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纪实文学
中共“不谈过去”,反而使它不光彩的过去,变成倍受年青人关注的“敏感”话题。邓小平为了推翻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取而代之,便说,国家己处在崩溃边沿,既如此,又为什么自相矛盾对毛三七开,可知不让人说真话,正好暴露了中共一贯的欺骗脸嘴。
自邓小平执政以来,最大政绩,无过于麻将的普及,八十年代五讲四美风行一时,扫黄禁赌虽风声大雨点小,一般小百姓行赌还要藏着玩,后来,生意做大了,为官者应酬所需,赌场愈多,赌资愈大,赌风益盛。
这几年,残迹的乞丐可以推着一架破旧的小车,放着民间傅统的哀歌,向路人乞讨。若是在饥寒交迫的毛泽东时代,谁敢在大街上公开说一句‘我泠,我锇’,发一声‘你们发发善心救救我吧’的求救声,必会受到警察严厉盘查。
在毛泽东对中华社会大破坏以后,中共的腐败酝酿着日益加深的社会危机,除所涉公职贪污、贿赂成风、官霸民宅、抄家窃财、冤狱横生、烟毒无忌、道德沦丧外,还要将我从日常生中所见到的贫富悬殊、社会不公、乞丐娼妓、市井欺诈记载在下面,看看这个以‘解放人类’为宗旨建立的社会究竟怎么样了?也从中看到社会的末来。
按此推断他们的家庭和出身,当与中共某当权者有很深的联系,或者说他的父辈有当今中共的掌权人物。但是我问到孟平有关与当今中共权力者的亲缘关系时,他从来不作回答,只说自己原来是西南铝加工厂的工人。
我听了他的话心中禁不住一阵惊异,孟平的底细我并不清楚,当年在六队物色越狱的人也是刘顺森亲自定的,我和他的交往并不深。那一次三个人从六队出逃。究竟怎么栽在重庆,我也不清楚,但获刑的人中除刘顺森饮弹刑场,其余两人都判了无期徒刑。
从他们的外形上判断,这是些狄更斯小说“雾都孤儿”里,所描写的社会底层人物。用我理性的眼光认识他们,这是些随时都同看守所打交道的社会弃儿,是一群被生活遗弃的社会另类。
他用平淡的口气讲述着他的经历,他的处境很像狄更斯笔下的奥立弗,只是他并不是济贫院里长大的孤儿,而是经过中共十几年监狱锤炼出来的火炬战士
刑满后,他仍保持着“火炬”成员的本色,继续反抗中共对留场人员的压迫,负责管理他们的敖麻子说他反革命本性丝毫没有改,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将他“释放”,离开盐源农场,回到了他的金牛镇老家。
他一面厉声的警告,一面还走到铁门前伸手把门关上,做出一付关门打狗的架势。老夏的出现不仅使那些大喊大砸的人停止了手中的动作,大家都一齐把脸扭过去,朝着从县城马路上驶来的汽车张望。
中共“改革派”想用经济建设的成就,使自己迅速成为有产者,尤其想证明一党执政比多党制优越,为继承独裁衣钵辩护。然而,失去竞争所带来的粗制滥造,失去监督所带来的腐败却难以维持社会的稳定。
中共长期的虐待,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留下性格被扭曲的伤痕,铁打的汉子也难避这种伤痕的恶性发作。所以幸存者之间保持相互慰勉,成了我们之间的共同约定。
后来我才知道,自他身患绝症后,全部断绝了同周围友人的信息。他的病来得突然,他的灵魂走得仓促。后来我问到唐元澄等人,他们压根就不知道潘老得了肺癌。就连黄沙溪付食店,他站过柜台守过夜的那家商店的小青年们,都不知道他得绝症的消息。
