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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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網】幾年前到美國訪問，正值“炸館事件”發生不久，國內掀起了一輪激烈的反美浪潮和“說不”熱，民族主義情緒隨之迅速提升；與中外友人晤談時局，多認為國內正在重新興起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兩大思潮值得警惕，搞不好將會嚴重阻礙中國的現代化與民主化。2001年的撞機事件使得中美關係更趨緊張，民眾中的民族主義情愫進一步發酵。直到震驚世界的“911”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幾千無辜的生命慘遭毀滅（遇難者來自86個國家），對這一滅絕人性的惡魔行徑，世界輿論同聲譴責，而在中國卻出現了為數眾多的人群為之叫好。在這一冷酷的事實面前，十分有必要追索其背後潛藏的社會心理原因及其與民族主義思潮的關係。本文以探討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結為主要線索，兼論“911”事件後部份國人幸災樂禍的社會心理原因。
一、中國近代以來的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nationalism）是近代從西方傳來的一種社會思潮。它最初發韌於17世紀的西歐；也有人認為民族主義起源於18世紀的英國和法國，以後推廣到整個歐洲，並經過美國的獨立戰爭擴展到美洲，到了20世紀，則風靡到全世界每個國家，其主要標誌就是民族國家的興起。
中國古代只有家族、宗族和種族的概念，而沒有民族的概念，中華民族這一概念是晚近才出現在社會話語中。長久以來中國處在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中，依靠黃河、長江和其它內陸河流的澆灌，很早就產生了穩定自足的先進農業文明，自然而然地發展出一種“華夏中心主義”的環宇觀念。中國人一直以為，中國及其周邊對中華文明向化之地即全部世界。直到1840年前後，中國還是以“天朝上國、君臨天下”的態度去面對世界、處理中國與世界的關係。19世紀40年代以後，西方列強紛紛入侵中國。腐敗守舊的清王朝在列強的新式戰法和堅船利炮的攻擊下，屢戰屢敗，不斷割地賠款，國家危機日益深化，被動地捲入了近代化的潮流中。正如香港中文大學的金耀基教授所指出的：中國的巨變並非始於自覺，而是在19世紀末葉西方帝國主義堅船利炮的轟擊下開始的。中國現代化是中國在西方兵臨城下、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劣勢下被逼而起的自強運動，這是中國有史以來所遭受的最大屈辱，過去100年是中國屈辱的世紀。天朝之敗於西夷，是一屈辱；一敗再敗，國將不國，則是大屈辱；敗於西夷，而又必須學於西夷，更是屈辱之至。故而，中國百年來之現代化運動，實為雪恥圖強的運動。[1]
中國近代以來的屈辱史與她所擁有的號稱5,000年輝煌燦爛的古代歷史形成了鮮明對照。這在中國人──無論是普通民眾還是社會精英──的心理上造成了嚴重挫傷和沉重壓力，使國人在情感與行為上很容易趨向極端──從妄自尊大到極度自卑、盲目排外。這一點是西方人難以理解的。我在國外訪問時與許多西方學者交換關於中國民族主義的成因，談到這個情結時他們大都感到困惑不解。[2]但是，理解這一情結對於認識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形成以及中國人對西方國家的感情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今之論者，多將辛亥革命作為中國民族主義的發端，而筆者以為，其實還可追溯至此前10餘年發生的義和團運動。1899年至1900年間爆發的義和團運動以貧苦農民、佣工、赤貧無產者等社會底層民眾為主體，打著“扶清滅洋”的旗號，在清政府的暗中支持（實為利用）下，到處焚毀洋教堂，破壞鐵道和電線，攻擊外國傳教士和教徒，直至圍攻北京東交民巷的外國使館，處死德國公使。最後，由於清政府與西方列強相勾結，義和團在八國聯軍的武力進剿下被鎮壓下去了。這一發生在百年前的大規模、跨省域的民眾運動將矛頭直指帝國主義的入侵，明顯具有愛國、反帝的性質，對此後的民間民族主義的勃興起了直接的催生作用，對民族心理形成的影響也是長久的。
