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思想領袖

【思想領袖】從阿富汗到中國 援助最弱勢群體

人權活動家傑森‧瓊斯講述了他如何致力於幫助最弱勢群體,從阿富汗的婦女兒童、到中國的維吾爾人和法輪功學員,以及其他受迫害的群體。他還談到了對於西方世界在這些人權危機中應該採取什麼行動的看法。(《思想領袖》提供)

【大紀元2023年07月20日訊】(英文大紀元資深記者Jan Jekielek採訪報導)

傑森‧瓊斯:「我保護不了自己的孩子」,當我看到這位父親的眼神時——他救不了他的孩子——就在那一刻我明白了,我要用我的餘生幫助那些走投無路的父親們保護自己的孩子。

楊傑凱:今天我採訪了傑森‧瓊斯(Jason Jones),他是一位電影製片人和人權工作者,他將自己的人生奉獻給了保護世界上最脆弱的群體——從中國受迫害的宗教團體,到美國在阿富汗的盟友的家人。他是「人權教育和救濟組織」(Human-Rights Education and Relief Organization, H.E.R.O)的主席以及「關愛弱勢群體」項目(Vulnerable People Project,VPP)創始人。

傑森‧瓊斯:我們總是說,「德國人(對屠殺猶太人)都了解什麼?德國人是什麼時候了解的?」但我們需要捫心自問的是:我們對維吾爾族種族滅絕了解多少呢?我們對法輪功了解多少呢?我們是什麼時候知道的?

楊傑凱:這裡是《美國思想領袖》,我是楊傑凱。

成立解救組織 旨在幫助處於絕境中的人們

楊傑凱:傑森‧瓊斯,很高興你能來到《美國思想領袖》節目。

傑森‧瓊斯:楊,很榮幸能上你的節目。

楊傑凱:傑森,你的組織在世界許多地方開展工作,致力於幫助你所稱為的弱勢群體。我想到的例子就有,在阿富汗,你現在在那裡的工作,是支持一些受災最嚴重的人,失去家人的人。這對我來說是一個了不起的故事。你還在世界其它若干地區與弱勢群體合作,尤其是你主要在中國開展的這個救助天主教主教(獲釋)項目,我想談談這個話題。你是怎麼投身這一切的?

傑森‧瓊斯:楊,謝謝你的這個問題。你知道,過去100年來最偉大的劇作家之一大衛‧馬梅特(David Mame)說,作家們寫作都是出於與海狸啃木頭相同的原因:因為它們的牙癢癢了。也就是説,我管理著一個組織,我二十多年前創立了它,旨在保護弱勢群體免受暴力侵害,因為我的牙齒在「發癢」。一想到有些孩子們正身陷種族滅絕、屠殺、全面戰爭的環境中,我的牙齒就「發癢」。

我創建組織的想法其實誕生於我年輕當兵的時候。我17歲生日那天參了軍。我高中時輟了學,在17歲生日那天,我參了軍。我參軍是因為就在我17歲生日的前幾天,我高中時的女友在那個星期六的早上騎自行車5英里找到我家,走上樓梯進到我的臥室,然後說了一句話,把我驚醒了:「我懷孕了。」

我母親在16歲的時候生下了我,所以我小時候的夢想就是,我想成為一個完整家庭的父親,我妻子和孩子會幸福又安全。這是我的夢想,那時候我想成為一名職業足球運動員,以實現該夢想。但當我發現我高中女友懷孕了,我知道我可以去參軍(來解決問題)。因為我一個朋友剛剛通過一個針對陷入困境年輕人的特別項目做到了,我也是陷入困境的年輕人,我知道我有資格被錄取。

當我在接受基礎訓練時,我高中女友隱瞞了她懷孕的事實,服用著維生素,並給我寫信。但是大約在我畢業回到家前兩週的時候,在一個星期天的早上,我接到一個電話。我正在清洗鍋碗瓢盆,一個朋友跑進我所在的廚房,說,「出來接電話。你女朋友在哭。」

她哭得厲害,我一輩子從沒聽到任何人那麼哭過。我唯一能給出解釋的是她的靈魂在哭泣。她不停地說:「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不是我要幹的。」然後她爸爸抓過電話說,「我知道你們的祕密,但它已經沒了。我帶她去墮了胎。」

