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4日讯】本文是写的是我亲身的经历。在大陆一九六O年左右，我接到家信返乡，看到父母、弟弟、妹妹饥饿在床，无力走动，心如刀绞。就想：中国几十年革命，共产党当了政，现在怎么这样了呢？揭开锅盖，锅内全是树皮草根混杂起来烧出的食物，翻箱倒柜找不到一粒粮食。为什么呢？父亲在床上蠕动了一下子，有气无力的说：“大明呀，你不要找啦。我们吃糠咽菜还算好的。有些村庄的田地里连草根树皮都吃光了，社员只好在家等死。”
我质疑的问：“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对农村不是很好吗？”“是很好，可是，”父亲喘一口气，紧缩眉头说：“可是地方干部不顾百姓死活，为了自己升官发财，硬说亩产千斤、万斤。交不齐公粮，就强迫俺们把口粮拿出去啊。连大锅饭都没有了，各个生产队的小锅也空了。而且农民社员不准另起锅灶，我们在家闷着挨饿啊。地上的庄稼不准我们去收割。你姐姐饿的受不了，到地里用手扒了两只红芋(山芋)，被生产队长活活打死了，告状无门，没人受理呀！二个外甥也活活饿死在家中……”
我低头无语，看到那种惨痛的场面使他的心碎了，你用什么甜言蜜语，讴歌奋进的词语也打动不了，弥补不了被撕裂的心。我临走告别时把自己几年的积蓄几十元钱和仅有的二十斤粮票交给父亲。洒泪辞别父母和弟妹返回自己的岗位。
其实真的只是地方干部的过错吗？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文，鼓吹亩产万斤，人民日报上发文章，没有共产党的最高指示，人们敢做吗？能做吗？自此才人为的造成三年“自然”灾害，饿死千万人，还不准人说。其实那三年气象局有据可查，基本没有大灾害，可是中国大陆却民不聊生，饥荒遍野，尸骨难收。
我万没想到一上班就被领导宣布下放到市委农场劳动。“下放”是劳动改造思想的意思。我无可奈何第二天卷卷铺盖到农场报到去了。
这个农场有蔬菜组、农田组、畜牧组，都是来自全市各地方的干部和知识份子。我和四位同伴被分到畜牧组，赶放黄牛。每天把栏杆一开，这群牛就像野马一样漫山遍野寻找草料。光秃秃的土地又哪有草料呢？牲畜和人一样没有吃的，一头头死去了。半年过去了，我才知道已被领导挂上了“右派”的帽子，沉重的思想包袱压的我喘不过气来。阴沉的世界里，我敢怒不敢言。
几年后，我“平反”了，可是不但几年的痛苦没有补偿，反而得感恩戴德感谢党。即使这样，头上的这顶右派帽子还被拿在党手中，由“群众”监督，一旦言语不对，又被戴上了。我言听计从，不敢乱说。领导叫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记得当年全厂的口号声：“打倒王大明！”那一阵阵刺耳的口号声吓的我浑身发抖，站在人群中低头不语听从审判……
我记得深秋的一个夜晚，几个戴红袖章的小青年闯进家中，翻箱倒柜的找所谓“反动材料和反动书籍”。我的一间小屋子被彻底翻个底朝天。瓶瓶罐罐、衣物行李甩的满地都是。一张祖传字画和一只清代末年的清花双喜磁罐也说成是“四旧”带走了。山河一片红，红彤彤不准存在所谓黑的封、资、修的事物。人民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统统被扼杀在社会主义摇篮里，遗弃到另一个世界。
我记得自己脖子上挂着几斤重的牌子，被强迫游街示众。牌子上写着：“打倒右派王大明﹗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王大明﹗”游行队伍沿街怒吼。我被脖子上挂的[牌子压的抬不起头来，歪歪倒倒，步伐踉跄走在人群前头。烈日高照，汗珠像雨水般沿着额头往下淌，两只眼睛被汗水渗透的模糊看不清这个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
那时全国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有多少屈死的冤魂在神州大地飘荡。
文革过去，“四人帮”垮台了。冤假错案有些得到了平反，然而人的青春、心灵的创伤、身体受的折磨又如何赔偿？更何况多少人丧命，多少家庭被拆散，这种种痛苦如何补偿？而党还在大讲：我党一贯伟大光荣正确。几十年浩劫，真过去了吗？
得到平反，我忧愁的眼里有点笑意。然而接下来的又是什么？党从来没放松对人民的思想紧箍，也从来没放弃暴力血腥和谎言。“六四”过去后，中共社会人吃人的社会，腐败透顶的社会。我深深感受到，这个社会没有民主，没有自由，没有平等，没有人权可言。
如今中共治下，谁官大谁有权，有了权就可以为所欲为，荒淫无道。翻开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没有像今天这样腐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瞒上欺下，胡作非为。群众顺口溜说得好：当官手有权，腰缠万贯钱，二奶怀中抱，烟酒千万元﹔麻将桌上座，东家来付钱﹔门前喊告状，再等三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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