但正如陳勤等人指出的，義和團運動的負面意義也是不容忽視的：一是其“扶清滅洋”的口號表明它與清朝專制統治者有著十分複雜的關係；二是其具有狂亂、盲目、非理性的排外主義色彩；三是其指導思想和意識形態中帶有傳統民間文化特別是戲曲文化與降神附體的民間宗教迷信的濃厚色彩，顯得極為原始。[3]此論提出的前2種現象至今仍像幽靈一樣，在中華大地和互聯網上到處遊蕩，而第3種現象則在民間仍廣有市場。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帝國的腐朽統治，中華民國於1912年1月1日成立，奠定了民族國家的基本政治架構。革命的主要領袖孫中山早在1903年就師法美國前總統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思想，提出了全新的政治主張──三民主義，其要義之一即民族主義。孫氏提出的民族主義的初始含義主要是反滿，以推翻以滿清貴族為首的專制政權，即所謂“驅逐韃虜、復興中華”。這主要是為了順應當時的革命需要，但明顯存在著大漢族主義和種族主義的傾向。孫中山後來自己也意識到這一點，在辛亥革命後提出了“五族共和”原則以資補救。他說：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如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4]其後於1920年又加以修正：這五族的名詞很不切當，我們國內何止五族呢？應該把我們中國的所有各民族融合成一個中華民族。[5]孫中山還在1921年提出了民族自決原則，並將其載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為中國民族主義的產生提供了理論基礎，但他的民族主義思想存在著一些嚴重失誤，如將血統當作民族形成的首要因素、混淆了國族與民族的區別、晚年力主“大亞洲主義”等。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列強主持“巴黎和會”，中國在外交上遭到失敗，日本取代德國強行獲得在山東的特權，因而爆發了“五四運動”。為解救中華民族的生存危機，“五四運動”提出了徹底反帝反封建的口號，並主張社會、政治和文化革命，從西方引進“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以喚醒民眾、救亡圖強。“五四運動”是中國近現代史上一次最重要的思想啟蒙和思想解放運動，經此一役國人形成了現代民族意識。如果說“五四運動”主要是民族精英的動員，抗日戰爭則是全民族的總動員。面對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和亡國的危險，中國這個總體上仍屬前現代的落後農業大國眾志成城，“地無分南北，人無分長幼”，動員起全民的力量，集合起規模空前的數百萬軍隊，與裝備精良的日本侵略軍苦戰8年，最後在世界反法西斯聯盟的有力支持下終於取得了百年來反侵略戰爭的第一次全面勝利。抗日戰爭的勝利極大地提高了中華民族的國際地位，增強了中華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民族主義情結從此得以寄託。[6]
以上對近代以來民族主義的產生和形成之簡要的縱向歷史回溯意在說明，民族主義發生於特定社會歷史情境，其特性與功能或與其它民族相似，但也有源於文化積澱的成份，大致可分為消極性與積極功能兩類。
中國民族主義的消極特性之一即妄自尊大。傳統文化以為中國即天下，乃世界之中心，視其它國家為“蠻夷”“化外”，認定它們應對中國“向化”、朝貢，即所謂“中央之國，四方來儀”。這種文化令國人的潛意識中深藏著天朝情結及妄自尊大心態。孫中山曾指出：中國為世界最古之國，承數千年文化，為東方首出之邦。未與歐美通市以前，中國在亞洲之地位，向無與之匹敵者。即間被外族入寇，如元清兩代僭主中國，然亦不能不奉中國之禮法。而其他四鄰之國，或入貢稱藩，或來朝親善，莫不仰慕中國之文化，而以中國為上邦也。中國亦素自尊大，目無他國，習慣成自然，遂成為孤立之性。[7]魯迅也一針見血地說過：中國人向來有點自大──只可惜沒有個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愛國的自大。這就是文化競爭失敗之後，不能再見振拔改進的原因。[8]時至今日，仍有國人堅持認為：中華文明至高無上，可以拯救世界、人類；至於西方的科學發明、民主、法制，則中國古已有之；甚或以為21世紀應是中國的世紀等。