一個教官掛斷了電話,我打了他一拳。另一名教官抓住我的衣領,把我拖進上尉辦公室,然後把我摔到椅子上。我一個勁地哭,說:「報警!我女朋友的父親殺死了我的孩子。」當我向我的上尉解釋時,他是一位高大的陸軍騎兵,他的眼淚一下子就湧出來了。光是聽著,看著我哭,他也哭了。當我解釋發生了什麼事情後,他困惑地看著我,說:「我為什麼要報警呢?墮胎是合法的。」

在我成長的過程中,我從未去過教堂。我對政治一無所知。當時還沒有谷歌,甚至24小時有線電視新聞也沒有。我不知道在我們國家殺死我們家庭中最脆弱的成員——子宮裡的孩子——是合法的,直到我發現我的孩子被打掉了。我無法向你表達,這件事是多麼的讓我震驚。

可能僅僅四個月後,我第一次被部署到海外服役,我看到一位父親帶著他的兒子,孩子病得很重,奄奄一息,當時我們正在泰國偏遠的山區沿著公路行軍。我記得我和這位抱著兒子的父親目光交會,他的兒子並不比我小多少,我當時17歲。我當時還年輕,這個男孩可能13歲,不過他看起來好像只有60磅重。

我問翻譯,「他(這孩子)怎麼了?」翻譯說:「我不知道,但他快死了。」那位父親和我對視了一眼,你知道,我們當時在泰國最偏遠的地區。那位父親抱著他的兒子靠在柵欄上的眼神,讓我至今仍然感同身受。

就在那一刻,我明白了我想要用我的餘生幫助那些走投無路的父親們保護自己的孩子。因為我認為我是一個堅強的年輕人。我想變得堅強。我的一生都是這樣,「我要堅強,我要聰明能幹,我會努力工作,我的家人就會很安全。」但我無法保護自己的孩子,讓他來到世上。

當我看到這位父親的眼神時——他救不了自己的孩子——我真的明白了弱勢群體並非弱者。他們是堅強的人,卻身陷絕境。於是我成立了我的組織,這樣我可以和那些處於絕境的、堅強的人站在一起,我可以激勵其他人和他們站在一起。而當有足夠多的人和這些走投無路的弱勢群體站在一起的時候,就會發生轉機,然後我們可以把他們從他們身處的災難中解救出來。

當我看到這位父親的眼神時,他已經救不了他的孩子了。我真的明白弱勢群體並不是弱勢群體。他們是處於不可能境地的堅強的人。我成立了我的組織,這樣我就可以與處於絕境的堅強的人站在一起,這樣我就可以激勵其他人與他們站在一起。當有足夠多的人與這些脆弱的社區和不可能的情況站在一起時,它們就變成可能的情況。然後,我們可以幫助他們從所處的困境中擺脫出來。

在阿富汗經濟全面崩潰後 援助陷入饑荒的民眾

楊傑凱:這非常了不起,鑒於美國已從阿富汗撤軍,以及之後關係的走向,而你實際上能夠通過你在那個國家的組織來(為他們)提供食物和燃料。

傑森‧瓊斯:是啊,我在阿富汗的工作同樣是來自一通電話。我當時正在與新冠肺炎搏鬥,病得很重。2021年8月初,我躺在家裡辦公室的沙發上,電話響了。是一位曾經為我工作過的年輕女士打來的。我也製作電影,那是一位來自好萊塢的年輕女演員。

她說:「我一位最好朋友的婆婆——她丈夫是阿富汗人,他拍了一部反塔利班的電影——收到了一封死亡威脅信,說當他們來到喀布爾時,他們會殺了她。你能救救我朋友的婆婆嗎?」

於是我說:「我看看我能做些什麼吧。」我當時正在服用潑尼松治療肺炎。我打開筆記本電腦,抓起手機,給我在國務院認識的人打電話。我開始聯繫我認識的各個地方的人,我是能夠幫助這個女人的。第一天結束時,消息傳開了,我在一個Excel文檔中有了大約12個(需要救助者的)名字。

到第一週結束時,我記得有了576個名字。我就是這樣開始的。「如果我能救我朋友的母親。」「如果我救這12個人。」我的一個朋友是陸軍上尉,他打電話給我:「你能救我的翻譯嗎?」一位牧師打電話給我:「你能救救一個小基督徒群體嗎?」到第一週結束時,我們接觸到了近600人。「好吧,看我能不能能把這600個人救出來。」

