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7日讯】
政治家学者建议发展软实力
在美国和日本宣传“中国威胁论”的同时，一些怀有善意的学者和政治家建议中国发展软实力。例如：美国哈佛大学贝尔科学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学者理查德‧罗斯德兰斯先生说：“如果北京谋求与远东国家进行联合，北京将会发现，手中最有力的武器不是高速的经济增长或是军事实力，而是政治转型。”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提出：“对于中国来说，现在最好不要显示自己在军事实力方面的快速增长，而应显示自己在文化复兴方面的突飞猛进。这样，全世界都将会看到，中国的雄心不是要征服世界，而是要以一种充满活力的高层次的为大众所喜爱的文化来使其文明重新绽放光彩，使中国人民享受高水平和高质量的生活。”
我认为，这些善意建议都是很好的。
中国的软肋：专制独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国防力量也相应地得到加强。这些都是正常的。为什么正常的发展却会受到一些国家不正常的戒备和遏制呢？除了有些国家的执政者存在着唯我独大、“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国家主义、霸权主义倾向以外，中国在政治上不是一个尊重人权的民主国家，是中国的软肋，是中国受到猜疑、戒备的重要因素，尽管中国政府大力宣传“中国要走和平崛起的道路”。中国要以“三个超越”来对付能源枯竭、生态恶化和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三大挑战。中国的“三个超越”，第一是超越老式的工业化模式，实施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模式；第二是要避免走传统的霸权主义的路线，摆脱冷战思维；第三是要建立一个和谐社会，以改变脆弱的管理体系。中国的国内人民和国际社会都会肯定和欢迎中国政府实行“和平崛起”和“三大超越”的良好意向。但是，在一个不民主的政治体制下，能否正确实现这些良好意向，其结果是很不确定的。印度也是一个人口众多、经济和军事力量发展很快的世界大国，而且是核国家，国际社会对印度的猜疑和防范，虽然也有，但却远远不如中国。这是因为印度是一个民主国家。越南是一个拥有八千万人口、经济正在起飞的社会主义国家，可是国际社会对越南并无恶感，这是因为越南释放了政治犯，人权状况大有改善。从中国历史来看，内施仁政，外行王道，是相辅相成的。西周的“成康之治”，西汉的“文景之治”，东汉的“明章之治”，盛唐的“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就是这样。而内施暴政，外行霸道，也是同恶相济的。秦始皇、汉武帝、隋炀帝、元朝的忽必烈大帝，就是这样。
文化振兴依赖政治振兴
保障人权，实行民主，不仅是为了改善中国的形象，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猜忌和戒备，更为重要的是，解放中国那些受压抑、受委屈、受伤害的人民。人民的自由度越高，政治参与权越大，积极性和创造性就越强，民力和国力自然就会大大增强。另一方面，保障人权，实行民主，又会节省大量的制度成本，减少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瞎指挥造成的大量损失和消耗，解决缺乏民主法治的畸形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城乡断裂，地区和阶层发展不平衡、不公正的种种社会问题，使“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理想能够付诸实现，而不致成为几句空话和一纸空文。
就拿李光耀先生讲到的“文化复兴”来说，中国人民现有的文化程度，中国现有的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人才的数量，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可是，为什么当代中国尚未出现像春秋战国时代、盛唐两宋时代以至“五四”时代那样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发明家？原因当然不止一条，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处的政治生态环境不如春秋战国和盛唐、两宋，也不如“五四”时代。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还不如那些时代，富有创造力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创造性还不能充分发挥出来，科学文化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远远没有形成。李光耀先生所设想的“一种充满活力的、高层次的、为大众所喜爱的文化来使其文明重新绽放光彩”，在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下，是办不到的。所以，“文化振兴”问题，归根到底还要依赖政治改革和政治振兴。
中共实现政治稳定的成功经验
我希望中国政府先从保障人权着手，实现政治和谐，然后逐步实行宪政民主，建设中国的政治文明，推动中国的“文化振兴”。
现在，中共当局最怕的是政权的不稳定。其实，中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就有实现政治稳定的成功经验，那就是：
第一、废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把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
第二、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批判“两个凡是”的现代迷信，树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第三、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第四、为历次政治运动制造的冤、假、错案平反，解放了数百万含冤负屈的干部和知识分子。
第五、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作出了《建国以来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评论毛泽东的功过，澄清了一系列被搞乱了的政治是非和理论是非。
以上这些措施，并没有破坏政治稳定，并没有改变共产党领导的政权；相反的是，实现了多年未有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以后的改革开放创造了宽松而有序的政治环境。
中共现在的执政当局为什么不能运用自己的成功经验，采取类似过去的措施，为实行民主、法治的政治改革创造一个宽松而有序的政治环境呢？
（本文是林牧先生生前为本刊撰写的仍未发表的文章之一）
转自《争鸣》２００７年１月号(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