其二為“排外情結”。中國傳統中的文化排外主義與文化自大主義是一對孳生兄弟。
表現為以正統自居、閉關自守、孤芳自賞，排斥一切外來事物，蔑視國外先進的東西，抗拒世界主流文明。從義和團運動中可以明顯看到摻雜在愛國主義精神中的這種成份的落後性、反動性和破壞性。[9]
其三可曰國民劣根性。歷經2,000多年專制主義的摧殘，國人的性格中頗多不健康成份，尤其是缺乏同情心、理解心及對公共事務的興趣與熱情，過多考慮私人利益。梁啟超說過：我國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10]他對國人的私德評價也不高，曾製作一“歷代民德升降表”，顯示國人的私德從春秋至20世紀初總體上趨於下降。[11]孫中山和陳獨秀亦直斥國人為“一盤散沙”。魯迅對國民自私、愚昧、冷漠的劣根性更是痛心疾首並無情揭露。他指出：中國人是十足的毫無血性的欣賞殘酷的動物。殺頭，有之已屬不幸，但更不幸的是殺頭在中國居然可以當成古董似的，可供看客們玩賞、過癮和作樂，而國民卻樂此不疲，在生命的悲哀處看出快樂和滿足，在頭顱和鮮血中得到娛悅和享受。[12]國民劣根性植根之深，由“911”恐怖大屠殺後許多國人幸災樂禍即可見一斑。
中國民族主義之消極特性實為中國追求現代化與融入世界文明主流的主要障礙。但它也有一些積極功能。其一是可聚合民族、抵禦外侮。民族主義是強化民族自尊心、自強心和自信心的最有力工具，有助於爭取與維護民族獨立，號召國民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民族主義提倡英雄主義和犧牲精神，可在社會中造就一種奮發向上、團結一心的民族情感和民族凝聚力。當國家面臨外敵入侵時，只有民族主義能很快動員起全民族的各種力量與資源，形成統一的民族意志，同仇敵愾、不怕犧牲、共御外侮，抗日戰爭即為典範。其二是有助於恢復和保存豐富而悠久的民族文化傳統，豐富社會的價值資源和文化生活。它在這一傳統因受到長期清洗和毀損而幾近消滅之際[13]，主張維護本民族歷史、文化、語言甚至物產上的獨特性。其三是鼓勵民族自強。中國文化中素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精神傳統。近代以來，由於長期經受專制政體的暴虐統治與帝國主義的掠奪，中國積貧積弱，國民生活困苦不堪。廣大民眾及各界精英無不渴望民富國強，振興中華遂成為民族精神之核心，而振興之道是實現現代化則日益成為人們的共識。現代化目標不僅涵蓋工業、農業、國防、科技之現代化，亦包括政治、社會、文化與人的全面現代化。在走向全面現代化的進程中，民族主義比任何其它意識形態具有更大的社會動員力，可有效凝聚民心，充份調動各種社會資源。故而我們應對中國的民族主義秉持理性、清醒的態度，克制其消極性，發揚其積極功能，以促進中國的現代化與民主化。
二、中國“新民族主義”的崛起
2年前在一次國外的學術會議上與會學者指出：90年代以後中國大陸崛起的一波民族主義浪潮與“五四運動”為代表的民族主義浪潮之主題並無多少差別，兩者都是追求富強；但與“五四運動”時期的民族主義相比，新一波民族主義面臨不同的制度文化背景，具有不同的意義，故可將90年代後崛起的民族主義稱為“新民族主義”。
與“五四運動”時的民族主義相比，“新民族主義”在內政上顯出保守主義特性；前者對當時的政治經濟體制激烈批判，而後者則對現存體制高度認同，但在國際關係上具有相當之進取性，主張改變現存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要在國際事務中發出不同凡響的聲音，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爭取更多的權力和權益，建立一個符合中國民族主義情懷和國家利益的國際新秩序。[14]
