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成覺：江楠慘過竇娥冤

【大紀元2022年04月17日訊】世界文化名人關漢卿代表作《感天動地竇娥冤》，其中反映的元代官吏草菅人命，老百姓有怨無路訴令人髮指。但大陸文革時期真實的江楠案，較此慘烈百倍，且至今仍未完全申雪，必須追究到底。

在巫寧坤教授的傳世之作《一滴淚》中，提到安徽大學俄語講師江楠的慘死。江楠是印尼歸國華僑，她為人溫和善良，樂於助人。其丈夫林興（1919-1993）曾出使保加利亞，六十年代初，他們夫婦被排擠出外交部，下放到安徽大學後林任工會主席，文革後得以倖存。曾老淚縱橫，泣不成聲地講述稱江楠受他牽連，被下放到農村，因為長得漂亮，被安徽大學工宣隊的幾個人輪番姦污，含冤自殺，屍體埋到荒郊野外，被野狗吃得只剩下白骨。

追根溯源，江楠的慘死，是由於受到糾纏林家三兄妹——林曾同（1917-1969）、林興、林錦雙（傅秀，1921-2001））——多年的所謂「電台案」的株連。而這宗「電台案」起因於抗戰時期，身為地下黨員的林錦雙為掩護「同志」而收藏一隻「黑箱子」。

說來話長，且慢慢道來：

話說林氏三姐妹之父林步隨是林則徐曾孫，曾任中國留美學生總監督和北洋政府國務院祕書長。抗戰爆發後，他已寓居在家，但有民族氣節，決不和日本人合作。

1942年5月的一天，地下黨直接領導傅秀的張宏飛，提著一個小黑箱子到林家，叮囑要收藏好，傅將之藏在自己屋裡床下。幾天後，地下黨有叛徒供出林家是抗日據點。傅奉命緊急轉移，行前匆匆交待大哥林曾同替她保管好那個黑箱子。

翌日夜間，日本憲兵隊跳牆進入林家抓人，撲了空，留下三人蹲守，把全家人看管起來，連癱瘓在床的林步隨也不例外。林家是個三進三出的大宅院，房間很多，日本憲兵隊急切之下來不及翻每個箱櫃，毫無所得，悻悻而歸。林曾同突然想起妹妹的交待，趁看守不備溜進傅秀的屋子，打開箱子一看，發現裡面全是電訊器材（電子真空管）。他和弟弟林興在看守的眼皮子下一個放哨，一個動手把電訊器材分散，藏在壁爐煙道和屋內頂棚裡。傅秀離開北平去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前，曾悄悄回家拿禦寒衣服，才得知箱子裡裝的是電訊器材。

日本憲兵隊一直盯著林家，半年後，他們又把林興抓走，對他動刑，逼問傅秀的下落。日本人先是用毛巾蒙著臉澆涼水，但林興喜好運動，能憋氣，日本人又灌辣椒水，踩肚子，坐老虎凳，嚴刑逼供，但他確實不知妹妹的下落，日本憲兵隊抓不到把柄，最後只好放人。

中共建政後肅反運動中，林曾同在自傳中主動交代了掩護這箱電訊器材的事，結果惹出麻煩。他所在單位把這當做大事，派人外出調查，幸好找到當事人張宏飛，證實那是他存放的抗日捐贈物資。調查人員又專門去了林家，果真在壁爐煙道和屋頂棚找到存放的電訊器材，其型號和年代，確是當年的產品。經過一番審查，最後給此事做出「存放的是抗日電訊器材」的正式結論，並把結論抄送給傅秀以及林興夫婦所在的單位。

文革浩劫中，除供職於安全部的大哥1969年病逝外，剩餘兩兄妹先後大禍臨頭，他們年輕時為抗日救國而投身的這場革命變了味。

傅秀首當其衝，她對這場鋪天蓋地而來的運動很不理解，在家裡和別人議論說肅反時康生如何在北京醫院裝病，躲避審查，而醫生們認為他根本沒有病；還說了江青在北京醫院養病時如何整治護士，如讓護士一天給她織一件毛衣，還強迫護士跪著給她洗腳等。傅秀擔心這幫人上了台，國家可要遭殃了。

結果禍從口出，她的朋友將她出賣，將此材料匯報康生。康生親筆在上面批示，說她是「楊獻珍的走卒」，「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1968年5月，她從家裡被抓走時，罪名是「現行反革命」，「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但關到秦城之後審訊者對「炮打」一事絕口不提，只是再三追問燕京大學地下黨和電台問題。

原來他們推翻了以前的結論，硬要把電訊器材零件說成是電台，把為抗日捐贈說成是為聯絡敵偽，他們上掛以劉仁為首的北平地下黨，下連燕京大學的抗日知識分子們，甚至把外籍的夏仁德教授為燕大學生收藏過抗日文件也說成是燕大地下黨被外國人操縱。燕大女同學何美一（後任北京醫科大學教授）因為去林家被日本人帶到警察署審問過，文革中也被關進牛棚。