三週後,我意識到我需要僱用員工並建立我們稱為「阿富汗希望」(H.O.P.E. for Afghanistan)的計劃。由此,我們實施了一個行動,已經疏散了數千人、並重新安置了數千人。但到了去年冬天,那是一個殘酷的冬天,新冠肺炎政策把世界推向了二戰以來已知的最大的饑荒的邊緣。

[H.O.P.E.是健康(Health)、機會(Opportunity)、能源(Power)、教育(Education)的縮寫。]

然後當時,阿富汗經濟全面崩潰,一個艱難的冬天即將來臨。那裡變得很冷了。我們籌集資金來疏散和重新安置人們,支付簽證費用,支付鄰國安全住所的費用,我看了看我們籌集到的金額。我們籌集了一些錢,我想,「我該如何部署這些才能做到最好?」我的一位阿富汗夥伴說,「你知道嗎,村莊裡發生了大規模的饑荒。」我們派出了小組,深入村莊,發現一家一家的人看起來好像睡著了,實際他們已經死了。

我們把錢分開,花250美元養活一個7口之家度過冬天,同時也為他們提供煤炭。我們籌集了50多萬美元用於我們的疏散計劃,然而沒有任何國家給他們發簽證。我說:「我們改變一下,把籌集來的每一分錢都拿出來用於這個冬天的食物和煤炭。」我們推出了我們稱之為「聖誕節送煤炭」的行動。事實上,我可以說,我在聖誕節送出了比聖誕老人送的還多的煤炭。

僅今年冬天,自平安夜起,就有50萬份餐食由「關愛弱勢群體項目」(VPP)送出,我們還將煤炭運到了阿富汗各地的社區。我的團隊經常用驢子馱著,冒著嚴寒穿山越嶺把煤送去。這就是我們的目標,接觸像哈扎拉人這樣的少數族裔、有30,000名基督徒,還有我們在行動中喪生的阿富汗盟友家裡遺留下的寡婦和孤兒,現任阿富汗政府明顯的充滿敵意,已經沒有人幫助他們。

所以通過我們所稱的「高尚兄弟行動」,我們尋找,查明我們陣亡的阿富汗盟友的每一個寡婦和所有的孤兒,並確保我們提供給他們生存所需的支持。但這一切都始於一位曾經為我工作過的年輕女子打來的電話,她說:「救救我朋友的婆婆吧。」

我們並不天真 知道我們的工作有風險

楊傑凱:在這種情形下,很難想像這個對你剛才描述的人群充滿敵意的政府,會讓你在那裡活動。這是如何運作的?

傑森‧瓊斯:塔利班並非鐵板一塊。通過我在世界各地的工作我發現了一點,當我們出現在現場時,我們會探究誰是「白帽客」(有道德規範的人)誰是「黑帽客」(無道德規範的人)。我不探究什麼帽子,我尋找受苦受難的人,為他們服務,不論冒著什麼風險。當你為弱勢群體服務時,你會變得和他們一樣脆弱,就這樣。

甚至可能在美國,一旦你站出來反對中共,你就給自己帶來了麻煩。球星坎特(Enes Kanter Freedom)被趕出了NBA。你能想像嗎?他被NBA開除了,因為他公開反對種族滅絕。真的難以置信,但情況就這樣。所以我們並不天真。我們知道我們的工作有風險。

你知道,我去過蘇丹,曾與基地組織成員面對面。我可以眼睛看著伊拉克「伊斯蘭國」組織,他們也可以看著我。不過,我想說的是,阿富汗的實際情況是,這個國家有50%的人口正在餓死。這個國家90%的人吃不飽肚子,50%的人在艱難求生。這真是難以置信。

我不認為任何人,伊斯蘭國,也許還有塔利班一些更極端的分子可能對我們做的事不滿意,不過,我們的團隊還是被允許運作,為那些社區服務,我不得不說,我們覺得有點不可思議。而我們只是埋頭幹活。我簡直是一本開放的書:我是一名作家,我有一個播客頻道,我也不過濾誰。他們知道我們是誰,他們知道我是誰,也知道我的動機。

我的動機其實很簡單。我的牙齒在「發癢」:有些孩子們快要餓死了,有些父親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孩子快餓死了。我想給那些父親提供必要的支持,讓他們的孩子能夠活下去。這就是我的目標。這與政治無關。我不是去改變他人信仰的。我是去盡我所能讓盡可能多的孩子活過那個殘酷的冬天的。這就是「關愛弱勢群體項目」在那裡存在的原因,這就是為什麼為我工作的人在進行著他們所做的工作。

如何面對幾乎不可能的情況

楊傑凱:哦,聽起來那兒的狀態將糟糕得令人難以置信,如果那裡的管理機構說上一句:「對不起。我們不會讓你送這些東西。」不過我的問題是,你要幫助的這些特定的人員中,是否有一些人受到政府的監視,或者,在某種程度上受到迫害?