目前“新民族主義”並非統一的觀念體系，其內容及成份相當蕪雜，官方與民間的認知也有相當差異。官方的民族主義定位為愛國主義，其主張是，人民既然愛國就應擁護共產黨的領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而在民間則表現為呼喚中國要強大、要反對美國和西方國家主宰世界。近年來知識界有部份人認為，民族主義有排外之嫌，宜以愛國主義代之。在諸多民族主義論調中，最激進的是“說不”派，他們在代表作《中國可以說不》一書中大聲疾呼：我們的青年應擁有這種自豪感，我們要準備打仗。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15]有人甚至提出，在新的極權主義統治這個世界後，李白詩中那“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的俠客精神乃未來人類的唯一拯救。[16]不難看出，他們的極端主張與本.拉登和塔利班的“聖戰”理念頗有異曲同工之處。
新民族主義崛起的原因很多，除前述歷史淵源外，筆者以為還有以下幾點。第一是官方意識形態的失敗與重建合法性的需要。對執政長達半個多世紀的中共而言，意識形態乃統治合法性之重要基礎。官方意識形態主要由共產主義、社會主義、集體主義、愛國主義（簡稱共社集愛）4部份組成；共產主義為意識形態正確性之依據，社會主義是階段性理論綱領，集體主義是組織控制的依據和倫理基礎，愛國主義則是凝聚人心的口號和旗幟。它曾在1949年之後的一段時期內鞏固並強化了中共的一黨專政，使廣大民眾包括絕大多數知識分子真心以為“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但中共執政的歷史結果及社會的變遷已宣告這種意識形態的失敗。首先，《共產黨宣言》提出的共產主義宗旨是消滅私有制、剝削和資本主義，但以共產主義理念為統治合法性基礎的中共，如今卻正大力發展私有制、縱容剝削、實行“權貴資本主義”，共產主義理念事實上已棄如敝履。其次，社會主義理念之3大基本特徵（“生產資料公有制”、“計劃經濟”、“各盡所能、按勞分配”）[17]在當下的中國已變得面目全非，民營經濟和私有企業異軍突起並在國民經濟中佔有相當比重，計劃經濟已為市場經濟所取代，按勞分配則由按要素分配或按資本份配所取代。蘇聯及東歐的轉型也標誌著世界社會主義體系的消亡和20世紀全球性社會主義大試驗的失敗。再次，在目前人們價值觀念嬗變與崇尚個人主義的時代，集體主義也不再被大多數人所奉行。由於意識形態的失敗直接導致信仰和信任危機以及政權的合法性危機，執政黨不得不對官方意識形態修修補補，以繼續維繫其合法性。而在“共、社、集”都已失效的現實面前，唯有愛國主義──民族主義還具有相當號召力。所以鼓動愛國主義就成為執政黨修補意識形態的最佳選擇。
以意識形態工具從事社會和政治動員往往採取煽情方式，而煽情的有效手法即製造一種“烏托邦”信念，此乃官方民族主義宣傳的重要特點。不管官方民族主義宣傳所構造的“烏托邦”如何虛幻，只要它能有效地吸引民眾並造成信從者的入魔狀態[18]，宣傳者就會樂此不疲地煽動下去。美國康乃爾大學安德生教授（Anderson）認為，通常意義上的官方民族主義，是指國家掌權者因害怕地方分離主義可能瓦解民族國家，而以人為製造出來的民族主義作為維繫民族國家整合的意識形態。但中國的官方民族主義與此含義不同，它被稱為愛國主義，主要是指在執政黨的威權統治下抵禦外部勢力的挑戰，以捍衛執政黨及其政權的合法性。因此，中共在各種場合反復強調“愛國必須愛黨”，這突顯出中國式官方民族主義的性質，它完全服務於執政黨重塑合法性的政治策略。
“新民族主義”的崛起還與傳媒被長期壟斷下的輿論誤導有關。執政黨一向視大眾傳媒為意識形態宣傳工具，並通過其黨務宣傳部門高度壟斷、“嚴防死守”，由此導致了“輿論”的高度一律。報紙、刊物、廣播、電視等幾乎全部掌控在黨的手中，連互聯網也受到嚴密管制。個別媒體稍稍開放一點就受到嚴厲懲戒，2001年以來已有《南方週末》、《書屋》、《南方都市報》、《信息時報》、《北京青年報》、《國際金融報》、《廣州日報》等一批媒體受到整肅。[19]這種狀況導致被《憲法》稱為“國家主人”的民眾無法享有最基本的知情權。長期的信息操縱與“輿論導向”可以產生一種社會控制力，使人們的思想和情緒發生偏移。“六四”之後的意識形態宣傳目標是，對內“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對外“防止資本主義和平演變”，並把“愛國主義”教育列為“五熱愛”之首。
