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自立：敲打改革的人

【大紀元2013年05月07日訊】近讀日本作家津本陽《西鄉隆盛——改變日本歷史的人》一書；結合前此面世之德川家康，豐臣秀吉，織田信長等傳記，加之有關於此的DVD電影，日本歷史和歷史人物登陸中土，可以也算是一個小高潮。和民國關注日本歷史政治文化者一樣，人們現在面對日本歷史，主要是想從中找到中日兩國歷史、政治迥異走向之因；且顧及到其間的文化差異和思想不同；這個不同，其實，非常簡單。一是，日本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人對於幕府傳統的態度是繼承文化傳統而演繹政治新徑。這個傳統與現代性和政治與國民性的日式結合，從一開始，就達到了「一步到位」。所謂一步到位，就是原則選項的基本兌現。這些原則選項包括三權分立，庶民參議（參加議會），政黨政治（反對黨與政府的互動，參與，指導甚至掌控），法治資本，市場建構，（兼合官商勾結，利益原罪）……諸如此類。只是這些原則的定制，在實踐和操作層面，尚出現步步艱難，篳路藍縷之況。這個改革全過程和西方歐美民主兌現和成熟過程一樣，付出了對於民主本身的批評和矯正（或者說，由民主政府對其進行來自民間和反對勢力的壓制和調試）。這是眾所周知之事。這個對於民主或言維新的調試，在明治維新時期，出現兩大趨勢。

一個趨勢，是傳統勢力含維新者本身對改革的不滿；二是，這種對於改革的改革，是由民間，政黨和知識人幾種勢力之合力，批判，提攜和斡旋而成。其中，西鄉隆盛的西南戰爭，視為一種對於改革的打擊和提攜——但是，這種打擊的內涵和質量，遠遠不如板垣退助和大隈重信的組黨運動，對於改革的促進和強化來得正確和有勁。於是，人們看到，一方面，是西鄉作為改革元老的歷史功績，成為奠定西鄉地位的重要原因；日本人對於西鄉的榜樣的力量，反對式榜樣的力量，和他的反對式人格的力量，給予了充分的肯定——但是，其實他們更加應該肯定在西南戰爭幾乎同時發生的憲政運動，組黨運動和民主運動，對日本更加偉大的貢獻。（這個貢獻，就像中國之孫文，土耳其之凱末爾一樣，造就了亞洲的民主歷程。只是，我們看到，凱末爾之對於東正教和拜占庭王室的態度，以及他們自己面對君士坦丁堡的辨正、歷史態度一樣——如，如何看待1453年他們的穆罕默德二世佔領君士坦丁堡……和凱末爾驅逐王室成員於茲。這和孫文建立亞洲第一共和國，又，將共和國理念引向社會民主主義，容共於蘇，態勢完全不同；凱末爾走向西化；孫文以俄為師……其間政教，辨正和專制，民主之努力，之區隔，孫，不如凱——也不如日本人——雖然他一度想出賣東北以換取日本支持而未果。）

當然，關於西鄉本人和西南戰爭本身，也有很多「歷史上的如果」可以分析。

這些「如果」充分說明了西鄉本人對於改革和王室猶豫不決的態度，對於現代和傳統百思無界的狀態和對於前途和「復舊「（還新）頑強不另的選擇——但是，是不是容忍傳統，（對於日本），是不是容忍武士，是不是容忍王室，確是日本人企望學習英國人的一種鶩遠之源，好高之則。他們就像刻舟求劍一樣，永遠都在追逐英國這個殖民佬大而不成（更不要說就連日本動畫、遊戲、讀物都介紹「英國人支持倒幕，法國人支持幕府，……美國人是吃兩邊，所以美援不分派系」——而《西鄉隆盛》紹述英、法、幕、王之關係，也頗費篇幅……。）於是，在此國內外大背景前，也許不能作為思想家的西鄉，只能作為想向家而對待傳統、對待現代。他舉棋不定，彷徨徘徊，又堅定執著，不易其志。對於改革而言，改革之因是因為必須改變以往的積弊和舊制，但是舊制如何對應新制，是為一種辨正的考慮中，而不是主張一個階級推翻另外一個階級的鬥爭（政體改革不事國體更變；政治「革命」、改革意義上的革命——不悖於「日本無革命」說，不等於階級更替）——這種笑話，對於所有日本政治家都心熟能詳；再是，改革面對的改格過程，一般而言，在改革初始，都會面對改革新弊猶豫而反對之；最後，改革之初，也許會產生一種新的舊體制和舊的新想法。在此糾結和糾纏當中，改革之初，給改革者帶來的特權利益，也許就會和舊制度和改革本身帶來積弊，也會和改革訴求產生衝突。這便是改革辯證法。