傑森‧瓊斯:被迫害,絕對是有的。有一些我們必須支持的人……要知道,當我們給他們送食物時,事情有點棘手,絕對是這樣。我們始終希望為最弱勢的群體服務。我們從底層開始。比如,「誰快餓死了?」

有時,其他組織會說,「你為什麼要去那些農村地區?」我說,「因為他們快死了。村裡大約10%的人口已經死了。」所以這就是我們開始做的地方。我有時甚至和我們在當地的合作夥伴明確說明這一點。他們習慣於與西方非政府組織打交道,那些人喜歡名氣,喜歡影響力。

當人們打電話給我,開始吹噓他們和什麼什麼人關係走得近,我只是說,「好的,那麼我們就不幫你了。」我們是「關愛弱勢群體項目」,我們不是有錢有關係的騙子項目。還有很多其它組織你可以去聯繫,他們熱衷於幫助有權勢的人,他們一起騙人。那不是我們的使命。

我們繼續和「關愛弱勢群體項目」創始人兼主席傑森‧瓊斯交流。

楊傑凱:你剛才說的這一切,有些讓我印象深刻,面對這些不可能的情況,你必須嘗試一下,是吧,看看會怎麼樣。這就是你一直在做的事情,是嗎?

傑森‧瓊斯:是啊,事情並非不可能,是吧?我告訴我的團隊,沒有不可能的情況。我們遇到一些問題看似不可能,但事實並非如此。我們必須停下來,必須思考,必須有毅力。我們的目標必須可管理,使我們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

撰寫新聞稿,獲得新聞報導,然後籌集所需的資金,然後成功地分發下去。你知道,我當過步兵,我見識過。我曾在陸軍步兵部隊服役。當你中了埋伏時,被敵人包圍時,一片混亂,你聞到了(烤焦)人肉的氣味,子彈亂飛,炸彈在爆炸,你的手放自己面前你都看不到,你怕得要死。你(得憑藉)受過的伏擊訓練,射擊你前方的目標,並繼續前進,直到再也沒有目標。我告訴自己的團隊,我們拯救我們眼前的生命,我們不會停止行動,除非所有的生命都得救了。那就沒事了。

所以,無論情況多麼亂,無論我們多麼害怕,無論看起來多麼沒指望了,我們的工作就是挽救眼前的生命,救那條命。有時候我們進行了一次引人注目的救援,吸引了國際媒體的關注,有朋友說:「你感覺好嗎?」我不得不說,說實話,我沒感覺好。我只是那天感覺不糟而已,因為我們知道,今天我們什麼人沒有救出來。我們知道今天有多少人快餓死了。但也許那天我感覺沒那麼糟糕。

弱勢群體並不總是窮人 還有如黎智英、陳日君等

楊傑凱:聊一些令人難以接受的事情行嗎?

傑森‧瓊斯:好的。

楊傑凱:梵蒂岡與中共就任命主教達成了協議。很多人不知道這件事,也許我會請你為我重新講講這件事。不過,(中共任命主教的)既有官方的國家的天主教會,也有官方的(民間)天主教會。這是多麼奇葩的一個現實!是吧?

傑森‧瓊斯:是很奇葩的現實。

楊傑凱:而你們試圖幫助那些人……實際上在這個體系中有一些天主教主教受到(中共)迫害,但仍然有(梵蒂岡與中共的)這種合作。很難想像這怎麼可能。

傑森‧瓊斯:很令人困惑,是吧?你知道,我總是努力向人們表達的一點是,弱勢群體並不總是窮人。有時他們是富人。有時富人就像從山谷中可以看到山頂的雪。所以你現在看看中國,中共抓了黎智英,他是一個天主教平信徒,非常顯赫,非常富有,估計他會死在監獄裡,很可能會死在獄中。而羅馬天主教會的統治層面一直保持沉默。

還有樞機主教陳日君。你知道,在美國我是一個美國天主教平信徒,而樞機主教陳日君是多年來我一直非常欽佩的人。我們很多人都希望他能成為教宗。直到教宗本篤(十六世)(在2022年12月31日)去世,他(去梵蒂岡出席葬禮時)才得到教宗方濟各的一次簡短接見。陳樞機只是中共對主教進行迫害的冰山一角。

