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6日讯】更要拷问那些作为公权部门的公安局、劳动监察、村乡镇部门都去了哪里？
但凡还有点人性的人，都会被山西、河南、河北的黑砖窑事件震动。人们一方面同情少年奴隶的悲惨遭遇，诅咒黑心窑主，更要拷问那些作为公权部门的公安局、劳动监察、村乡镇部门都去了哪里？在部门利益的驱赶下，金钱让这些人丧尽天良，跟禽兽无异。政府人员眼里的少年，连圈在笼子里的动物都不如，动辄遭受残害、虐打、活埋。地方政府服务于人民还是残害人民，其行为超越了民间社会的心理底线。
再联想到山西矿难频繁，地方官员参与投资分红，罔顾矿工生命，疯狂掠夺资源的灾变记录。这些都证明地方政府勾结矿主和窑主，成为合法化的敛财机构，地方政府普遍奉行的是“血酬定律”，也显示地方政权作为公共权力机构业已瘫痪，呈现黑社会特征。苛政蒙于虎。现在老百姓中间不缺任何角色，只差陈胜和吴广。
鲁迅先生在中国史书上读到的是“吃人”。我们在中共“三个代表”的当下“和谐社会”，见闻的却是活生生的人吃人惨像。
关注系列黑砖窑事件，在于其暴虐程度打破了数个纪录。
一、10年累计的黑砖窑应在1000个以上，不全在山西洪洞县。
二、时间跨度达10年之久。
三、地域跨度达3个省份。
四、摧残工人（包括大量未成年人）数额巨大，达千人以上。其确切数量根本无法统计。
五、地方政府（公安、劳动、环保、土管、村乡、纪检、县市、工商）负责人涉嫌渎职和行政不作为犯罪，部分公职人员参与受贿、绑架儿童犯罪。特别是当地县市长、书记渎职行为，以及派出所负责人的行政不作为，尤为严重。
六、包工头和窑主涉嫌绑架、拘禁、伤害、雇佣童工、超时工作、行贿等多项犯罪。
七、部分当地新闻媒体间接参与了犯罪。现在尚未有证据表明，各级宣传部是否多年来下令媒体不准报导黑砖窑。
八、奴工从被绑架到解救，充满惨绝人寰的暴虐特征。
黑砖窑在北京的直接干预下，人们仅见山西洪洞县为解救出的工人补发工资和慰问金，并且派出工作组，分赴各地寻找受害人。这些后续努力是政府理应所为，不值得感激，更不该被蒙蔽视线。人们应该清醒地看到，这些努力并不能掩藏、或者取代政府公职人员的违法行为。那些违法的公职人员理应受到法律制裁。
如果山西河南河北省政府有足够诚意的话，应该在省级电视台公而告知发出寻人启事，寻找那些分布在中国某个角落的受害人。10年来的受害人数远在1000人以上。让这些受害人作为证人，指证黑窑主、包工头和打手，以及人贩子。
如果山西河南河北省政府有足够诚意的话，应该从400名未成年人受害者父亲的投诉信中，发现并追究不受理报案派出所所长的刑事责任，并调查他们是否受贿。当地村乡县各级政府负责人，不可能不知道存在如此普遍和长久的奴工现象，他们也应该承担连带刑事责任。
如果山西河南河北省政府有足够诚意的话，不应该存在中央督察下“好事变好事”的错误意识，更不应该试图用事后补偿替代渎职和行政不作为的违法事实。
如果山西河南河北省政府有足够诚意的话，在追捕黑窑主和黑包工头的同时，应该同步勒令当地公安、劳动、环保、土管、村乡等政府部门负责人，引咎辞职，进而搜集他们的违法犯罪事实。
黑砖窑事件，只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社会弱势群体悲惨遭遇的一个缩影。经济发展并不能必然带来法治昌明，生命得到保证，基本人权受到尊重。透过这个极端事件，人们可以看到，地方政权仅仅只有自上而下的监督是远远不够的。只有自下而上的监督，才是最真实而且最有威慑性的。我们不禁要问：那些分布在当地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难道没有听闻黑砖窑残害工人的事件？他们为什么不作声？
在制度不存在多党制衡、道德崩溃的国度，如果一厢情愿地用“冷漠”解读中国这个沉屙的社会，类似的黑砖窑事件还会相继出现。当地村民也对黑砖窑长年存在保持沉默，我宁可理解为是村民对政府部门极端不信任的结果。社会集体冷漠，实际上是一个社会的正义、公平价值极度贫乏，民间无法抗衡政府的无力感使然。有人赞同“乱世用重典”来监管官员，有个现象值得考量这一说法的不可行性：贪官遍地，前赴后继。中共反贪的决心和力度，不可谓不大，为什么贪官越反越多？中共反贪的惯例是由党内上级官员查处下级贪官，采取“双规”措施，其间有太多的人为因素，反贪制度本身先天不足。反贪亡党，不反贪亡国。专制制度永远不能解决自身的制度弊端。
现在的官员眼里只有权和钱，成为权贵和金钱的奴隶。当政府的征地、拆迁等非法行为，遭遇社会的抗拒时，动用军警暴力工具摆平，是他们的不二选择。这个时候，官员的眼里，再没有什么群众利益。政府作为为纳税人服务的仆人角色，早被官员抛到九霄云外，甚至直接参与了草菅人命的非法活动中。“地方政权暴政”是中国最贴近民间社会的独裁的注脚，是中国社会转型中出现的一种致命景象，中央对地方政权出现失控苗头。
转型正义，是各个国家制度转型过程中遭遇的重大难题。后起的苏东、拉美、东亚的民主国家，都曾陷入这个梦靥中不能自拔。一元制度天然不能革除自身不断膨胀的毒瘤，需要借助民主的变革手段，监督、制衡权力的扩张。制度安排才能从根本上遏制“人治”的恶果。人们宁可相信制度，但不能相信某个官员。民主制度是人类发展至今唯一有效的社会制度，即使社会最底层者都能望见正义的光芒。
值得警醒的是，山西洪洞县不应成为系列黑砖窑事件的“顶罪羊”。存在黑砖窑的每个地方，涉及的政府部门负责人、黑窑主、包工头都受到法律制裁；所有遭难工人都应得到抚慰和国家赔偿（包括精神赔偿）；黑砖窑全部关闭。系列黑砖窑灾难才能称得上最后解决。
对此结果，没有乐观的理由。
２００７年６月２０日
《人与人权》7 月 – 2007 年(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