西鄉屬於最後那種人。「西鄉隆盛在自己主張的征韓論被政府駁回後，交出了參議、陸軍大將、近位都督等職權，於明治六年回到鹿兒島。」（《西鄉隆盛》下同）早在明治三年，就有塾生橫山正太郎向集議院提交列舉當今十條時弊建議書。如次「舊幕的惡習不知何時被新政府承襲，直到昨天為止還是錯誤的事情今天就變成正確的，現詳細列舉其條目。

「第一，政府高官沉浸於驕奢淫逸，在朝廷造成不良風氣，讓平面生活陷入貧困。

第二，大小官員嗜好虛飾浮誇，沽名釣譽。

第三，朝令暮改的現象嚴重，民眾無所適從。把牽強附會的說法強加於人，法令得不到很好遵守。

……第九，國法大典至今未立，依舊以私情論賞罰。……

第十，政府上下均貪圖私利，陷國家於危難之中。」且提到巖蒼具視等人的徇私枉法。西鄉看過這個建議書後說，「值此時節，朝廷百官遊蕩驕奢，多有誤事者，時論囂囂，安武慨然自奮曰，此乃王家衰頹之兆。為臣子自者須千思萬慮，以救此難。」此外，大久保利通在明治三年日記載他與巖倉具視商議關於另外一個問題，「全國的舊藩士紛紛反對發佈徵兵令，很可能發動起義。」並與木戶商議如何杜絕日本「第二次維新」之舉；主要擔心薩摩土佐長州諸藩鼓動「朝廷改革」事宜——而所謂西鄉主張之廢藩置縣，版籍奉還，使得中央政府得以立基。於是，人們看到，在推行王政復古和和大政奉還上做出主導貢獻者類如巖倉，木戶，大久保……其面目似乎馬上成為了改革對像而非原初之改革者。巖倉，大久保和木戶通過西鄉其弟西鄉信吾通知西鄉，「我等會按照隆盛的意見改革政府。」但是西鄉未有聽從之。其間，「西鄉隆盛在很短的時間裏促成了薩長土三藩的合作。」但是西鄉查察「政府內存在著與高官同流合謀的大規模掠奪組織，只要社會處於他們的統治之下，正直的人就只有吃虧的份兒。」西鄉且作詩一首雲，「去來朝野似貪名」……《大隈伯日談》寫道，「木戶、大久保這些老成的人瞻前顧後，毫無決斷，令我等忍不住要對其優柔寡斷的行為心生憤慨。」因為，「雖說是郡縣制，其實是企圖保存舊領主制。就連薩長土肥官軍的主心骨——四藩藩主——也聯名向政府呈交了建白書：『希望朝廷恰當處置。應與之則（與）之，應奪之則奪之，列藩的封土應重新決定。』大致意思是希望整頓列藩的領地，施行重新分配……沒有任何一個諸侯覺得返還政府的領地不可能再次回到自己手中，於是他們一舉實行廢藩置縣，成為華族身份。

「明治四年七月十四日，突然頒布了廢藩置縣的命令。至此，封建制度滅亡，開始了四民平等的社會。」

這就是所謂一步到位。這個原則到位雖然是西鄉做主之第一步，也是到位的一步；但是，上述諸侯內心的偷梁換柱的苟且用心，也是一目瞭然的。這個換位和覬覦就是，郡縣制度最好為虛，藩閥制度最好為實——而這個無論是郡縣、還是藩閥之自治，准自治和元自治，卻是日本改革勝敗、生死與之之秘訣和隱情。換言之，大政奉還，如果不是以自治為基準和前提，集權制度之改，就會演化成為極權和極治。這是日本人自覺、不自覺無法認可，也覺陌生之選。

二是，他們在與之，奪之之間出現的多種爭執，是以西鄉的象徵性鹿兒島「獨立」為下一論置縣之異，這本身就是一種蹊蹺。

三是，所有王政一統和中央集權，如果不是在現實中，也會在歷史上，肯定西鄉之舉和郡縣自治之舉。這是改革載體之改革的，除去政黨政治以外的民主程序和共和自治之結果（皇權政體並不背棄共和原則如英國，荷蘭等）。於是，從理論上說，集權制度和自治之間的間性關係，成為民間力量良性互動於中央政府和王家體制之核心，並不影響他們迥然區隔於「極權主義」——這是非常明確的政治學定位。於是，西鄉勝敗如此，日本藩、郡如此，其實，在此之中，藩閥體制在歷史上起到某種肯定的作用。

