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背景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以后，王室衰微，失去了控制诸侯的威望与力量。维持社会秩序的礼乐制度崩坏，社会经济迅速发展，道德却开始衰败的时代，诸侯国也因各自的经济条件不同而区分出强弱大小。诸侯多不依制度行事，以“力”治国代替以“礼”治国，各国互相竞争，皆致力于寻找强国富民之策，以求问鼎天下，代替失势的周室治理四海。
在政治上，春秋五霸先后崛起，统领诸国结盟抗敌，此时诸侯还尊周室为共主，权谋中多少仍讲仁义；而后战国七雄并立，杀伐大起，互相兼并，演绎着兵争天下、王者治国的人世规则。在思想方面，诸子百家竞起、各种学说纷陈，治世的、治国的、治人的、修身的、利他的，不一而足，真修大道也在其中，此时出现的道家与儒家思想成为后世的思想主流，影响着神州文化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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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镇发展与建设方面，由于社会和经济结构的改变、政治上的竞争与动荡等原因，带动了城镇建设的发展，除了原有城镇规模的扩大改建外，各地也持续开发新城。春秋战国时期在神州大地发生了第二次的造城风潮。
私营化开发城市
周朝封建制度随着礼乐制度的崩坏而逐渐瓦解，工商业由官营开放为私营，出现的商人阶级在利之所趋下，“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必为之”（《墨子•贵义篇》），商业活动热络促进城镇建设的发展，因为领主乐于加强建设以吸引更多工商前来交易，好坐地收取可观的税金。）—-＝＝＝＝
土地公有制失灵 交通枢纽发展商业都市
另外，与封建制度结合的土地公有制也逐渐失灵，土地所有权逐渐可被封建主以外的阶层拥有，富裕的商人阶级收购土地，除了出售农作物外，也设立市场以供附近农民交易货物。本来根据《周礼•地官司徒》，周朝制度“凡国野之道，……五十里有市”，工商的自由化促使城市乡村普遍开设市场以获取利益。位于交通枢纽的市场逐渐发展成为商业性的城市。
战乱频传 构城池为堡垒
社会的动荡也是兴建城池的重要原因之一。春秋战国战乱频传，两军交战动辄殃及百姓的身家财产，筑有城墙的城池便成为附近百姓躲避战火的堡垒，各国因此广建城池以自卫。一些诸侯国之间过去荒凉的边界地，原来约定互不使用，在动荡时期也兴建起堡垒以巩固势力范围。
郡县代替封建制 行政官署城池应运而生
封建制度瓦解后，各国通过战争获得的土地不再分封出去，取而代之的是郡县的创建，设立郡守或县长来治理当地，如此作为行政官署的城池便应运而生。
城镇数量增多 千余座城市开展
具有政治意义和战略地位的地点被有目地的选为城址外，具经济性的聚落点也逐渐形成商业性的城镇。战火虽然摧毁了许多小国古城，新的城镇如雨后春笋般随之兴起。据今人估计，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城市从四百多发展成千余座左右。到秦国统一中国后，将幸存的各国城邑改为郡县，尚得八九百个郡县之多，可知春秋战国的兵纷马乱并没有阻碍城市快速发展的趋势。
在春秋战国时期除了城镇数量增多，原有都城的规模也不再遵守礼制的规范，各国竞相建设国都以展示其强盛的国力，其作为区域中心的重要性也使之自然成为商业交易的重镇。
西周时期以王城方九里（约10.4平方公里）为最大的城市，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战国策•赵三》）超过王城规格的诸侯都城比比皆是，如秦都雍城与咸阳宫城、鲁都曲阜、齐都临淄、魏都安邑、赵都邯郸、燕下都等，其中燕下都（今河北省易县东南）的面积更广达32平方公里，是当时最大的一座。
城市的扩建意味着城市人口的增加，追求利益与躲避战乱等原因促使人口往城市集中，在礼制下设计的城市大小为能住2万人的子男城，在春秋战国是“率万家而城方三里”（《墨子•杂守篇》）。若一家以五口计，等于在面积不变的城市里多了一倍半的居住人口，其拥挤与衍生的问题可想而知。为了应付日益严重的居住问题，此时蓬勃发展的诸子百家也各自提出了解决之道。（待续）@
（转自《正见网》）
责任编辑：古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