所謂的“反自由化及和平演變”所針對的主要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六四”後中國的人權狀況持續惡化，而美國一直堅持人權外交政策，中、美兩國在人權問題上的對立極為尖銳，執政黨把美國視為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敵人。儘管出於對美國實力的考慮，中共政權在外交上不敢真正與美國翻臉，但在國內的輿論造勢上卻通過壟斷言論的權力極盡“妖魔化”美國之能事。美國在國內外的每一點失誤或問題都被放大為其制度的缺陷，或誇張為美國對外政策的惡果。
中國的主流媒體一直向民眾（特別是年輕一代）灌輸對美國的仇恨，甚至不惜歪曲和捏造歷史，聲稱遠在列強瓜分中國的時代美國就是、而且一直是世界上唯一“亡我之心不死”的超級霸權。這樣就利用製造輿論的力量達到了通過正當組織動員達不到的陰暗目的。[20]許多跡象表明，執政黨長期操縱輿論、控制信息、強制性灌輸洗腦，已在民間造就出自發性的反美民族情緒；民族振興被人為地與強化政權的權威捆在一起，增強國力軍力與反對美國霸權互為表裏，中國正加速向狹隘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演變。“911”之後部份國民的歇斯底里發作，正是中共多年的怨婦腔調和仇恨教育、支持或默許無賴國家和伊斯蘭“聖戰”等外交政策、特別是反美仇美的意識形態灌輸、控制“輿論導向”和剝奪民眾知情權等做法所導致的必然惡果。[21]
“新民族主義”的崛起也與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和國力增強有關。多年來中國經濟維持了較快的增長，2000年GDP躍居世界第七位，外匯儲備僅次於日本居世界第二位，2001年獲准加入了WTO，還贏得了2008年奧運會的舉辦權。這些指標與事件大大刺激了國人及海外華人的民族自豪感，強化了“大中國情結”。在此背景下，一些知識精英提出了“大中國”構想，以“政治中國”（指擁有國家主權的、有領土界定的中國）為中心，以“經濟中國”（指世界各國的華人經濟、商業紐帶所連接的共同體）為基礎，以“文化中國”（指有儒家文化傳統影響的地區）為外圍，視21世紀為“太平洋的世紀”，而在環太平洋國家中則中國佔據舉足輕重的地位。[22]
當然，國內也有學者對“新民族主義”的主張和表現持懷疑態度，並直斥為偽民族主義。例如朱智勇即指出：真正的民族主義應該具有價值層面的信仰與絕對的忠誠，而這種意義上的民族主義在中國其實十分稀缺，至少在漢民族中比較少；國人歷來是非常注重私利與講求現實的，從古到今為了某種價值而忠誠信守者一向不多；在於己無害的情況下，人人都可以表達或渲洩一下民族情緒，一旦出現某種風險的時候，許多人會立即逃之夭夭或噤若寒蟬；而當有某種好處如出國留學、國外定居、外企任職時，則趨之若騖、去無反顧。因此，這種所謂的民族主義是很不可靠和多變的，並沒有多少真實的力量，與其說是“新民族主義”，不如說是偽民族主義。[23]
確實，1990年代以來中國的“托派”（指參加英語托福考試）人數呈直線上升之勢，許多在校學生聲討完美國霸權之後立即投入“托福”考試，千方百計地爭取到美國留學[24]；申請到美國和其它西方國家定居的人數也在迅速增加。
王力雄在論述“911”事件時也指出：西方國家不應被中國的民族主義表象所迷惑。當前所謂中國的民族主義只是一種足球流氓式的宣洩──為己方球隊加油助威和起哄辱罵對方球隊而已──沒有真值得世界畏懼的威脅。真正的民族主義是一種信仰，是要像“911”死士那樣為之捨生取義的；而經過百年“翻餅”最終墜入全民逐利的中國，早已失去信仰立足的基礎，起哄時可以個個踴躍，上戰場則會找不到人影。一旦中國進入一個信息開放、言論自由的多元社會，不再受一黨專政的政治煽動和洗腦，中國今日展現在世界面前的不可理喻，很快就會發生變化。中國的民族主義問題不是中國人民的問題，而是中國專制權力的問題。要避免未來中國成為世界的“黃禍”，唯有改變中國的專制權力。[25]
三、“健康的民族主義”與“病態的民族主義”
“911”事件發生後，國內的反映並不都是幸災樂禍的，有一批知識界及其他方面的人士公開發表聲明譴責恐怖主義罪行[26]。國內頗有影響的報刊如《財經》、《南風窗》、《南方週末》等都發表了譴責恐怖主義的文章。[27]例如，《財經》雜誌全體同仁呼籲：面對敵視一切文明一切種族一切社會的邪惡，全世界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社會、不同的文明，聯合起來！[28]《南風窗》雜誌的國際問題觀察員寫道：恐怖主義不僅挑戰某個政府，更挑戰了人類社會的基本價值觀。今天是美國人，明天可能是俄羅斯人、法國人、埃及人、巴西人、中國人。在無辜的的亡靈面前，恐怖分子的主義和真理顯得非常狹隘、蒼白、野蠻。“911”事件使全世界有了一個明確的共同敵人：恐怖主義。[29]反觀那些“叫好者”，卻鮮有署真名發表意見的，談事實講道理的也不多，絕大多數是匿名在網上亂罵一氣。這種對壘分明的現象或許昭示著國人的分野。雖然不能肯定雙方營壘中的每個人都是民族主義者，但至少他們都自認為是愛國者。分歧在於何謂愛國？愛什麼國？人權與主權孰先孰後？對自由、民主、正義等基本價值取何態度？