日本那時的定制是：改革為一使（北海道），三府，三百零二縣制度而中止了皇權－藩閥體制。

二

西南戰役之前的佐賀之亂，始因，也是全國各地的不滿和起義；且在佐賀，有征韓黨和憂國黨組建；在面對和對峙明治政府的當口，其組黨運動也以愛國公黨的組建和倡儀民憲的契機展開，從而對應了一方是對於政府的兵諫，一方是施行政黨政治和立憲政治之大「復調結構」，且二一、一二，不可或缺。這是一個反對改革，反對維新，抑或是，改革改革，挽救維新的二律悖反和正面選項。這個選項和英法美多國革命前後早有反對黨政黨運動一樣，使得立憲之基不會出現自上直下的民粹結構（由一個領袖，一個政黨甚至一種意識形態主導改革或者革命）——也就是蘇聯結構和中國結構的變革邏輯——這樣的結構，使得立憲和民主，在中間環節和上下之間，出現嚴重的缺省，從而導致政教合一（土耳其早期模式）和專制政權對於極權主義的取代（俄羅斯模式）。這個取代的結果既是因，也是果。因為，說她是因，是因為這樣的極權改專制之根據是從歷史結構而言，歷史成因和歷史傳統而言。他們的中間階層的疏漏和匱乏導致民主程式的不足甚至變形——這個中間階層的0存狀態，使得議會直接成為民粹主義的打手而無法制約上下權勢的直接勾結和蔓延（索爾仁尼琴所謂俄羅斯議會那時的民粹情景，就是如此。所以，說她是果，當然因為她的政治載體和政治路徑的虛無或缺省，造成於西方傳統，政治，政教，文化和人頭不同的轉型和走向。（參見《紅輪》））由此出現俄羅斯極權主義之後，普京主義的體製成為一種不同於斯大林體制的「專制」新體制——這個體制，被看成為「俄羅斯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但是，中國人是不是具備這個「明天」，這還取決於中國知識份子和宗教分子是不是具備俄羅斯人那樣對於信仰和道德的執著和堅守——在此一面，我們看見的情形正好相反（更不要說俄羅斯和未來中國對於新專制的否定，也是「未來之未來」的必然和必須之選項）。於是，在此意義上，日本人在政黨政治，反對民粹，反對社會主義（雛形），堅守傳統－現代方面，一步到位地呈現了他們所有這些巖倉，這些西鄉，這些木戶們的銳眼識世和選項正確。他們沒有在沒有政黨運動的空白處，徒然呼喚那個只有上層，上級和「上流」結構而缺省下層，民間和反對派空間和存在的幻覺立憲和夢想共和。不，他們的觀念和行止早在中國變法維新，一塌糊塗的時候，就已經萬事具備，只欠東風——這場東風，就是他們極為成熟的政黨運動。

歸回本題。

《西鄉隆盛》載，……佐賀的江籐新平認為「征韓論具有在薩長藩完全支配新政府之前將其顛覆的功能」。而具備主導內閣地位的他，「蒐集了全國的情報。當時不斷發生農民起義，說不定甚麼時候全國的不平士族就會互相聯絡，發起暴動。只要有人挑頭，新政府就會發生一次暴風驟雨般的大災難。」

他知道，「天下不平之士關心的不是他自己，也不是長州的前原一城、土佐的板垣退助、佐賀的副島種臣，而是薩摩的西鄉隆盛。」

江籐於明治六年回到縣內。這時，後籐像二郎、板垣退助、江籐新平等人聚集在副島種臣家裏，就組成民選議院、建立愛國公黨進行了商議。」

這就是日本改革的多聲部復調結構之開始。——一方面是利用自治（藩閥）實力，進行地方獨立——乃及全國改變的努力——另外一個更加重要的方面，其實，就是建立在野黨：施行政黨政治——實現憲政政體。

板垣對此二選這樣說，「我們組建公黨，是為立憲政治……土佐人擅長討論，不務實際，搞不好計劃就會成為泡影」——這個說法，其實是在變亂和組黨之間，做出首選，明確方向；意思就是土佐變亂不成，黨政活動也會受阻。果然，江籐計劃中的所謂「西鄉支持」沒有如期實現。他認為，「如果現在西鄉隆盛崛起，基礎還沒有穩固的政府勢必會被全國士族浪潮般的崛起打得落花流水。然而，西鄉隆盛不打算馬上掀起叛亂。他覺得威望不及自己的巖倉具視、大久保利通所支撐的政府早晚都會走向滅亡，那時候才是遵從天命出頭主持大局的時候。」於是另外一個故事隨之發生。大久保為了刺激江籐，故意派員巖村高俊出任佐賀權令以激怒其士族；而木戶對此一舉十分不滿；繼而對大久保失去信任。

