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6日報導】（中央社記者高照芬台北 6日電）台灣央行總裁彭淮南表示，金融監管制度未能與金融自由化及金融創新同時並進發展，是造成這次金融危機的重要成因；他認為，那些影響深遠的主流總體經濟思維，應該重新檢討。
中央銀行出版「全球金融危機專輯」新書，彭淮南在序文中做以上表示。
彭淮南表示，2007年下半年美國次級房貸危機引爆，擴大成為全球金融海嘯，重創各國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這是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以來，全球所面臨最嚴重的經濟衰退。
他表示，這兩次經濟衰退事件的背後，雖有不同的時代背景與面對問題的處理態度，卻有伴隨金融危機相互影響的共同特徵；金融危機的本質是金融不穩定，反映的是資產價格的大起大落。
彭淮南說，除了這兩次嚴重的金融危機外，國際間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機未曾間斷。鑑往知來，更深層地思考如何預防危機再度發生，尤其是那些影響深遠的主流總體經濟思維，也應該重新檢討。
他指出，1920年代美國放任的自由主義，導致19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結果帶來股市與房地產市場泡沫；泡沫破滅後，股市與房地產市場崩跌，銀行大量破產倒閉、信用緊縮、貨幣數量大幅萎縮，經濟衰退，失業率曾高達25%。
經濟大蕭條之後，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1936年發表「就業、利息與貨幣的一般理論」一書，解釋了經濟大蕭條的總體經濟現象，提出以「有效需求理論」，作為政府解決失業與經濟衰退的理論基礎。
彭淮南說，強調政府角色的凱因斯學派，替管制經濟學提供了合理化的解釋，但之後政府財政的惡化、長期管制所帶來的扭曲，以及1970年代出現的停滯性通膨，以傅利曼（Milton Friedman）為首的貨幣學派理論受到重視。
貨幣學派認為，維持貨幣數量的合理成長是物價及經濟穩定的先決條件。這時期更確立了中央銀行應以穩定物價為目標的職責。
彭淮南說，1980年代以後，金融體系快速由管制轉變為市場導向，金融創新及科技進步雖扮演重要角色，與自由市場的思維有關。伴隨金融自由化與國際化的發展，不僅帶來各國金融業的欣欣向榮，也大幅提高國際資本移動。
1990年代，全球出現通膨穩定、產出波動減緩的榮景，自由化與全球化亦被視為是主要影響力量；但期間也引發多次的國際金融危機，1997至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更讓舉世震驚。
彭淮南表示，這次全球金融海嘯肆虐，造成危機的基本問題並未改變，金融監管制度未能與金融自由化及金融創新同時並進發展，仍然是造成金融危機的重要成因。
他認為，全球危機發生後，各國金融市場的快速傳染，以及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的相互影響，終於觸發蝴蝶效應，2007年美國次級房貸危機帶來始料未及的嚴重後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