儘管世界上出現了像歐盟、東盟、獨聯體等各種形式的國家聯合的趨勢以及成立全球政府的呼聲，但在可預見的將來，國際社會可能仍將以民族國家為基本單位，因此不同國家的民族情感和民族主義仍將各有所托。既然在全球化與中國走向現代化的背景下，獨特的歷史和當下的局勢令國人的民族情感與民族主義不斷提升，就十分有必要釐清兩種不同性質的民族主義，以便能以一種比較恰當的態度去對待世界。
筆者以為，可把民族主義區分為“健康的民族主義”和“病態的民族主義”兩種，兩者之間涇渭分明。在價值標準方面，“健康的民族主義”會主張人權是第一位的價值，人權高於一切；而主張（國家）主權是第一位的價值、主權高於一切的則屬“病態的民族主義”。
在理念取向上，“健康的民族主義”會主張中道、寬容、多元；“病態的民族主義”則主張極端、強制、一元。在對外關係上，“健康的民族主義”會主張和平共處，吸收先進思想與事物，反對恐怖主義；“病態的民族主義”則惟我獨尊，排斥外來事物，同情恐怖主義。在內政事務上，“健康的民族主義”主張人民主權，自由優先，重視民生；“病態的民族主義”則主張國家至上，實行專制，服從強權。當然，對現實的分析比這種概念上的區分要複雜得多，譬如某些傾向極端民族主義的人也宣稱他們擁護民主，其真心如何倒也不難分辯，只須看他對待國內專制統治與政治權力的態度即可了解。
國內有不少人因長期受輿論宣傳的影響，自覺或不自覺地持有某些“病態民族主義”的觀念，這本身並不可怕，大多數人在擁有知情權後會逐步轉變自己的觀念。危險在於某些具有國家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傾向的權勢人物或權勢集團，他們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可能煽動和利用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把本國人民和人類社會引向災難，就像二戰時的德、意、日法西斯一樣。希特勒用來欺騙與奴役德國人民、建造第三帝國、對外侵略擴張、並把全世界引向戰爭和災難的主要工具就是民族社會主義。[30]納粹黨人也曾提出“民族利益高於個人利益”的口號。希特勒還說：個人是短暫的，民眾是永存的；如果自由主義的世界觀在個人的神化之中必定導致民眾的毀滅，在必要時，民族社會主義則不惜犧牲個人來保護民眾。[31]
意大利法西斯頭目墨索裏尼也是用國家、愛國的概念來煸動民族沙文主義的。日本法西斯主義則利用天皇權威和忠君愛國思想推行軍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朱庭光等編寫的《法西斯體制》一書[32]匯集了國內學者的研究成果，深入闡釋了法西斯體制與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的關係，從中可以看到米洛捨維奇、拉登、塔利班及世界上其它極權勢力的影像。“病態的民族主義”一旦被政治狂人操縱就會演變成極端性、惡質化的民族主義──法西斯主義，對人類文明造成毀滅性的後果，20世紀的2次世界大戰已再清楚不過地證明了這一點。“911”恐怖事件再一次提醒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一定要對“病態的民族主義”與各種形式的極權主義保持高度警惕！