江籐新平失敗是佐賀造反和西鄉鹿爾島反叛，平行走向的無交叉行為——也就是說，西鄉本人和江籐意志並無磨合之處。於是，我們回到西鄉。關於西鄉隱退，回島，蟄伏，等待，起事之間，其中的邏輯對應是難以詮釋一清的。僅就有限資料和傳記所供，我們看到幾個因素造成了鹿爾島之變。一個是，上述屢屢提及之新政府的負面作策；再就是西鄉本人的策略對應；還有是，西鄉被島上士族辦脅迫之選……等等——加之除去這些政治抱負，陰謀，刺殺，間諜……這些由大久寶出手的下下策，也是眾所周知的起事之因。關於隱退，傳記有說，「明治維新後西鄉隆盛留下的最大謎團是明治元年十月的隱退、歸鄉，這個觀點是『西鄉南洲顯彰會』的蛟島志芽提出的。維新的第一功臣、在威望和實力上都一支獨秀的西鄉隆盛在戊辰戰爭中東北諸藩後，沒有要求任何的地位、名譽或褒賞，而是功成身退。他的真意究竟何在，眾人無從推測。長州的大村益次郎認為，『西鄉肯定是有甚麼不滿，保留了內心的意見。他會成為另一個足利尊氏，今後的叛亂肯定會來自西南，必須在大阪建立軍務基地。』」而在東北戰爭結束以後，西鄉果然辭去官職，回到鹿爾島。此間解釋是，「……如果西鄉隆盛和藩主及其一門躋身到政府中樞的話，各藩勢必也會效仿，結果就是維新運動無法由下級武士主導推進，更無法實現四民平等、版籍奉還、廢藩置縣了。只要代替德川幕府新出現一個島津幕府，革命就可能終結。」（——

——明治二年，西鄉參與了藩政改革。

——三年，參與廢藩置縣。

——五年，陪同天皇巡幸西國。六月回到鹿爾島。七月，發生近衛兵暴動，火速回京，擔任陸軍元帥兼近衛都督參議。

——六年，十一月歸鄉。

——九年，西鄉拒絕島津久光打擊明治政府的主張。

——十年，回到武家的村中。

——接之，發生企圖刺殺西鄉的種種事證；如，川路利良佈置刺殺事宜之中原尚雄的記事本。……。）

這是一個原因。「另外，明治六年之後發生的神風連、秋月、荻等叛徒都認為西鄉隆盛早晚會起兵。」但是那時西鄉未動。「西鄉隆盛起兵的第一個名義是外患，第二個是內憂。天下的形勢已經不容西鄉隆盛不起兵了，所以他行動起來。西鄉隆盛心裏很清楚，面對私學校黨引發的事件，現在並非起兵的好時機，也沒有向天下表明真相的辦法。如果自己的性命受到威脅，和桐野利秋、筱原國干一起進京弄清黑白才是上策，這樣做的話，大久保利通、巖倉具視等人的缺陷就會暴露，有可能促使內閣倒台，西鄉隆盛有能力創造出這樣一種局面。但是，私學校黨的一萬三千壯士自火藥庫襲擊事件以來，被政府視作了叛徒，西鄉隆盛不忍心拋棄他們，所以他明知是下策，也只能選擇了進京這條路。」

三

西鄉有詩云「朝蒙恩遇夕焚坑， 人生浮沉似晦明。 縱不回光葵向日， 若無開運意推誠。 洛陽知己皆為鬼， 南嶼俘囚獨竊生。 生死何疑天賦與， 願留魂魄護皇城。」

其意也許定二。一個是日本人文化乘傳於漢文化（後來被福澤渝詰否認之）；一個是，西鄉改革一念終究是捍衛天皇。其間，關於西鄉定位評價問題，百多年來莫衷一是；但是，對於日本人而言，一個明確的判斷是達成共識的；那就是，西鄉隆盛成為日本改革和敲打改革之人卻絲毫不影響他的多被肯定之歷史地位。這個歷史地位的肯定，在七十年代尚有所謂西鄉——福澤渝詰證詞而得以定史傳世。對於我們中國人而言，西鄉史案有幾點可以參考。

一個是，西鄉作為明治維新元老三傑（加之大久保和木戶），是顛覆幕府，綏靖德川和奠定改革之元勳；

再一個是，西鄉對於改革不滿意（他是廢藩置縣元創者之一）；主要是對於日本下級武士（華族）命運於維新時期得不到尊嚴和利益而不滿，起而爭執。

三一個是，他對於三菱公司等利用改革和對外戰爭確定元罪之創始原則，也有看法（就是人們所謂資本——官僚勾結之原罪發跡歷史），主張從檢事樸，反對貪污腐敗。

最後，他的改革之勳和反改革之復舊主義，包含著如何看待日本歷史，如何看待日本武士（如何看待公－武之道）之糾結——如果說，日本人看重英國式海外殖民－海內內政——那麼，如何保存日本武士之格調，之風骨，之利益，之階位，也就是，如何保存日本文化之政治和日本政治之文化——也是西鄉一類人物和福澤一類人物共同的世界觀，日本觀。

