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對時空的恐懼與生命的意義

(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紀元6月27日訊】相對於空間與時間，人生太有限、太短暫了，對死亡的恐懼就是人對自身的有限和短暫的恐懼，其哲學形式就是對時空的恐懼，以及由此而來的終極追問。

漫步哲學殿堂，常常使我提出這樣的問題：為什麼空間與時間這兩個極為抽象的概念伴隨著哲學發展的始終?為什麼所有的著名哲人都要回答時間與空間的問題?人的思維為什麼先天具有康德所謂的時空形式?

我猜想(不過是猜想)，這不僅僅是因為時間與空間是人的主體思維的先天形式，借助於這對思維範疇，人才能夠把紛亂的經驗整理成井井有條的邏輯，從而獲得知識(康德的時空觀)；也不只是因為時間和空間是客觀事物的運動形式，它們為人的知識提供了絕對客觀的標準(牛頓、馬克思的時空觀)，甚至也不僅僅是因為當運動加速到一定程度(光速) 時形成了相對的時空(愛因斯坦的四維空間)。這些時空觀的適用範圍更多是在科學領域和哲學認識論之內，是哲學家們為了回答科學發展所提出的認識論問題而產生的。因而，這些時空觀更側重於理智和邏輯。

但是，理智只是生命能力之一，生命的豐富性也無法簡約為科學邏輯。從生命本身的意義和價值的角度看，時間與空間的重要性絕非僅限於認識工具之一途，更深的意義就在於它們是人的生命的價值尺度，是與人的深層慾望血肉相關的人生意義的參照系。每個人在時空坐標系上所佔的位置就是他的生命值，是他的人生意義之大小高低的標誌。

相對而言，誰佔有的空間大，享用的時間長，誰的生命就豐富，就深邃，誰就擁有了超越一般人的價值。這種價值與肉體生存的自然長度無關，也與肉體的死亡無關，僅僅涉及人特有的倫理評價。肉體可以在一瞬間消失，但人的事業及其偉大創造物卻留存下來，繼續與時間抗衡。一個政治家的價值，在於他是否能擴大自己的權力空間，延長自己的權力時間。也就是說，他所從事的公益和創立的政體在人類歷史中延續的時間愈長，波及的空間愈廣，他作為一個個體的價值就越偉大越長遠。這種延長與擴大如果超越了其他政治家，那麼他作為一個政治家的價值就要高出一籌。一個思想家的價值在於他的思想能夠在多長時間內說服過多少人，特別是當他提出了一個需要世世代代的人都必須回答的問題時，他的價值便隨著每一次回答而增值。換言之，思想家的價值主要不在於他解決了什麼，因為解決意味著完成和終止；而在於他提出了什麼，因為提出意味著開始和發展。即便解決，也是蘊含有啟發性新問題的解決，是一種開放性的結論，而非一勞永逸的終極解決。自相矛盾並不能說明思想者的無能，凡是劃時代的思想家無不有自相矛盾之處。而得意於自圓其說者，至多是二流的思想者，往往是淺嘗輒止的思想懶漢或霸道蠻橫的思想獨裁，甚至就是靠媚俗而轟動一時的思想掮客。他們最不長於思索，卻最擅長把自己炒作成全能全知的先知或導師或布道士。

凡是獨創性皆具有超越時間與空間的價值，它對生命的價值不是時空的數學尺度所能度量的。大凡歷史上的天才人物，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在思想上，只要他所從事的事業具有獨一無二的開拓性，那麼他的生命就會產生某種趨向於無限和永恆的價值。在任何一個領域內，獨創是贏得時空的最好途徑。沒有獨創的人即便活上一百二十歲，他的生命價值在時間的流逝中仍然等於零。在這裡，時空失去了物理的意義，具有了生命的意義。

現代生命哲學的時空觀與古典時空觀的最大區別，不僅在於相對論，更在於時間的物理性與生命性之間的區別。在古典哲學中，時間和空間往往與形而上學的實體相連，它是客觀的、絕對的、理智的、永恆不變的，是一種準確的”鐘錶時間”和”丈量空間”。而現代哲學的時空與生命的存在本身相聯，是主觀的、相對的、非理性的、永遠變化的，是一種不確定的”心理時空”。在”心理時空”中，十年光陰的流逝也許與人的生命對價值的期待、探索和創造毫無關係，但有時，一分鐘的等待都是致命的，都能使人的生命達到飽和狀態。為了某一特定的瞬間，人可以用一生為代價來交換，所謂”良宵一刻值千金”是也。

