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8日讯】种种引而待发的社会骚乱与酝酿中的抗议，总算使中国当局明白北京奥运已不可能成为“史上最成功的奥运”，只好将目标现实地修正为“平安奥运”。为了力保 “平安”，当局软硬两手一齐施展。“软功”用来“攘外”，例如在“奥运”期间为外国媒体办公室开通一些海外网站，胡锦涛在8月1日与外媒会面等，这些“软 功”缓和了气氛，甚至让一些外国触媒忽视了中宣部严酷管制媒体这一事实，提出一个假问题：这种短暂的外媒开放“究竟是奥运公关还是开放意识形态控制”之 类。
但对内却实行非常严酷的社会控制。除了抓捕监控异议人士，对国内网站加强监管，让宣传部负责统管思想与言论这类习惯性做法之外， 还恢复了毛泽东统治时期的一些监控手段，如恢复居委会的区域监管功能、发动监控社会成员的人海战术、让公安部站到前台为奥运清场。比毛时代更进一步的是： 毛的原子弹用来威慑世界；胡锦涛则将导弹放在奥运主场馆之外，用来威慑民众。这类有如军管般严厉的安全措施让北京居民不堪其扰，谑言“就当北京再次发生 SARS”，不少人外出“避运”。一场奥运竟如此让举办地居民不堪其扰，还没开始就盼着快点结束，也算是开创了百年奥运历史上的另类纪录。
所有这些都向世界展示了一点：自诩“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的中国当局已将民众视若寇仇。而民众对当局残存的最后一点政治信任，虽然在奥运火炬传递与汶川地震之时还被当局充分利用过两次，但到奥运前夕却已流失殆尽。
政治信任通常是指一国民众对政府行为（或政治系统的运作）将产生与他们期待相一致的结果的信心。政治信任的内涵具有不同层次：第一个层次指民众对待整个 政治共同体──即民众所属国家的态度；第二个层次指公民对待政治制度、政府机构的态度；第三个层次指公民对作为个体的政治家如领袖人物的判断和态度。政治 信任的多层次性，决定了这种政治信任既可以与特定的政治制度相联系，也可与某一领袖人物相联系，还可能与特定的政权相关联。民众对政府的政治信任度下降， 既可能是民众对政府行为不满的反映，也可能是民众对现任政治领导不满的反映。在专制极权国家，由于不可能通过民选更换政府领导人，通过社会监督改善政府行 为，这种不满最后往往累积为对政治制度的不满。
反观1949年以来的中国，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民众对中国政府的政治信任是如何一点一点 逐步流失的。中共建政初期，是中国民众对政府信任度最高的时期。人们对当局的政治信任几乎涵盖了上述3个层次，从政治制度、支撑政治制度的马列学说以及国 家机构，再到中共的大小干部，对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的信任更是有如信奉神祗。经历过大跃进、三年大饥荒、“文革”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与灾难之后，民众对领导 者个人的政治信任已流失了许多，但对政治制度的信任还很强烈。1989年“六四”后，这种政治信任通过邓小平的“发展就是硬道理”维系，“先富带后富”的 许诺让民众相信自己会受益于经济发展的“涓滴效应”。但最近10余年来，由于贫富差距过大、政府腐败丑闻不断、民众生存资源被过度掠夺、社会治安迅速恶化 等原因，民众发现自己无法分享经济成长的果实，各种社会矛盾逐步尖锐化。于是政府强力宣传北京奥运是国力强大、中华民族在世界站起来了的象征，希望凝聚“ 爱国”这最后一点政治信任，以缓和危机。
但中国当局不择手段竭力保“平安”奥运之时，民众却只体验到政府对人权的大规模侵犯，他们已 被隔离于“奥运盛会”之外。更严重的是，他们在经济压力下无法喘息：去年开始的企业破产潮已从珠江三角洲蔓延至长江三角洲，大批工人失业；通胀引致的物价 压力让广大中下层生活品质快速下降；在“奥运信念”支撑下的股市投资血本无归，子女们即使大学毕业也无法就业……所有这些，使民众已经丧失了对政府的最后 一点政治信任。
失去了民众信任的政府，实际上等于丧失了统治合法性。
──转自《华夏电子报》第256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