這個對於西化和「化西」，基於日本和西方文化歷史正面性持同的傳統而提出的、基於日本為基礎文化的西化走向，言為：化西的看法，在福澤渝詰看來，也是在脫亞和反歐兩大原則上走鋼絲。（福澤言，「東西國民互視異類，等同禽獸，其同性相鄰友情必薄」；「所謂萬國公約，其中所謂萬國之語，絕非萬國之意，不過僅僅通用於耶蘇教派諸國」； 「受到侵略的亞洲各國面對歐洲列強的侵略行徑，『除以力相抗之外，無他手段』」。……計此，福澤反對「征韓」而反向西鄉；「揣測西洋人內心，其輩正祈念今後亞細亞諸國更起不和紛爭」。故而福澤們對於英、法殖民主義對於印度和阿爾及利亞之殖民，多持批判態度謂之「禽獸之舉」。——結果，他的時空錯位的新殖民主義或言殖民文明論，就此得出侵華救華的謬論：「支那國果然不能自立而落入外國人之手，我日本人無由袖手旁觀」，「我唯有奮起，中原逐鹿」… （資料/高增傑文）…於是脫亞論和霸亞論，二言歸一，成為侵略文明論的肇始。）

又，福澤對於日本之儒學化和中國化，同時也不以為然。

所以，無論是西鄉之征韓論，還是反對征韓論的滾滾諸公，其實他們的亞洲擴張主義絲毫沒有不同。這樣，所謂西南戰爭起於征韓與否之歧見，本身是一個假問題。（見《西鄉隆盛》傳記）這裡強調的，不是人們如何看待日本新殖民主義——如何看待這個殖民主義在時空上的運去背來——而是要求人們如何看待日本的改革和維新；又，如何看待改革之堅持，改革之中庸和改革之反對。這些元素，可以稱之為改革本身三元素。而這個三元素，其中以改革發軔和改革反對，為重要辨正和主導糾結。其中反對邏輯和肯定邏輯，在西鄉被官軍鎮壓，自身介錯身亡以後，認識卻大白天下。日本人，一方面沿著明治維新之路走上憲政民主（加侵略）之路——一方面，對於反對明治政府之西鄉隆盛，給予英雄般的禮遇和接受。這樣，日本人就完成了一個對於改革的悖論和秩序。

這個秩序就是，一，無形中認可了改革之缺憾，改革之無序，改革之弊端需要西鄉糾正；

二，故此，反對改革之人，非但沒有罪過，反而受到國民尊重，紀念和反思；

三，於是，改革之元創和改革之遭受接打擊，一併成為維新歷史不可或缺的元素和文本。

四，西鄉改革元勳的地位和他對於明治維新的貢獻，和他敲打改革的選擇，都成為改革之不二選項；這就是所謂奠定改革之反對派政治結構的創造——改革和反對改革者的同構政治，成為日本政黨政治的一總基墊。

這是日本人非常高級和高明之處。反而研之，他們並不是那種首肯改革而徹底拋棄，鎮壓和拒絕反改革者的一群梟小之輩；他們有容納反對者的曠達胸襟和豁達魄力。於是，這種容納西鄉精神和西鄉精神本身，就是容納日本皇族，日本貴族（含德川慶喜），日本「民運」，日本平民之大改革思維和大改革結構。這個結構，可以被稱之為日本明治維新的最為重要的政治遺產。這個改革和中國百年改革——反改革——改革死之互不容納，形成絕對不同格局和本質。其間，何以如此之因，之果，人們可以再研究一百年。更加重要的啟事，戴季陶先生有所提示雲——

「戴季陶在其《日本論》一書中，對西鄉隆盛有著獨到的分析：『我們試把這幾十年的歷史通看起來，西鄉隆盛失敗了，然而他的人格化成了日本民族最近五十年的絕對支配者，各種事業的進行都靠著他的人格來推進。當時隨著他失敗了的土肥兩藩的勢力，一化而為後來民權運動的中心。直到今天，他的餘蔭還是支配著日本全部的既成政黨。那事功上成功的長藩，一方面不能不拜倒在西鄉的人格下面，一方面也不能不隨著公論的推移定他的政策。』胡漢民對戴季陶這段評論相當欣賞，認為『這一段文字抵得過一百篇西鄉的傳記。』」（資料）