我們有七位主教,正在黑暗的監獄裡飽受牢獄之苦。據傳他們中一些人已被害。我們有無數的、成千上萬的天主教徒正在中共的監獄裡飽受煎熬。中共在如何圍捕人們,如何讓人們失蹤方面非常老練。當然,在西方,沒有任何聲音發出。

但在我看來,教宗方濟各的沉默,還有教會統治層面的沉默,是相當可恥的。你知道,醜聞意味著絆腳石。我總是告訴我的團隊,我們要把這些絆腳石堆起來,站在上面,向世界吶喊。在很多方面,我認為教宗方濟各的沉默可以成為我們的擴音器。

挺身保護受中共迫害的宗教群體

教宗方濟各為什麼對法輪功被迫害不發一言?為什麼他對這場針對維吾爾人這個少數民族、宗教少數群體的種族滅絕不發一言?有300萬人被關押於集中營,就像是六個世紀前的歷史上,基督徒遭受的一場大屠殺,有難以想像的罪惡,比如活摘器官。這是無法形容,無法想像的。

教宗方濟各從來沒有大聲說出「維吾爾人」這個詞。從來沒有大聲說出過。我們總是說,「德國人(對屠殺猶太人)了解什麼?德國人什麼時候了解的?」德國人了解的不多。德國人當然不了解。那些人生活在一個專制社會內,沒有大眾傳播環境。他們所知道的是傳聞,很容易被人忽略。

但我們需要捫心自問的是:對維吾爾族種族滅絕我們了解多少呢?對法輪功我們了解多少呢?什麼時候了解的?我們對美國公司使用奴工製造產品了解多少呢?打個比方,假如我們有一盞(能照出血跡的)藍光燈,能夠透視我們所有人的家,那將是一個犯罪現場:我們的電子產品,我們的衣服,我們衣服裡的棉花……我們的房子到處都是血跡斑斑(的奴工產品),我們知道這一點。

問題是我們知道,我們是了解的。我並不是說那個每天早上醒來把孩子送到學校,然後開車去消防站的人,必須組織起來解救維吾爾人,或者解救那些失蹤的主教。但我想不通的是,為什麼我教會的統治階層一直就全球變暖和(同志)彩虹旗等熱門問題上彰顯道德高尚,為何他們從來不提維吾爾人,為何他們不能為自己(的信眾)而戰。

耶穌基督說:「即使是外邦人,甚至他們也愛自己的人。」我們是更糟了嗎?我們比基督啟示之前的異教徒、外邦人更糟糕了嗎,我們甚至不記得自己(的信仰)了嗎?我們會為記住自己(的信仰)感到尷尬嗎?你知道,人們經常贊揚我聲援其他少數族裔和宗教少數群體,可是當我為了自己(的信仰群體)挺身而出時,他們就鄙視我。如果我不願意為被中共打入監獄的天主教主教而戰,你應該相信我為什麼要為了維吾爾人而戰的動機嗎?

這樣做會讓人喜歡我嗎?這是為了顯示我有多寬廣的胸懷和寬容嗎?這是顯示道德高尚嗎?不是。我為人民而戰,我不看他們的宗教信仰,我不看他們的種族。是因為我想到有人正在遭受拳打腳踢、棍棒毆打、虐待、酷刑、監禁、殺戮,而我生活的世界卻舒適、奢華得難以想像。

有為他們發聲的各種科技和機會而我卻不打算這樣做?為什麼?因為我得在家看一些很棒的流媒體系列片嗎?不不不不。我要為維吾爾人而戰。我要為法輪功而戰。

但你可以放心,我也會為我自己的信仰而戰。我要為我的同宗教友而戰。我要為天主教神父而戰。我要為天主教主教而戰。我要為黎智英這樣的天主教平信徒而戰,靠著上帝的恩典,他不會死在監獄裡。我確信他不會有問題。我確信他會坐在那祈禱,他會更接近上帝,但那是他的事。

但是我要做的事是,作為美國一個天主教平信徒要把他從監獄裡救出來,把我們的主教們從監獄裡都救出來,並推翻中共,因為中共是一種威脅——首先是對中國人民、對所有中國人的威脅,然後是對鄰國的威脅,現在是對世界的威脅。

我的工作就是搶著救世上的人 這樣後代才能生活在和平之中

楊傑凱:請向我解釋一下,你認為天主教會如何可能與該政權達成了這協議?