“健康的民族主義”首先是開放、溫和、理性、尊崇個人自決權的民族主義。它對外強調與其它文明的和平共處，並學習和吸收各種有益的成份充實自己；對內它接受多元的價值和文化，主張鞏固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制度架構，不致演變為盲目的排外主義。在經濟和文化的國際交流與競爭中，任何國家只有勇敢地打開大門，師人之長、棄己之短，擺脫宗法自然經濟和專制政治的束縛，才能真正富強起來，從而捍衛自己的民族尊嚴。對一個尚未實現現代化的國家來說，英勇反抗外國侵略固然是愛國，維護與外國的和平相處關係、開放自己的國家、促進與外國的經濟文化交流、推動本國的社會進步，同樣體現著崇高的愛國主義精神，而且是更為複雜和艱鉅的任務。[33]中國100多年來落後挨打的一個重要原因正是奉行專制主義的統治者長期實行閉關鎖國政策。文革後的20多年裏中國實行了對外開放政策，學習先進國家的現代化經驗，引進各種稀缺資源，結果是一改“一窮二白”的面貌，使社會經濟發生了巨大變化，國家的綜合實力得到很大提升。對外堅持開放、對內堅持改革、努力發展經濟、實行憲政民主，是古老的中華民族煥發新生與走向現代化的必經之路，捨此別外它途。
“健康的民族主義”還是珍視自由與和平的民族主義。它與“病態的民族主義”的價值觀截然不同，會高度珍視自由與和平的崇高價值，如同匈牙利愛國詩人裴多菲詩中所表達的：“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和平與自由是密不可分的，因為任何形式的暴力在破壞和平的同時也在摧毀自由的基礎，若針對無辜平民使用暴力、剝奪他人的自由與生命，更是不可饒恕的罪行。在當今世界上，恐怖主義與極權主義相互勾結、狼狽為奸，已成為自由與和平的主要敵人，對後者構成了致命威脅；一旦恐怖主義和極權主義者掌握了核武器或生化武器之類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大搞“超限戰”，將給人類社會帶來毀滅性的危險。因此，各國“健康的民族主義”應在維護自由與和平的道義基礎上聯合起來，結成強大的國際力量，共同制止恐怖主義與極權主義對自由與和平的危害。
“健康的民族主義”還是自覺匯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民族主義。世界主流文明已經歷幾百年的發展，汲取了幾千年人類發展的歷史經驗，決不僅是某一些國家和地區人們智慧的結晶，也是整個人類幾千年發展的積累和結晶。在它的發展過程中，曾經遭遇到一系列挑戰，而對於這種挑戰的回應，大多已以經驗、特別是以制度安排的形式積累起來。在中國進一步發展的過程中，如何建立一種能合理配置資源又具有自我發展動力的經濟體制，如何建立一種以法治精神與法律體系為基本框架的社會生活的運行機制，如何建立一種能有效地管理國家並制衡權力、克制腐敗的憲政民主政治，如何在保證社會總體進步的同時最大限度地保護個人自由，如何建立一種使科學和理性的精神能正常發育和存在的人文環境，面對這一系列任務，迄今為止除了國際社會公認的現代文明以外，還沒有另一種文明能提供更成功的系統經驗和制度框架。如果採取狹隘的民族主義立場，排斥世界主流文明，鼓吹意識形態化的“烏托邦”，顯然是沒有前途的。[34]
中國的民族主義如果被導向健康的、開放的、追求自由民主和現代化的道路，那將是中國與世界的幸運。反之，中國的民族主義若被導向病態的、極端的、惡質化的和法西斯主義的方向，則將是中國與世界的災難，這是再清楚不過的事了。
中國人啊！一定要用心去辨識和選擇。
【註釋】
[1] 金耀基，“現代化與中國現代歷史──提供一個理解中國百年來現代史的概念架構”，羅榮渠、牛大勇編，《中國現代化歷程的探索》，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8頁至第9頁。
[2] 著名的未來學家阿爾溫.托夫勒夫婦在《創造一個新的文明》一書中寫道：許多高科技社會的人們很難理解極端民族主義者的動機，他們狂熱的愛國主義激情使人費解。上海三聯出版社，1997年版，第19頁。
[3] 陳勤、李剛、齊佩芳，《中國現代化史綱──無法告別的革命》，廣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0頁。
[4] 《孫中山文集》上卷，團結出版社1997年版485頁。
[5] 轉引自張磊的《孫中山思想研究》，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39頁。
[6] 徐迅，《民族主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42頁。
[7] 孫中山，《建國方略》，見《孫中山選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7頁。