這也是一個重點。因為日本期憲運動的實質，就是官民之間的博弈，容納和一體。所謂後來之大隈（重信）和板垣（退助）「為日本之兩大敵國」之民運與公－武之道並駕齊驅，奠定了日本反對黨和自治域的治衡元素。這當然是十分重要的政治解構（幕府倒台）和政治結構（王政復古）。這個結構對於武家地位對於公家權利的治衡，也從另外一個側面，看重西鄉的武裝抗爭對於日本和平推助憲政改革重要性之一而二，二而一之因果；與此可以見得：沒有絕對的戰爭，暴力，抗爭；也沒有絕對的和平，妥協和非暴力，可以完事，成史，立憲和改革——故此，日本所謂後武家勢力，後來又變做一種軍閥勢力，發動含二次世界大戰戰事等，則又是一而二，二而一之負面因子……這些都是關注西鄉和日本歷史之人們，不可以須臾忽略的事實。至於所謂土肥兩藩之自治和獨行運動，也是日本王政復古，廢藩置縣乃及民主自治之轉化的必要過程。這些過程，和西歐之自治，之自由邦乃及聖，俗兩界的治衡，也是附會同構的——至於中國事情的王政和流民，官制和民間，倒也不乏同構——以至於辛亥之革命和哥老會，三合會和洪門有得一體……。故此，重溫西鄉歷史和西南戰爭於日，於中，於世，都是不成纍贅之要。

四

那麼，我們或缺以詳福澤之證於西鄉是為憾事（1980年中國《世界歷史》雜誌紹述之阪元盛秋的《西鄉隆盛—福澤諭吉的證言》(1977年5月出版)/ 西南戰爭の原因としての福澤諭吉と大久保利通の對立及び西鄉隆盛の漢詩と遺訓集の英譯）。我們認為，可以從《西鄉隆盛》傳記，《日本開國五十年史》等……略考福澤等對於西鄉行止和思想之概括，之備解。福澤渝詰說——

福澤渝詰在給三條太政大臣的建議休戰書中寫道，「西南之役爆發已過去了半年，官賊兩軍死傷數萬，數千萬日元軍費化為了泥土。

「聽說隆盛等人起兵時是要向政府表達不滿，但我們沒有聽說過隆盛有甚麼不滿。硬要推測的話，也就是在征韓論中敗北，隆盛以下的陸軍士兵歸鄉，無視免役解除的法規之類的事情。

「隆盛應該沒有夢想再建立一個幕府的野心吧！政府肯定也知道這一點。但是政府馬上將隆盛定為逆賊，起兵討伐，並堵住了一切有意見人的嘴。直到去年為止還是維新的元勳、無二的忠臣，為何如今立刻就被定成了叛臣逆賊呢？發生這種巨變的原因在哪，令人費解。

「隆盛等人向政府詢問事由，而擅自攜帶兵器離開家鄉，這種行為確實觸犯了國憲，政府進行討伐也是不得已之事。

「但敵我兩軍同為日本國民，並非外國人。更何況都是精銳勇敢之士，是應該將皇威揚名海外的人才。這些人自相殘殺會消耗國家元氣。

「想到這一點，政府其實還有另一條道路可走。隆盛等人的爆發，起因在於政府企圖派遣刺客暗殺隆盛，顛倒是非曲直。

「政府剛剛聲明這件事毫無根據，天下萬民還在懷疑其真偽，人心未定，可能會給今後埋下不可預知的禍根。

「今日的當務之急是弄清戰亂的真正起因，解除天下的疑惑，迅速穩定人心。為了弄清真正起因，需要暫時阻止各方面進軍，下達休戰命令，設立臨時法院，讓他們暢所欲言，然後按照法規清理是非曲直。

「之後請示聖意，做出公平恰當的處置。……天下必會感於朝廷的公平，隆盛等人也會後悔自己的過錯，甘願服罪。」（《西鄉隆盛》）渝詰之幻想被西鄉的堅持和戰敗滅亡（細節可見繁述於其書）。

福澤儘管考慮到西鄉和政府之間的可戰，可和的邏輯辨正，但是，他沒有考慮到一位最後的日本武士之全部精神世界之體質和結構；換言之，西鄉可以說是日本化西以來苦苦支持日本傳統道德和精神之人；雖然，他的維新元創和他的傳統堅持之間，間性關係猶可值得一辨。所謂西鄉精神當然不是由他取代德川家族或再建立幕府——也不是由他取代天皇，阻止王政復古、新向；不是；他是要建立一種在維新環境中確保武士地位的新式武士道精神和物質（武士社會地位之尊嚴）。這就牽連到所謂如何看待日本之物質主義和經濟主義……此書關於這一點的書尾提示，最有趣味，值得重視。「關於他在維新之後的行動中被視為最大謎團的明治元年的隱退、歸鄉時的心境，津本根陽根據西鄉隆盛的書信進行了推斷，他注意到西鄉隆盛在鳥羽、伏見之戰剛剛結束後給國中舊友的書信中的一句話，『實際上我不希望從事人間的的奉公。』『人間的奉公』指的是『爭名奪利、物慾的俗人世界的工作』、作者在此寫道，『隆盛不喜歡政治、經濟等俗世的工作。自己身處安全的場所，享受榮祿，卻讓部下出生入死的行為有違他主張的武士道精神。」「隆盛作為崇尚武勇和廉恥的舊武士道的最後體現者，甘願選擇了自生自滅的道路。對於那些為了引進西歐的功利主義，創造有司專政的國家，而在維新動亂時期死去的前輩朋友，隆盛直到最後也沒有貶損和嘲笑他們。」「大久保和木戶等現實主義者與西鄉這種立足於天命論的理想主義者是資質完全不同的兩種領導人，他們共同建立了明治日本這個國家。後來隨著西鄉的去世，理想主義漸漸從明治政府中消失了，日本變成了一個功利主義的國家。」（清原康正）這裡的分析十分到位。日本作為企圖倣傚英國稱霸海內海外之國家，與之同異可點。