史無前例的文革浩劫，首先指向了彭真、劉仁為首的北京市委，北平地下黨已被文革權貴們定為特務黨，但一直也沒有抓住任何證據說明它有問題，直到1968年夏天彭、劉專案也無法定案。此時，毛澤東和文革權貴們急著召開九大顯示「勝利」，因此提出「專案工作要為政治服務」，給了專案組「先抓人，後找證據」的權力，首當其衝的是燕大地下黨，他們以「電台」事件開刀，重翻舊案。

從1968年夏到1969年秋，林家兄妹接連遭難，先是傅秀被關進秦城監獄，然後是林興被宣布有嚴重問題，單獨監禁在安徽大學牛棚，江楠因此被下放農村，被工宣隊輪奸，自殺身死。這一連串殘害林家人的事件誰是主謀？

1968年6月，江楠長子高文宜打聽到地質部軍代表郭毅住在報子胡同（傅秀在地質部工作），便硬著頭皮闖到他家，郭毅是個老軍人，一見面他就勸高不要再寫上告信了，他說：「批准逮捕你母親的就是總理周恩來，他是根據遼寧大學造反群眾的揭發，並沒有向地質部核實，已經把此案交給中央一專辦彭、劉組（中共中央第一專案審查辦公室彭真、劉仁組）管，只有地質部專案組的人才能和他們聯系，我們都不能過問。」高很震驚，原來是周恩來批准抓她母親的，周是中央一專辦牽頭人，出面替康生報私仇。他明明知道傅秀在自己家裡議論康生並沒犯法，但還是強行逮捕，先抓了人，後找證據。把江楠關進秦城之後，他們捏造了一個假罪名：將當年為抗日出力的林家說成是敵偽特務的聯絡點，把被掩護的電訊器材零件說成是敵偽電台。他們在地質部成立了江楠的專案組，在安徽大學成立了林興的專案組，專案人員受一專辦彭、劉組直接領導，而一專辦向總牽頭人周恩來彙報。

四人幫倒台後高見到二舅林興，證實了中央一專辦彭、劉組就是他被監禁審查的幕後指揮者，林興說：1968年11月，工宣隊接到一專辦的通知後，立即成立了林興專案組，把我單獨監禁在安徽大學的牛棚，把江楠下放農村。他們反覆追問我，1942年夏掩護電訊器材的經過，以及當年你母親帶我到晉察冀根據地參加八路軍的經過。很顯然他們想要從我口裡找出疑點去整你母親。當年日本憲兵隊想從我口裡得到你母親的消息，他們拷打我坐老虎凳灌辣椒水，但是什麼也沒得到。這次是工宣隊，他們逼我交代你母親的問題，揪鬥遊街單獨監禁，仍然什麼也沒得到。可是工宣隊禍害了江楠，只剩下從荒野裡撿回來的骨頭，我再也見不到她了…，說著說著淚水順著這個硬漢子的臉膛嘩嘩流下，這情景深深印在高的腦海中。

當年的「中央一專辦」權力之大可與當今的「中紀委」有一比。高曾親身同一專辦彭、劉組的軍代表們打過兩次交道，他們的辦公室就在北京寬街一所幽靜的院落內。

第一次打交道是在 1968 年秋，高以給母親送幾件冬衣為由，問他們傅秀究竟有什麼問題，他們神情緊張，避而不答。反過來追問高是誰告訴他一專辦地址的，聲色俱厲的要高揭發母親的「罪行」。原來他們沒有找到任何能證實林家罪名的材料，正在氣急敗壞之時，得到傅秀的同父異母妹妹林子東的揭發材料。

林子東交代說：「電台來路可疑，傅秀是鬼域人物…」「1956年傅秀在全聚德招待為電台案做證明的人，他們聚在一起商量對抗審查的攻守同盟…」。

專案組如獲至寶，逐條逼問。他們得意地說：「林子東都說傅秀是鬼域人物，她絕對不會誣陷自己姐姐的。」於是總參海運倉學習班開大會批鬥高的父親，專案組對之辱罵恐嚇，動手打人，不讓睡覺，不讓回家，非要高父親承認傅麗是特務。連陪鬥的張先生也不能忍受這種人身侮辱，跳樓自殺摔斷了脊椎骨。

林興就是在這時被一專辦單獨監禁在安徽大學，他與憂心忡忡的江楠分了手。但是一專辦從林興那裡什麼也沒有得到。

第二次打交道是在1974年夏，一專辦彭、劉組副組長、軍代表唐某找高談話，此時江楠已經慘死，傅秀被關秦城六年精神失常，拒食脫水，奄奄一息。為了救母親，高曾求外交部龔普生大使將他的求救信轉交給鄧穎超，據說鄧接過信後連一眼也沒看便扔在桌上，嚴肅地批評龔大使說：「以後少管這種閒事，不要給恩來惹麻煩」。