傑森‧瓊斯:我相信你一定知道答案。我想我們知道這是如何成為可能的。唯一的解釋,我指的是唯一的,是聲名狼藉的前樞機主教麥卡里克(Cardinal McCarrick),一個眾所周知的變態者和害人者,促成了與這個政權的交易,(中共)利用性來訛詐他人達成交易。教會派了在上帝所造之物中最容易被勒索的人去跟中共做交易。看起來情況是……我們不知道交易的條款。我們聽說是20億美元,10億美元,但我知道的是,當我去年在國際宗教自由會議上發言時,南希‧佩洛西和國務卿布林肯譴責了中共。

樞機主教多蘭(Cardinal Timothy Dolan)保持沉默,並批評了美國,但對中共卻保持沉默。

我也知道我們的教會對伊拉克「伊斯蘭國」組織對手中的亞述人和迦勒底人實施種族滅絕保持了沉默。

我在那裡與會時做了記錄,一位眼噙淚水的迦勒底神父抓住我說,「為什麼教宗轉發聖彼得廣場上野生動物的照片,因為他在引起人們對阿爾‧戈爾(Al Gore)關於全球變暖的注意,卻不轉發我發的正在被伊斯蘭國殺害的孩子們的照片?」

我說:「我不知道。」他說:「難道西方忘記我們了嗎?」我不得不告訴他,我說:「神父,西方連你們的存在都不知道。」這很令人悲哀。讓世界保持秩序只有兩個方法,要麼你忽視、踐踏、迴避弱勢群體,要麼你要求你所屬的群體為弱勢群體服務。

那可能是你的家人。你的家人會把身體殘疾,或者精神有疾病,或與毒癮作鬥爭的成員撇在一邊嗎?你會把他們撇到一邊,踐踏他們,拋棄他們,還是你要求你的家人為他們服務呢?一個城鎮,一個州、一個國家也是如此,在我們的家庭中,在人類這個家庭中也是如此。

沒有中間選項。要麼我們要求我們的社區為那些最脆弱的群體發聲並服務,要麼我們把他們撇到一邊,踐踏他們,虐待他們,剝削他們。現在,這就像人類歷史上最悲傷的時刻,我們在剝削、排擠、踐踏、拋棄他們。這最終只會給我們的子孫後代帶來災難。所以,我認為我的工作就是搶著救世上的人,這樣我的後代才能生活在和平之中。就是這樣。我就是這樣看待自己的工作的。

楊傑凱:(哪怕)一次救一個人。

傑森‧瓊斯:(哪怕)一次救一個人。

如果我們不堅持反對維吾爾族種族滅絕,如果我們不表明反對中共,我們要站在哪個立場上呢?

這對我們的後代意味著什麼呢?對我們的孩子,孫子意味著什麼呢?所以我們所有人,當我們要求自己的生活為我們周圍的弱勢群體服務時,我們就在要求自己的生活為自己的子孫後代服務。我們就在為他們著想。

所以,如果我們不與那些現在正在挨餓的亞美尼亞人站在一起,我們的子孫也將會挨餓。如果我們不與正在被暴政摧殘的中國人民站在一起,如果我們不與香港人民站在一起,那些人所知道的一切都被剝奪了,如果我們不受到威脅的台灣人民站在一起,如果我們不與他們站在一起,那麼,我們的孩子就將生活在暴政之中。事情就是這樣的。

世界每天都在變得更加黑暗和悲傷。我們變得越來越迷戀自我。我們所做的就是追逐快樂,我們從未如此的不開心。我們所做的就是在那些約會應用程序上手指向右滑,向右滑,我們從未如此孤獨。

也就是説,世界正朝著錯誤的方向發展。我只是希望「關愛弱勢群體項目」的工作能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人們應該如何生活。作為一個基督徒,我相信這是真的,我在世人所鄙視的人身上找到了基督,我想和他們站在一起。

楊傑凱:傑森‧瓊斯,很高興你能參與我們的節目。

傑森‧瓊斯:楊,能上這個節目我很榮幸。這個節目很了不起,我所有的朋友,他們都很喜歡這個節目。所以你在幫我給朋友們留下深刻印象,謝謝你。

楊傑凱:感謝大家加入傑森‧瓊斯和我,收看本期的《美國思想領袖》節目,我是主持人楊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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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