一個是，英國傳統保守主義在本土和世間的堅守或可成功（見柏克等人的原則）；雖然他們最後也相法國拋棄非洲一樣拋棄了老殖民主義……；而日本對此的堅持，其實也並不易因為維新和（西鄉）鄉逝、鄉滅而徹底毀滅（如中國之）；不是；日本人對於天皇一以貫之之責守，之尊崇，就是一個例子（中國是皇帝輪流坐，今日到我家）；所謂大隈等人之「日本無革命」一說，就是秉持日本並無更改天皇制度之守，之責，為第一要務（而王政復還，以驅幕府，也是此端一證）。

第二，就是他們其實是以紀念西鄉而保證了日本現代性和古代性的結合；且以此發端，成為日西，日中，日本－世界主義之所以可以堅持的一總原則。這個原則以西鄉之死、為其新生，且結合了明治之基本西化的憲政主義操作和民主主義思維。他們摒棄的不是工人無祖國和社會庶民論一類社會主義精神－物質，（消滅了片山淺一類烏托邦主義者和革命者——因為一旦他們得逞，就不單是西鄉精神毀滅——日本天皇原則，維新原則，憲政原則，……也會全部完蛋。）

故此，第三，所謂西鄉精神和大久保和木戶精神之互相補充——也就是，所謂西方功利主義和東方精神堅持說（說西方純粹，完全和徹底是功利主義，完全錯誤），成為日本改革的首要關照。雖然，所有這些人物都和西鄉有著理還亂，亂仍理的人際關係，但是，其實這種人際關係，也正好說明了他們這些人物的國際選擇，日本選擇和精神、物質選擇之確，之貴，其保留和摒棄共享雲泥，不一而二。這是一種共同的日本價值觀，文化觀和政經觀的集合與篩選。這種取捨，當然，是取捨得道的日本手法。這個手法，比較大清朝和民國……之一部份，來得高級和高明。因為，他們沒有五四數典忘祖，沒有布爾甚維克暴殄天物，沒有後來的改革物慾橫流而人慾橫流，天亡道喪。這是明治之傑，之西鄉，之大久保，之木戶，之大隈，之板垣，之巖倉，之德川，之明治……之精神。中國人甚麼時候懂得這種精神，操作這種物質，也許還是猴年馬月之時，之事。

五

歷史上各個國家的改革莫不遵循以下訴求：1，平、貴同權；

2，政、教治衡；

3，傳統－現代之結合；

4，治衡之言說和鬥爭（戰爭等）。

5，失敗或者勝利；得勝者和犧牲者是非之定，他們的遺產分析；等等。明治維新之訴求，在「五條御誓文」發佈間口，一個如何奪得平，貴平等問題之議提到日程。

一說，西鄉起兵兵諫之因，就是因為小貴族之士族權利得不到分享和平等於明治貴族政權——這個說法，並不全面。根據大隈伯等人編纂之《日本開國五十年史》載析，正好與之相反之觀點，見諸文本。大意就是，明治維新後，日本三權分立原則確定於茲，其中，主要是庶民權利得道張現和提攜；也許，這個偉大原則的確立，只是其執行沒有得到確保。

於是產生以下、另外一個問題：針對改革（也許是改革）之弊，人們只會採納武力抗爭，而不懂得言論之效……這是一個值得琢磨的問題。

於是，在西鄉武力抗爭時期，在另外一個方面，那個所謂日本期憲運動發軔於政黨政治之大背景，開始醞釀成熟，逐漸蔓延。也就是說，西南戰役敲打改革時期，另外一個對於改革的改革，也就是，以日本政黨出現在政治舞台上為起點，開始了沒有反對黨就沒有憲政的政治成熟運動，政黨運動和憲政運動。於是，在西鄉眼望傳統，人格，尊嚴和武士道精神的同時，一個對於日本而言更加偉大的政治結構開始生長。日本的各種反對運動在成立政黨旗幟之引領下，比較西鄉戰爭，有著更加偉大的和成熟的意義。這樣，當人們開始關注西鄉隆盛的時候，日本政黨運動帶來的、對於改革的另一種敲打和再改革（對於改革的改革），正在取代西鄉之鹿爾島奇蹟，成為真正的政治改革偉業。於是，邏輯展演回到上面的平、貴分野上來。日本政黨的歷史，開始在人頭和派別上，做到了其實是西鄉隆盛做不到的政治表達。這個表達就是，日本人以西方古典主義憲政糾結、平貴同構和傳統－現代，一舉糾正了西鄉隆盛式反對方式的目的和內涵；繼而真正做到了日本維新改革之成功；他們原諒了西鄉。