好一位彻底的无我者,临终前留下的这段文字潇潇洒洒,对这个痛苦不堪的人间,没有任何牵肠挂肚和遗憾,没有任何的遗产留给他的后人。
一个明知自己死期已近,仍然置之度外,坦然迎接日常发生的事,这除了仰仗他那毕生的人生毅力和一贯的临危不惧外,未必没有佛在暗中相助?潘老是聪明过人的长者,每天清早他不可能面对着大口吐出的鲜血,而不知察自己已入膏肓。
在我劝说下,他留住了一夜,翻看了我所写的“片断”,并且在回去时,带走了我写的一些初稿。以后在它上面批了他的斧正,使我的《血纪》注入他的心血,给后来的读者以更多教益。
我入监以后,从蒙昧状态到政治上渐渐觉醒,便有潘老启发和影响的成分,所以,我一直把他当成我的长辈和狱中的良师益友。
记下了潘老住地的通讯地址,我在第二天一早就告辞了,好在北碚到重庆并不远,今后每逢假节日重逢团聚的时间还多,那时虽然家里还没有电话,但平时,通信问好互道近况则是经常的。
我沿着曲曲折折的山壁小路一路问去,大约走了足足半个小时,终于才找到潘老的“家”。他的女儿潘丽娜一家住在傍岩而筑的小木房里。
后来,陈明生告诉我,他已问过张主任,知不知道王玲送礼给林老师这件事,张主任说林老师压根就没有提起此事。若不是陈明生起了作用,王玲能不能走进工业学校的校门,并坐在课堂里上课,恐怕还是一个未知的事。
他关照王玲先前送的礼也不要再去追究,礼是王玲自己送的,只能看成是她自作多情了,何况收礼的林老师今后是王玲的班主任,在今后三年的学业中,不但要依靠他对她的关照,还要在三年以后的毕业评语上得到他的肯定,千万不能得罪他。
介绍她父亲去北京找工作的“舅公”来信说,王大炳去北京打工,纯属他的面子带着“照顾”,并不是该校聘的正式员工,所以还不能完全按劳保条例交涉,劝王玲母亲在学校增加抚恤金后,不要再纠缠了,不然他不好处事。
对大炳的死负有直接责任的那所雇佣他的学校,想草草了断此事,在三个孤儿寡母到了北京后,趁已变成植物人的王大炳说不出话来的时候,把责任往死者身上推,仅拿出八千元人民币了结此事,将母女三人打发回重庆。
第二天,拿出了我写的片断给他看,看后他深情的说:“我可惜没有那个水平,也没有那个精力了,愿你能把我们在监狱里所遭受的苦难,特别是进行的反抗以及牺牲难友们的大无畏精神,如实写出来。”
写这封信触到她一生中最悲痛的经历时,在信笺上留下了两行“……”,那不堪回首的往事直到今天她都无法用文字来表述。在她的一生中这是切‘魂’之痛,是一个永远都无法愈合的心灵伤口,一触这伤口就会流出血来。
听王泽庸这段叙述,我想起当年曹英组织对我昼夜不停的疲劳轰炸式斗争,硬逼着我按他的意思,编造与马开先的“不规”行为,以达到批倒批臭的目的,原来他自己就是实足的禽兽。
在这突然变化的脸面前,我鄂然了。遭到拒绝的可能虽在我的预料之中,但,听她那种对我和马开先的事是那么熟悉,又是那么敌对的口气,使我的心凉透了。
不明真像的人还在向我身上拨脏水,就越坚定了我揭示真像的决心。虽然我将拜访的是马开先的弟弟,这个人会持什么态度我心中没有底。
第二年春天,利用一次出差成都的便利,我专程去拜访了杨明彦。记得那天正逢成都的花会期间,座落在成都郫县的四川工学院风景格外美丽,但不知为什么,我的心情却一直很沉郁。
后来我向重大保卫科和落实政策办公室询问马开先的下落,结果都被拒绝,这就更加令我怀疑,当年给我们的诬陷,定有不敢公开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