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凯:钦本立为新闻自由拼死一搏

——张伟国忆述八九民运中的《世界经济导报》

程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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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6月9日讯】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逝世,引发波澜壮阔的八九民运。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于民运爆发之初,刊发在北京召开的悼念胡耀邦座谈会纪要,为争取言论和新闻自由,做了一次义无反顾的拼搏。虽然《导报》因此遭灭顶之灾,却在中国新闻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

悼念胡耀邦座谈会于八九年四月十九日召开,《世界经济导报》四月二十四日以整整五个版的篇幅刊登座谈纪要。事件的参位关键人物︰指示和支持召开这次座谈会的《导报》总编辑钦本立,主持座谈会的《新观察》杂志主编戈扬,组织并报道会议的《导报》编辑委员兼北京办事处主任张伟国,前两位已经去世,张伟国则流亡美国十六年了。

与八九民运同龄的《世界经济导报》事件,如今已经二十年。张伟国近日与我谈起当年,看得出,岁月,未能消磨他心中的激情与悲苍感。

他说︰“那场座谈会的主旨就是纪念胡耀邦,希望以此推进中国的政治改革。会上大家除了讲述耀邦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平反冤假错案的功绩以外,还谈到耀邦遭受的不公正对待,产生于政治制度。另一方面,会场外面天安门广场,越聚越多的悼念胡耀邦与和平请愿的学生,感染着与会者,他们在发言中要求政府与学生对话,建议当局在化解危机的时候,因势利导,推动政治改革。”

参加座谈会的都是中共改革派官员和知识界人士,包括胡绩伟、李锐、李昌、于光远、秦川、甦绍智、严家祺、戴晴、陈子明等人。其中严家祺和戴晴的讲话引起上海市委的恐慌,成为当时市委书记江泽民亲自动手封杀《导报》的直接原因。张伟国说︰严家祺讲到,中国的政治领导人更替非民主化,胡耀邦就不是按照正常程式下台的,在这之前,中国的其他领导人也是一样。这实际上是政治改革需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戴晴概括地讲述了,历来中共总书记都没有好下场。

以后的情况就是︰先有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陈至立、主管意识形态的副书记曾庆红,后有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召见《导报》总编辑钦本立,责令四月二十三日出版的报纸禁止发行,但仍有少量印好的报纸流出市面。《导报》不久被停刊,钦本立遭撤职。至六四后,尽管钦本立承担起所有责任,试图保护参与事件的部下,张伟国、陈乐波、许小薇、阮江宁等一批编辑记者仍被逮捕入狱。

江泽民因扼杀整肃《世界经济导报》而被中共元老看中,六四后取代赵紫阳,当上中共总书记。张伟国说︰“扼杀和整肃《导报》成了江泽民登上中共权利高峰的敲门砖。“于是,六四后,由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催生、由江泽民开启的经济蓬勃、政治黑暗的时代延续至今,中国的政治制度完成了向贪婪野蛮权贵资本主义的转型,中国人的精神道德完成了向卑劣愚昧良知泯灭的堕落。张伟国说︰“在中国二十年的恶性演变里面,江泽民扮演了一个相当关键的角色。这是历史的曲折。由于江泽民,使得中国社会付出了极高的代价。”

而《导报》事件也成就了中国新闻史上的一位巨人钦本立,他的不凡之处在于,承受着无法承受的压力,仍信念不改。张伟国说︰“《导报》同仁在他的影响下,形成一个共识,就是一步不能退。退一步退十年,进一步进十年。坚持下来,也许能为中国的新闻改革带来一线转机。”事实上,钦本立和他的《导报》同事的英勇作为,直接影响了全国的新闻和知识界参与到八九民运中去,包括《人民日报》编辑记者在内的首都新闻工作者走上街头,要求新闻自由,发出“不要再逼我们说假话”的呐喊。

《导报》被封杀,是八九民运中,早于六四屠杀的一场对新闻自由的屠杀。钦本立就像是阻挡坦克的王维林,在强大的一党专政面前,扛着一面新闻自由的旗帜。张伟国表示︰“钦本立所想所做的,是要突破共产党对媒体的垄断性控制,恢复民间办报的传统。尽管他的努力失败了,因为有八九民运这样一个背景,他也在共产党的体制里面,一度把新闻自由的边界拓宽到一种极限。”

《导报》事件,也改变了张伟国的人生,使他和许多有良知的中国知识份子一样,从体制内走到了体制外。

张伟国说,那时起,有人就说他“出局”了,生活历经坎坷,思想却进入新的境界︰“以前在体制内的时候,当逻辑思维碰到某个政治禁区,就要拐弯。等到出局以后,就无需顾及共产党的禁区了。我跟朋友开玩笑讲,把自己的尾巴割掉了。”这一变化,对张伟国来讲,无与伦比,他可以进行以前不可能的思考。他说︰“像西藏这种事情,事关民族权利、基本人权,从这些原则延伸出去,后面的结论是很自然的,不可能继续认同大一统的观念。像台湾的事情也一样,像法轮功的事情也一样。到了体制外面以后,过去在体制里边的思想枷锁全部挣脱开来。”

体制内与体制外知识份子都对共产党持批判态度,但根本区别在那里呢?张伟国指出︰“体制内认同中共一党专政,或受制于一党专政,他们总以为,一党专政只能改良,这是体制内知识份子的基本前提。知识份子到了体制外,区别就大了,他们的批判首先是以废除一党专政为前提。”张伟国也赞成这样的看法︰即便是共产党内的改革派,作为体制内知识份子,着眼点仍在于共产党的前途;而体制外知识份子着眼点,则是整个民族的前途。他说︰“站在全民族、全社会、整个历史和人类发展的角度,眼界、境界就与体制内知识份子有天壤之别。”

知识份子本是无体制的。知识份子分野成体制内和体制外,体制内知识份子成为共产党皮上的毛,权贵门下的食客,没有人格、没有灵魂,是现今中国令人叹息的现象。唯有走到体制外,中国知识份子才能成为自己,才能获得心灵和思想的自由。张伟国一九九三年流亡美国,目前担任网路杂志《新世纪》和香港《动向》杂志主编。他是无国籍者,却是真正的自己。而今张伟国对祖国的感受,与余秋雨、王兆山、孙东东之流,有什么不同呢?他说︰“我很悲哀。中国共产党在过去二十年走上邪路,并把中华民族带入万劫不复。中华民族有悠久历史文化,但中国的现代化充满曲折,我们正好经历在曲折过程中。”

当全世界民主正义人士,纪念八九“六四“二十周年之际,人们会想起当年天安门广场学生的呼喊、绝食的悲壮和遭解放军坦克碾压、机关枪射击的惨烈,也不会忘记《世界经济导报》和总编辑钦本立为中国新闻自由同样悲壮惨烈的拼死一搏。钦本立于一九九一年四月十五日在软禁中去世。张伟国流亡美国后,曾编纂《钦本立的擦边球》一书,记述八九民运中的《世界经济导报》,以及钦本立主持《导报》,与中共斗勇斗智,在夹缝中探求中国新闻自由之路的种种。

张伟国说︰六四后,钦本立罹患癌症,辗转于病床之际,曾向同事们讲述自己的遗憾与向往。总归起来,就是临终前写给张伟国的那句话︰“《导报》精神不死。”

原载《争鸣》杂志2009年6月号(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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