這個日本大西鄉，也正是因為日本人得道了他們有意栽柳，蔭庇天下的綠色效果，而享受了其國人對他的諒解和同情。這是一種豁達的政治正確和文化成熟帶來的寬容。世界上，沒有此類正確，此類成熟，寬容和和解就會胎死腹中，無可生還；這是寬容的世界性榜樣；她既不同於英國人對於弒君者克倫威爾的鄙視，也不同於法國人對於拿破侖的惶惑；……更不要說，對於那些不懂得寬容和正確的梟小之徒了。他們的無知，不單在對於日本維新課題上，他們對於日本和世界，對於世界和中國，一無所知。現在，我們稍微仔細重讀「五十年」這個文件（余可見鄙文《日本無革命》），看看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平、貴思維，三權分立，如何在政黨政治的元起和發展中得道圓滿，功成憲置。大隈說過這樣的話：日本平民具備貴族的品格，日本貴族具備平民的品格——而人們所知之日本「下克上」傳統，在某種意義上解構了這個傳統——唯獨他們沒有克天皇之傳統和作為。而明治維新的改革之格，唯一不同於日本幕府更遷歷史之所在，依然還是他們日本人咀嚼了西方文化消化了西方文化，法制和法治——和中國歷史變遷一樣，是西方列強打開了日本近代歷史；是西方列強的門戶開放政治導致了中國之中共和布爾甚維克化——這與「日本進行時」呈現兩種命運，兩種前途。於是，歸回本題。日本人的庶民參政如何對待下級武士，如何對待平民，成為日本期憲運動和成憲歸制的重要內涵。這個內涵是這樣寫入憲章原本的（大隈重信編纂《日本開國五十年史－政黨史》）——

所謂「誓文五條」「更加以數條」……「天下權力，一歸於太政官，使無政令出於二途之患……」；而三權分立，各不隸屬。廢藩置縣，版籍奉還後，……「藩主權力已歸於有力之藩士（！！！——自立加驚嘆號）。……於是下級藩士之意見，得其遂行之機至生此變革耳。後年立要路而久握政權者，非舊公卿，非舊藩主，又非舊藩門閥家，而出自下級士族（！！！——自立加）。……要之昌平二百柒拾年，貴族逸居失其實權與實力，故下級士族接近平民者得遂成此變革也。」但是這個原則本未可於維新早些時期實施之；「民眾無素養以資政治，三權分立議事官及官吏選舉等數端於維新草創之際未易實行也。」所謂俊傑志士收為官而封建余類「不解」而時世政黨興起。其中，薩，長二藩不重公議，「鄉者士族之輩當封建之時不僅充當常備之兵役，且任行政之務。迨維新之後則裁理諸種改革者為少數士族解武士之常職減殺其世祿，剝奪其由階級之特權。於是，有怨者或聚徒反抗之。或流為刺客。是等作亂之徒，皆為新政府所鎮定。惟馴服於政府之下。政府不復重公議。明治二年所興之集議院之廢藩置縣遂為有名無實。」另外，行政權「獨逞其其威力。」土，肥急進政治家對此批判之。

「明治六年朝議由對韓策而分成裂。西鄉隆盛，副島重臣，後籐像次郎，板垣退助，江籐新平等諸參議主持征韓論，聯袂辭職。巖倉具視，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等諸氏倡導內政改革論，乃留而當其局。西鄉退歸鹿爾島鄉里。板垣，後籐，副島，江籐四氏則滯在東京。」此四氏為土，肥藩士。主張英憲，「不然政權則歸於一二雄藩之專制」。主張擴展公議制度。（！！！）明治七年，板垣提出「民選議院」之議。於是日本開始官選為民選之舉之始。再，於是愛國公黨成立——「木戶氏在政府隱然代表漸進立憲主義。板垣在民間公然為自由急進派之首領。又，江籐佐賀起兵、土佐立志社成立。又，於是大阪會議開始。明治十一年西鄉起兵。大隈昌「明治十六年當開國會之議」；……「詔敕明治二十三年開國會。」……（余見《日本無革命》）可見，西鄉打擊改革之弊，當然不如板垣、大隈之推動議會，組建政黨，推動民間，施行政黨政治，來得更加時髦，更加正確。西鄉之舉，不過是一種有限的文化傳統選項，在政治上是十分幼稚和落後的。

──原載《北京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