無論是對於人類整體來說，還是對於每一個體來說，當時間過去之後，值得記住和反覆回憶的不是所有的時間，而是那些與社會的大變革、與生命價值的提升息息相通的某些特定時刻，是決定一個人的生活道路和生存質量的某些獨特瞬間。

時間意味著永恆，空間意味著無限，沒有起點和終點。二者又是生命的運動和變化的標誌。對於人來說，時間更具根本性。所以,哲人們說：”時間值得敬畏；””在時間面前，人只能默想；””空間外在於人的生存，而時間內在於人的生存；”……等等。如果一個人只擁有無時間的空間，那麼他的生命就是靜止的。人死後，躺在墳墓中，盡管他的屍體還佔據著一定的空間，但是這空間是僵化的、靜止的，與生命的運動毫無關係。一旦生命運動在時間上中止於某一空間，生命也就完蛋了。因而，是時間給予了空間以價值。金字塔的千年不倒並不能使人永生，與其說它的存在象徵著永生，不如說它每時每刻都在提醒人類：正是生命在時間上的中止才造就了這座佔有巨大空間的墳墓。當後來的人們站在金字塔前，仰望它的尖頂或爬上它的尖頂俯視時，也許會感到一種崇高和永恆，但是，在下面，支撐著這種崇高感和永恆感的，不是別的什麼，而是死亡堆積起來的空間。

我覺得，形而上學是以精神產品的形式來建造一座座金字塔。可惜，人類的愚昧就在於，在形而上學上所耗費的精力要遠遠超過所有的巨大墳墓。老莊哲學中的”道”，柏拉圖哲學中的”理念”，亞里士多德哲學中的”實體”，都被規定為或證明為在時間上永恆與在空間上無限的結晶體。中國古典哲學中的”無”，既是空間的無限，也是時間的永恆。但是，在這裡，思想的死亡主宰著一切。正像那些專制者們相信通過建造巨大的、結實的墓墳來使生命永垂不朽一樣，形而上學家們相信通過建立無所不包的哲學體系就可以使生命永垂不朽。想像能夠如此，哲學能夠如此，而現實的人生卻不能如此。

對於現實中存在的特定個體來說，他能夠實際佔有的空間極為有限，一個人的腳印不可能遍布地球的每個角落，即便地球上到處都有他的足跡，即便他乘坐飛船進入過太空，但是相對於整個宇宙來說也僅僅是一隅，無法窮盡的宇宙足以使誠實的思想者望而生畏。康德的年輕時代的思想探險，就是在這種恐懼與敬仰的交替中度過的。他仰望星空時所體驗到的人之有限和渺小，正是他對崇高感的精彩論述的最初基礎，也是產生宗教情懷的精神子宮。崇高與恐懼的內在聯繫根植於無限和有限之間的巨大反差–人的有限生命對無形空間進行著緊張而徒勞的對抗。從無限的空間中會產生一種粉碎性的力量，它使人無法真正地抬起頭來正視它。康德說崇高源於恐懼，終於精神上道德上的超越感，恰好對應著人的有限的現實存在與無限的精神追求的二元對立。我以為，”上有日月星辰”的生命體驗，不但是全部康德哲學的基礎，也是”心中的道德律令”的謙卑感和敬畏感的活水源頭。