高很不平，明明是周恩來非法抓人，把他母親監禁到奄奄一息，也不讓治病，這是「閒事」嗎？這個看上去慈眉善目的老女人，內心真是冷酷無情，膽小自保，見死不救。

幸運的是高還有另一封信，由他父親轉遞葉劍英元帥，據說葉帥批示要一專辦治病救人，一專辦才不得已找高談話。這個談話的人姓唐，是從解放軍政治學院調來的，他說：你也不要到處寫信告狀了，信都轉到我這裡了，我們安排你母親去復興醫院，「保外就醫」總該可以了吧。唐某還惡狠狠地說：你母親議論康生和江青同志是有罪的，你要劃清界限。

中央一專辦替權貴們報私仇有恃無恐，對被審查人卻「查明無罪，也不釋放，關死為止」。他們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釋放任何犯人都需要經過中央一專辦的牽頭人周恩來簽字，而周恩來要等到文革權貴同意才肯簽字。高母親的案子涉及康生、江青，釋放她要經他們同意才行，這如同與虎謀皮。實際上，林家的「電台」冤案早已查清， 連捐贈此箱抗日器材的人和直接經手的人都找到了，並且做了證明，一專辦還是不結案，林興仍然不能釋放，就這樣放走了殘害江楠的工宣隊，使他們平安回到安徽馬鞍山鋼鐵公司，犯罪人互相包庇，至今逍遙法外。

文革把一批馬鞍山鋼鐵廠的工人送進安徽大學，讓他們有機會決定知識分子的命運，而中央一專辦指使工宣隊關押林興，使他不能保護妻子。這些舉措激發了馬鋼工人的醜惡的慾望，他們趁火打劫，輪番侮辱強奸了被審查人的妻子江楠。

江楠人長得漂亮，會打扮，穿著洋氣，與當時一片灰藍的眾人色調不同。那班工宣隊員早就垂涎欲滴。

經過是這樣的：

1968 年冬，工宣隊故意把林興、江楠夫婦分在兩地，先是在全體人員參加的寬嚴大會上宣布林興有嚴重問題，把他單獨監禁在安徽大學牛棚內，隨後又把江楠下放農村。工宣隊頭目們借調查林興問題為由，在談話地點輪奸了江楠，並威脅說如果膽敢泄露，將嚴辦林興。孤獨無助的江楠上告無門忍無可忍，曾將此實情告訴過知心好友李怡楷，她是巫寧坤的夫人。

不久江楠發現自己有孕了，她向外語系工宣隊頭目請假，要去醫院打胎。但那時打胎必須提供男方姓名。這個頭目不但不給開信，反而威脅說，如果她膽敢泄露工宣隊強奸她的祕密，將以「腐蝕工人階級」罪論處。江楠走投無路，想到將要帶著這種奇恥大辱活一輩子，她痛不欲生，曾對好友吐露過唯有一死了之。江楠還淒慘地說：如果有一天看到她的窗前擺著一盆花，那就是她已經走了，請在林興獲得自由之日，轉告他江楠是清白的。

據《一滴淚》記載，江楠是在她所住的社員家上吊死的。這幫毫無人性的馬鋼工人在伙房牆上門前貼滿黃紙標語：「江楠畏罪自殺，自絕於人民，現行反革命死了活該，一張蘆席裹了當狗埋」。

《一滴淚》說「她的屍體確實是用一張最便宜的蘆席淺埋在一個墳坑裡。她身上穿的一件毛衣被盜走之後，屍體就暴露出來，有人不忍心挖了幾鍬土蓋上…」。後來林興告訴高更多更悲慘的情景：「她的墳再次被盜，盜走了她身上僅有的衣服，留下赤身露體的江楠躺在荒野裡多日，野狗把屍體撕咬得殘缺不全，只剩下白骨…」社員憤怒地質問：「這位女老師到底犯了什麼錯，就活該被野狗吃掉？」

文革後江楠一案雖然得到平反，賠了一點錢，但是對犯罪人的調查至今毫無結果，因為工人階級的形象不能被玷污。

江楠含冤而死，但是《一滴淚》記錄了她生前身後的悲慘遭遇，它告訴世人發生在五十年前安徽農村的一幕：工宣隊集體殘害一個被下放的普通女知識分子，死後她被暴屍荒野，任憑野狗凌辱屍體的真實故事。

高文宜寫道：

江楠自殺是受我母親案子的牽連，冤有頭，債有主，寫出來為歷史作證，為把所有涉案的惡人包括始作俑者中央一專辦和它的牽線人都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讓這些披著人皮的鬼魅再也不能害人了，讓江楠在天之靈得到安寧。（《我所知道的江楠之死》，2010年9月9日，寫於美國馬里蘭州。載於香港中文大學《民間歷史》）

讀者至此可以洞悉，「人民的好總理」及其妻子——外表慈眉善目的「鄧大姐」，會喪心病狂地為討好康生、江青一夥，公然以別一面孔示人。周置自己外交部的老部下於水火，鄧訓斥前來求助的老同志。筆者曾在《黑白參半周恩來》中披露了周若干劣行，看來實在是掛一漏萬。

人生有限，學問無窮。魯迅斯言值得我們深思。世事洞明皆學問，我們都要努力提高識別能力，即粵語所謂「帶眼識人」！勿受其美譽或面具迷惑輕信，謹以此與諸君共勉。

責任編輯：高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