[8] 轉引自沙蓮香主編的《中國民族性》（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67頁。
[9] 王培元，“華夏中心主義的幻滅與近代中國愛國主義的產生”，《知識分子立場──民族主義與轉型期中國的命運》，時代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第302頁。
[10] 《梁啟超選集》，“新民說”第5節“論公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3頁至214頁。
[11] 出處同上，見“論私德”一節。
[12] 劉再復、林崗，《傳統與中國人》，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8年版，第266頁至267頁。
[13] 劉軍寧，“民族主義四面觀”，《知識分子立場》，出處同注[9]，第13頁。
[14] 1999年11月哈佛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和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召開了一次討論台海兩岸民族主義的學術會議。參見林佳龍、鄭永年主編的《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哈佛大學東西方學者的對話》，新自然主義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4月出版。
[15] 宋強、張藏藏、喬邊等，《中國可以說不──冷戰後時代的政治與情感抉擇》，中華工商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41頁。
[16] 引自李白的“俠客行”一詩，見房寧、王小東、宋強所著《全球化陰影下的中
國之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第375頁。
[17] 參見《簡明社會科學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2年版，第524頁。
[18] 徐迅，《民族主義》，第54頁。
[19] 見2001年11月12日《報刊文摘》、2001年第11期《傳媒》等報導。
[20] 林秉賢，《社會心理學》，群眾出版社，1986年版，第335頁。
[21] 劉曉波，“壟斷輿論和灌輸仇恨的惡果”，《爭鳴》（香港），2001年11月號。
[22] 徐迅，《民族主義》，第153頁。
[23] 這是朱智勇在與筆者的一次討論中提出的觀點，此觀點尚未正式發表。
[24] 有人在網站討論中披露，1998年6月29日克林頓到北大發表講演時，當面抨擊美國內政外交政策的幾位學生代表如今多數都在美國生活，其中詞鋒最利的一位女生據說已嫁給美國人，成為身體力行的“國際主義者”。
[25] 王力雄，“武器消滅不了仇恨”，《開放》（香港），2001年11月號。
[26] 如包遵信、劉曉波、任不寐等人發起的“致布什總統和美國人民的公開信”，先後有1,000多人簽名；還有朱學勤、徐友漁、秦暉等人也發表了聲明。
[27] 還有很多發出正義聲音的人士與媒體，在此不一一列舉。
[28] 《財經》（北京），2001年10月號。
[29] 莊禮偉，“9.11事件與全球變遷”，《南風窗》（廣州），2001年11月。
[30] 德國納粹法西斯主義的德文原文是Nationalsozialismus，中文即民族社會主義（縮寫是Nazismus，故音譯為納粹主義）。
[31] 引自朱庭光主編的《法西斯體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11頁。
[32] 出處同上。
[33] 劉軍寧，“民族主義四面觀”，出處同注[9]，第16頁至第17頁。
[34] 孫立平，“匯入世界主流文明──民族主義三題”，《知識分子立場》，第372頁至380頁。
－－《當代中國研究》[2002年] [第2期(總第77期)] 作者為四川師範學院政治法律系客座教授(8/18/2002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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