方面的帮忙，向他行贿了500万元。在1950年6月，二厂误缴了两笔存货税，其后经上级税局解释，应退回l亿6450万元。7月份即请求退税，经过3个月左右，未曾退下来，曾托驻厂员张泗春至城里税局催促，至11月份退到了，二厂送他500万元谢意。这显然是要腐蚀税干，要他拿了这笔钱，以后继续帮忙。这是很严重的行贿行为。
二、关于本公司所有外汇及台湾资产的情况（略）
三、暴利和盗窃国家财富方面（略）
四、偷税漏税方面（略）
五、偷工减料方面（略）
六、我对自己思想的检查和批判
（一）我承认是一个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很强的人，自从跨进社会谋生时起，一直怀着一颗向上爬的雄心。对于我从一个穷小子爬到做了大成纱厂的大股东和总经理的一段发展过程，我感觉十分满意和骄傲。对人说起来，我办纱厂是为了国家社会，是为了振兴实业，但是问问自己的内心，这都是装点门面的话，实际上完全为了自己。我虽然并不想过穷奢极欲的生活，但是都要别人看我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才觉得心满意足。这种个人英雄主义的思想，在我主持的企业中，便发展成为严重的本位主义，不管别人的利益受到怎样的影响，我自己的事业总放在第一位打算。所以解放之后，在业务上，像以前一样还是尽拣利益最高的出品去做。例如：10支纱大成蓝布、士林蓝布等利润率高，我们业务领导上就毫不放松地去多做。解放后织制的A字蝶球细布利润比原有的蓝蝶球还要多，业务上就尽量争取多做，宁可以白坯出售，不愿送交自己的染厂加工，以致减少了染厂的工作。染厂职工提意见，业务领导上硬说色布滞销，为了整个公司的利益，应该出售白坯。这是旧资本主义作风的延续，是严重的本位主义和暴利思想的具体表现。这种本位主义和暴利思想的发展到如此地步，简直就是重走旧资本主义的恶路，是向无产阶级的进攻。这种思想的危险性，在这“五反”运动中，我已深刻地体会到了。
（二）（三）略
1952年2月19日
附件一：个人在国外的资产（略）
附件二：其它错误行为（略）
附件三：我的思想批判和转变（节选）
我检查了过去的非法行为，自己像大梦初觉，认识了这么多的罪恶，方才相信资产阶级的本质有腐朽的一面，这真是千真万确。追究起根源来，是我先有腐朽的思想存在，所以才有这些行为和事实，因此，我得检查一下过去的思想。
我思想中，首先横在当前的，一是金钱万能，以为钱是一切事业之母，所以多办工厂，无满足地希望增加财富，这是我的一套独得之秘。有了钱，一切困难都能战胜过来，从几十台木机，可以扩充到纺织染厂，即使沦陷时遭受了破坏，还可以在短期内恢复过来，真是百战百胜。人家以此恭维我，我亦以此自信，从来没有想到这种成功，是建筑在工人阶级的血汗上的，更没有想到大半是从反人民利益中取得的。我的老一套是：一方面鼓励工人，起早磨夜，毫无保留地努力工作，以增加生产量；另一方面，学透了投机取巧、囤积居奇的生意经，以获取更大利润；再一方面，是随着时代，应付环境，以保障我的事业基础不受损害。从这样一步步进展，我有更大的野心，所以做过1500万锭的计划书。又亲自到欧美看过了，学回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皮毛，从而发觉了企业的缺点，是新技术的不够，所以赶快送两个儿子出国去学纺织，弥补这缺点，从此希望可以成为永久不败之事业。在香港大病时，和听信反动派的恶意宣传时，固然也灰心过一时期，但是病好了之后，并证实了新民主主义还是容许发展生产、保持民族资本的之后，我就回来了。
刘国钧亲笔1952年2月23日（21）
今天读刘国钧的检查，实在是令人唏嘘不已。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是1月26日，刘国钧的朋友、远在重庆的卢作孚在民生公司的动员大会的当天自杀是2月8日。如此重大的事件虽然新闻封锁得极为严密，直到2月22日，上海《大公报》才刊登了一条题为《卢作孚在渝病逝》的消息，但是，像刘国钧，他应当是很快就得到消息，因为他们是朋友。
在这样的背景下，刘国钧何去何从？他写出《“五反”运动中在民建的检查》是2月19日，附件完成于23日，这里面罗列了大量的数字，例如在国外每家银行的存款，尾数一直小到英镑的“先令”，不但回忆需要时间，而且公司管理人员查账统计更需要时间，每一个数字都是绝对不能有丝毫差错的，因为每一个数字都是要“兑现”的，此其一；再说，像刘国钧这样在社会上有头有脸的头面人物，他何曾在大庭广众之前，承认自己的错误，低三下四地作过检查，此其二；因此，刘国钧在这些天中就完全沉浸在交代、检查当中了。至于他个人想了一些什么，他的家人宽解劝说了一些什么，他的职工对他的态度方式，中共官方对他如何诱导，这些情况，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洗心涤肺”的。几年后，他作《自述》，回忆道：
“五反”运动初自己坦白交代期间，我的爱人听到外面许多传闻，特别是一些经不起考验的人自寻绝路，很怕，为我的安全而担忧，并且担心我可能会吃官司，于是把家中的绸被面换成布被面，铺盖都准备好，准备一旦真的吃官司，可以派用场。而我本人却是很乐观，抱定宗旨，处处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五反”运动，任何事情不夸大、不缩小，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如果没有的要我承认，我就力争，宁可杀头，我决不瞎承认，决不像一部分同业者冀图为了当时过关，无中生有地瞎坦白，反而混淆是非，给政府带来了许多麻烦。
经过将近半年的反复检查，在染织业同业公会参加了同业互助小组，相互揭发检查，又在马山埠状元第“五反”指挥部开展同业互助互评，最后由指挥部和增产节约委员会批准核定，大成公司为第一类型——守法户。（22）
刘国钧，一个声名显赫、像模像样的大老板，终于顺利过了“五反”运动关。
但是，读了刘国钧的检查，笔者忽发奇想：刘国钧可谓生不逢时。你看，他说的这些话多么像现在那些荣登亿万富豪榜的民营企业家们，站在人民大会堂的讲坛上，豪情满怀地介绍自己的成功经验，宣布自己的伟大奋斗目标。请容许我再引述如下：“我从一个穷小子爬到做了大成纱厂的大股东和总经理的一段发展过程，我感觉十分满意和骄傲。对人说起来，我办纱厂是为了国家社会，是为了振兴实业，……我虽然并不想过穷奢极欲的生活，但是都要别人看我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才觉得心满意足。”“我思想中，首先横在当前的，一是金钱万能，以为钱是一切事业之母，所以多办工厂，无满足地希望增加财富，这是我的一套独得之秘。有了钱，一切困难都能战胜过来，从几十台木机，可以扩充到纺织染厂，即使沦陷时遭受了破坏，还可以在短期内恢复过来，真是百战百胜。人家以此恭维我，我亦以此自信……从这样一步步进展，我有更大的野心，所以做过1500万锭的计划书。又亲自到欧美看过了，学回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皮毛，从而发觉了企业的缺点，是新技术的不够，所以赶快送两个儿子出国去学纺织，弥补这缺点，从此希望可以成为永久不败之事业。”遗憾的是刘国钧早生了半个世纪，使他成就的事业反而变成了沉重的包袱枷锁。据《自述》道，当时，有一次，刘国钧在工厂饭厅吃饭，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工人，跑到他的面前，高声问道：“刘国钧，你吃谁的饭？”刘国钧板板眼眼地回答道：“我吃的是工人的饭。”今天，走遍全中国，能够找得到这样的问答吗？有哪一个打工仔敢于对老板直呼其名，问“你吃谁的饭？”
