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民:大學校長是學術領導還是投机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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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29日訊】李少民特稿﹕我在去年2月進中國大陸時被秘密警察非法逮捕, 5個月后被秘密審判,中國的法院拿不出任何證据,只好用秘密警察自偵自證的 “工作說明” ，指定一個沒有名字, 不知存在与否的人為間諜, 以此為證据,給我強加了“間諜罪”,用“驅除出境” 把這個“抓間諜” 事件收場了。

然而這件事在香港還沒有完。我是城市大學的教員,從我被捕到現在,城大校方在這件事上是如何處理的呢?最近當記者問城市大學校長張信剛時, 他說 “對李少民已仁至義盡了”。校方的處理,不是私事,應該讓公眾知道。

我被抓之后

我在中國被秘密扣押后, 我妻子劉英莉找城大校領導要求幫助. 副校長黃玉山接見了她. 英莉寫了兩份求助的信, 一封致校長張信剛, 另一封致香港特首董建華.英莉請他代轉這兩封信.沒想到轉信這樣一件簡單的事, 竟然使黃副校長十分為難,他不敢接英莉的求助信.他說如果校長不接受,他接受了,就很不妥.他需要先請示校長是否接受.后來,他來電話,說校長答應接受英莉給校長的信,但拒絕接受轉送給特首的求助信. 學校的教員出事, 教員的家人寫信請學校和政府的領導幫忙, 結果副校長不敢把信轉給校長、校長拒絕轉給政府, 這就是張校長講的 “仁至義盡”。

后來校長接見了英莉，對英莉講，現在諜影重重，美國政府是不會救你先生的,因為他不是在美國出生的。不信你可問問在座的黃副校長。張信剛不僅沒有幫助我的家庭，而且是叫我的家庭放棄獲救的希望。

我出來后知道了校長的這樣的”幫助,”使我十分吃惊.我馬上想起,我一被抓,中國的秘密警察就對我說,不要指望美國政府會救你,雖然你拿美國護照,但你是中國人,不是白人。張校長也是美籍華人,在美國最好的大學受教育,然而他回答下屬求救時, 卻和審問我的秘密警察一樣。

為了營救我和其他的學者,美國國會專門通過決議案；布什總統往中國打了熱線電話,并為此給我女儿寫了回信。美國國務院和大使館一直為我奔走。這就是美國對她的公民的態度。張校長這位美國公民對自己的國家就是這樣無知。

我后來讀到城大的校刊,上面說,校長在我關押時訪問了大陸,但他不是去救助我,而是“以興奮愉快的心情”去旅游;而我被放出來,又把他的旅游計划 “打亂了”。与此同時,在華盛頓的美國大學的校長,也到了中國, 不過他并不是去旅游，而是不遠万里去營救該校被抓的一位學者。

回到城大之后

恢复自由后,我以為可以回家,回學校繼續我的工作了. 但很快我就知道我想得太簡單了. 張校長告訴報界, 我能否返回城大，要由中央及特區政府決定，他做為校長只不過是大學的一名雇員，做不了主。7月30日我們全家返港,香港政府准許我以城大工作簽証進入, 我以為惡夢結束了。

誰知校長又突然改口, 說城大有學術自由, 要另外獨立地決定我的去留。如果香港政府不讓我入境，我自然回不了城大。但沒想到香港政府讓我回來了。他顯然對香港政府讓我回家不滿，對記者說：“不知道特區政府為了什么原因讓他入境。” 所以這件事在城大還沒有完。

很快人事處通知我開會。在會上,人事處長古羅燕蘭對我沒有問侯，一上來就問,你有沒有帶錄音机?我們都沒有錄音机,你也不要錄音。她對我在中國監獄里的處境毫無興趣，一味問訊我去深圳干什么? 我在中國都有什么活動，我周末去深圳,有沒有請假?周一能不能回來? 我的護照上有沒有被中國蓋入境章?對我的判決是什么?