如果沒有這種對宇宙之無限與人生之有限的生命體驗，康德決不會第一次在哲學史上專注於人的認識界限的問題，也不會把宇宙本身作為”物自體”劃出人的認識範圍。”物自體”的提出決不是單純的可知論與不可知論的問題，而是生命的自我意識的謙卑和狂妄之間的嚴格分野。謙卑意識必然是界限意識，也就是康德為人的生命劃出的那條不可逾越的界限。狂妄意識必然無限意識，是黑格爾對自己的哲學進行的自我加冕–“精神頂峰”–即把自己視為不可僭越的思想之王。換言之，可知論的前提是認為人的生存無界限，人是萬能的全知；不可知論的前提是認為人有界限，人只能知識這界限以內的東西。可知論把人作為上帝，不可知論把人作為人–上帝無限而人有限。正如愛因斯坦所言：人的荒謬，不在於認為世界是不可知的，而在於認為世界是可知的。對未知的驚奇激勵著純科學的精神探險，對生命神秘性的敬畏使人追問超世俗的終極價值。在此意義上，可知論不是哲學而是神話。這種神話不是每一個具體的認識過程，也不是人不斷獲得的相對性知識，而是對終極意義上的人之萬能的盲目相信。當我懷著崇敬心情感謝偉大的康德留給後人的思想恩惠之時，我就是在向頭上的無限星空謝恩。

寫到這裡，我想起了蚊子。與人相比，蚊子太渺小了，其生命太短暫了，而且人類設計了許許多多驅蚊滅蚊的工具，水平也越來越高。但是，蚊子那”嗡嗡”的叫聲足以使人心煩意亂、徹夜難眠。大自然造就了蚊子，給了它以其他的生物所不具有的特殊求生機能，正是這種機能使人束手無策。”痒”，能夠使人在某段時間內毫無作為。人，不要自視為”萬物之靈長”，不要向其他生物擺出一副惟我獨尊的面孔，凡是大自然造物就都有一絕，在這一絕面前，人是無能的。蚊子叮人且奇痒，這就是一絕。

同樣，一個人所佔有的時間也是極為短暫的，縱使從可以推算的人類歷史的角度講，一個人活三百歲也只是一瞬。”一個人不可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赫拉克利特和孔子對時間與運動的哲理性反思，與其說是理智的，不如說是源於對生命短暫的體驗，一種伴隨著恐懼與悲哀的體驗。在時光的流逝中，生命既存在又不存在，前一刻與後一刻的差異是實質性的。莊子曾經感嘆人生如夢，白駒過隙，轉瞬即逝，也證明瞭時間的運動是對人的最大威脅。盡管時間永遠平靜地流逝，但它的不可逆性便意味著一個殘酷且無法逃避的事實威逼著生命，它在人類的心理上所掀起的波瀾足以湮沒一切。

對於這種無法挽回的流逝，人類只能依靠回憶、幻想，依靠主觀精神上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的交融，無奈地企圖拖住時間之足。對童年、對過去的懷戀不僅僅是戀舊，它是人企圖再生一次、從頭開始的慾望的變相表達。人的生命越是接近黃昏就越是嚮往日出的輝煌。太陽可以落了又升，周而復始，人的生命則不能。佛教的輪迴觀是對時間的逃避，把生命的時間解釋為早已安排好的宿命，前世、現世、來世的周而復始的輪迴，實際上是無時間意識的靜止生命觀，或者說有意扼殺人的時間感。這種時間觀固然可以造就一種心理平衡，一種對死亡的超脫態度，但是這種平衡和超脫是以付出全部現世生命為代價的。對時間的無動於衷，實際上就等於對生命本身的淡漠。現世的苦難，既有前世的因緣又有來世的擺脫，人就不必掙扎，逆來順受就是了，反正一切都是不可抗拒的宿命。凡是處在非生命狀態的民族，幾乎都沒有時間意識，而沒有時間意識就沒有生命意識。因為生命意識往往表現為對現世的高度重視，對時間流逝的頑強抗爭。

人最恐懼的莫過於時間與空間，它們的永恆和無限是一架懸在人類頭上的警鐘，時刻提醒著人們：在宇與宙之中，任何有形的、具體的生命都是有限的、渺小的、短暫的，動物如此，人亦如此。更大的悲劇在於，人的生理結構偏偏使人能夠清醒地意識到這種有限與短暫。這種意識所導致的並非平靜，而是使人陷於無休止的恐懼之中。正是人對自身的有限和短暫的恐懼，使時間和空間構成了哲學的重要課題，也使那些形而上學者們把無限與永恆給予了超現象、超現實，也就是超時空的絕對本體。

2002年6月13日於北京家中

－－《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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