刘国钧是真心实意地服膺了共产党。他说：“思想改造不能如唱戏那样改头换面，如果真心诚意，就应该脱胎换骨、洗心涤肺地改造。”（23）不过，如果刘国钧不是死在1978年，而是推后死在1988年、1998年，再多活十年，二十年，他会作何感想呢？
但刘国钧比卢作孚幸运，他成了资产阶级的一面旗帜，戴上了副省长的乌纱帽，享得八九高寿。
江苏省工商联主任钱孙卿发表了“谬论”就打了右派。积极动员刘国钧参加民主建国会、并且以延安的“窑洞对”而和毛泽东友谊颇深的黄炎培，据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的回忆介绍，只是因为毛泽东的施恩才没有划为右派。
古人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说，还有甲子轮回六十年之说。中共建政57年了，社会先是天翻地覆，而后是地覆天翻，六十年还不到，我们这些枉活到七十以上的人，不期而然的收获就是见识了这不可思议的轮回。难道这就是冥冥之中那唯物论和辩证法的两只并驾齐驱的巨轮在推动历史的火车头前进？！
世上没有活神仙，世上没有王铁嘴，能够预测吉凶六十年，但是一个人独断乾纲，闭塞眼睛捉麻雀，为了一个乌托邦王国，处心积虑走火入魔不择手段地“共产共产”，可是给历史留下的却是一本不堪回首的空白！笔者为了写作本文，到网上和图书馆寻找资料，结果，关于曾经轰轰烈烈的“五反”运动，竟然被历史学家遗忘，没有专著，没有论文，主流的，非主流的，正面的，侧面的，反面的，成了一片白茫茫大地。我希望这篇一万八千字的文章能够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弥补其万一。
（九）五反运动的谜面和谜底
中共夺取政权，打的旗号是推翻三座大山。所谓三座大山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势力宣告结束。消灭封建主义，中共的处方就是在经济上剥夺地主富农的土地，在政治上对地主实施清算与专政的土地改革。然后就是没收官僚资本即国民党政府的国有资本，转化为中共的国有资本，其本质仍然是官僚资本，仅仅是姓“国”，还是姓“共”的不同。
现在我们有幸从《毛泽东文集》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读到毛泽东发动和领导五反运动的一系列指示，因而对于他开展这个政治运动的谜面和谜底有了准确的了解。所谓谜面，就是向违法的资本家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所谓谜底就是把资产阶级搞臭，边缘化，反动化，从而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一举达到“控制”资产阶级的预期目的。
（2006-6-18于山东大学附中）
注释：
（1）（2）（3）（6）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4）（11）陈毅《为争取“五反”运动完全的彻底的胜利而斗争》，《人民共和国春秋实录》，林蕴晖等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5）储安平着《中央人民政府开始工作》，见《人民共和国春秋实录》，林蕴晖等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原载《观察》六卷二期，《新华月报》1949年10月号
（7）人民共和国春秋实录，林蕴晖等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8）《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248页
（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第98页
（1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第213页
（12）《常州市志》第一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13）《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93页
（14）刘少奇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加强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
（15）薄一波《回忆新中国政务院的组建为民主人士安排职务》，据《北京日报》2004年5月31日报道
（1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第458页
（1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卷第203页
（18）本节引用文字，均直接或间接出自谢泳《1949——1976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及其它阶层的自杀问题》
（19）《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中央关于在五反斗争中及其以后必须达到的八项目的的指示》
（20）陈敏之、丁东编《顾准日记》中，陈敏之写的《我所知道的顾准与“三反”》，贵州人民出版社
（21）刘国钧文集•传记卷，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2）刘国钧文集•函电与其他卷，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3）刘国钧文集•卷首，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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