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破空:解决社会不公:朝前走还是朝后走?

兼谈“六四”镇压的后果

陈破空

【大纪元6月6日讯】最近,中共政治局就“缓解地区之间和社会阶层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召开专门会议,引来几分注目。

目前,中国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都达到“世界之最”。标志贫富分化的基尼系数,官方承认已经超过0.45,达到世界公认的“警戒线”;如果算上中国官场和社会精英中,无处不在的“灰色收入”,这一数位更高,甚至可能高达0.6,不仅超过“警戒线”,还创下“世界纪录”。

八九时期,示威学生要求“反腐败”:加倍鲸吞中国经济成果,贪官外逃,资金外逃,国有资产被严重掏空。与此同时,旧的政治体制得以延续,不仅为大规模官场腐败提供了最佳气候和肥沃土壤,而且,长官意志继续凌驾于民主与科学决策之上,形成高成本、高消耗、高浪费、高污染的恶性循环。

“六四”镇压的后果之一,不仅使中国失去了政治改革的机会,也增加了中国经济改革的难度。因为,不论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体制弊端,都是改革的核心。而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密切相关,改革经济体制,必然触动政治体制。

“六四”之后,中共党内保守派更加理直气壮地以“反对自由化”和“反对和平演变”为名,拒绝政治体制改革;同时,官商勾结的利益集团,藉政治体制改革的无限期推后、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放缓和停滞,更加肆无忌惮地洗劫国有资产,暴敛财富。

十七年来,发生在城市及其郊区的强行拆迁和暴力拆迁,以及发生在农村的强行征地和暴力征地,愈演愈烈,就是对上述发展趋势的活生生写照。特权利益集团的膨胀,为改革构成更大阻力,尤其政治改革,变得更加遥不可及。知识份子主体的演变,则是另一番景象。回顾以青年学生和知识份子为主体的八九民运,除了政治改革的诉求,经济层面,在不同社会利益群体之间,这些青年学生和知识份子,实际上也起了中介或中间人的作用,“反腐败”的口号,就是无形的体现。

“六四”镇压后,中共一方面监禁和迫害民主运动的带头人,另一方面,又加紧收买以知识份子为代表的社会精英,通过再三加工资和分配福利房,让知识份子“收声”,甚至变为己用。

知识份子主体的失声和蜕变,使官民之间和贫富之间,都失去了藉以调节和润滑的中间地带。如今,每年高达八万多起的抗争事件,已经直接来自农民、工人等广大弱势群体。少数保存风骨、坚持仗义执言的知识份子,则融入到这类抗争中,通称为“维权”。

如果八九民运成功,中国民主转型和平达成,彼时,初露苗头的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必然得到及时遏制。断不至于像今天这样,达到不可收拾的程度。

时至今日,当局要想解决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既可能朝前走,也可能朝后走。朝前走,就是切实展开拖延已久的政治体制改革,通过民主和透明机制,监督官商两界,平抑收入差距,进而平衡社会各阶层利益。对中国而言,这无疑是康庄大道。惟将触动特权阶层的既得利益。

朝后走,就是回到毛泽东时代的“平均主义”。以胡锦涛对毛泽东的顶礼膜拜,“朝后走”的可能性,也并非不存在。毕竟,中国早有古训:“不患寡,而患不均。”如果胡锦涛朝后走,只需搞几波“杀富济贫”,暂时也能缩小收入差距,只不过是“治标不治本”。

据说,在这次讨论“收入差距”的政治局会议上,胡锦涛颇有“训话”的口气。看上去,是流露其对从中央大员到地方官吏的阳奉阴违表示不满和不耐烦。但也很可能只是借机敲打官商勾结的利益集团,为明年“十七大”人事安排铺路:排斥江系人马,扶持团派子弟。

因为,目前,很显然,官商勾结的利益集团,大多出自“上海帮”或江系势力。如果胡锦涛“训话”,仅仅是出于这种权力斗争的需要,那麽,所谓解决中国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也不过就是一句空话,仿如各种“严打”般,刮一阵风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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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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