我在北京受了5個月的審訊, 回到城大還得繼續接受審訊。我告訴當時在場的校長特別助理,讓她告訴校長, 我被關押, 校長不敢過問; 我被放, 校長還要審查是否解雇我。我被關押時,秘密警察用死刑來威脅我都挺過來了, 讓不讓我留在學校，不算什么。

后來，校長說沒有證据, 算了。于是對我的 “審查” 不了了之，我算是回到學校了。

在監獄里度假

“審查” 雖然完了，但事情還沒有完。我收到人事處長古羅燕蘭的信,指責我在被抓的周末到深圳沒有請假;我在監獄里沒有主動告訴學校我想如何處理我的缺席。人事處長還指出,我在監獄里把假期預支光了,但還不夠,需要扣工資.我無端被中國安全部非法關押5個月,現在不僅今后沒有假期,還要被扣工資.英莉也被告知,她离開香港為我的釋放奔走,也用完了她將來的假期,也要被扣工資。

最后,我向學校申請無薪假期。教員申請無薪假期，到其他机构訪問，是十分經常的。但校方不准。我問是根据什么理由? 校方答說, 我是合約雇員, 不得請假。我查了規定中沒有這一條。校方又翻出1990年的一紙通知, 做為規定。

后來,我的几位同事悄悄告訴我，不僅按規定“所有職員” 都可以請假，而且有好几位合約雇員請假都被批准。原來校方拒絕我請假的根据,例如用已經失效的12年前的文件,統統是欺騙。一個公家机构怎么能欺騙雇員？我請校方解釋，校方最后說,沒有必要解釋,就是不批准你。要請假，就辭職。

“緊跟中央”

張校長的做法, 招致了批評。許多人認為他的做法不可理解。但如果從“和中央保持一致” 來看，就可以理解。中共把我“驅除出境” ，他就應該把我“驅除出校” 。但是這樣做，他在國際學術界就無法做人了。所以他對我的事情的處理，就是要讓中共理解，他留我是不得已。雖然留下我，但并沒有便宜了我。

大學校長,首先是學者,而不是政客.政客需要看風使舵、投机取巧。如果大學校長爭著當政協委員, 比賽誰更加 “緊跟”, 學術自由就不可能有保障。港大前校長干涉民意調查事件就說明這一點。

張校長的 “緊跟”, 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他作 “總策划” (大陸發明的頭銜)的 , 貫穿著革命歷史唯物主義,以階級斗爭為綱。在張校長寫的 “序”中,提到 “南港中央研究院” 。我從來沒有听說有這樣一座研究院。打听之后,才知道張校長所指的是台灣的中央研究院! 張校長 “緊跟” 到連 “台灣” 兩個字都不敢用, 令人稱絕! 這位校長是在台灣長大的, 不知道他平常怎么稱呼他長大的地方— “那個祖國寶島”? 難怪張校長說我給他帶來了 “ordeal” (煎熬) 。 沾上 “台灣間諜”, 還得了?

台灣已經實現了民主政治，中共是獨裁政權。在這兩者之間，我的政治傾向是很清楚的：我認同民主和自由，并公開認為大陸應該借鑒台灣經驗、向市場經濟和政治民主過渡。這就是我用台灣的基金做研究、在大陸做調查的結果。這就是我的 “罪行”。被一個不遵守自己的法律的獨裁政權平空指為間諜的，我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后一個。

我宁愿公開說台灣比大陸進步而被“驅除出境”,也不愿和高唱“捍衛學術自由”而實際膽小如鼠的人為伍。張校長在加入美國籍時應該曾宣誓保衛美國憲法。但不知道張校長真的會這樣做、還是拿美國護照僅僅是為了方便? 如果一面緊握美國護照,一面討好中共、連養育自己的地方的名字都不敢提,以這樣的品格,做個公民，雖然不合格，如果不擔任公職，也不會影響公眾。我和張校長沒有個人恩怨，對他個人這樣做，頂多只是不贊同而已；但是大學校長是學校的領導，如果校長不能在人格道德上為學者做表率, 他領導的大學怎么能成為世界一流？想到這里，我真為在城大工作的許許多多的优秀的學者和學生感到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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