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5年05月21日訊】五月的櫻桃已血紅色了，今天，距離北京 1989 年的天安門廣場絕食行動，也整整三十六年了。三十六年過去了，廣場上的人群、口號、熱淚與沉默，彷彿依然在眼前——但更強烈的是從未遠去的疑問：我們為什麼要革命？革命之後改變了什麼？改變之後我們是否更自由了？
所以我想說的題目是《極權與自由的雙重革命》，聽起來有些矛盾，但這恰恰揭示了中國革命傳統的複雜性，以及我們身處時代的真實困境。
「革命」的語義源於左派。他們先是創作了革命的文學，又以社會要走向文明的價值觀同步前行。在中國，所謂的「革命」，很長時間是「進步」、「正義」的同義詞。無論是推翻帝制，還是建立人民的共和國，我們已習慣用「革命」標記歷史的每一次大轉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成功後，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然而，隨之而來的「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運動，體現了高度集中的權力結構與個人崇拜，導致了嚴重的社會動盪與人權災難。但問題來了：如果一個政權自稱「革命的」，卻已經掌權七十多年；如果「革命」成了穩定的制度、成了鎮壓的理由，我們還如何再使用「革命」這個詞？1989 年，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提出的口號是：「反對腐敗」「反對官倒」「要言論自由」。他們並沒有提出「結束共產黨統治」，也沒有喊「多黨制」。他們是這個政權培養的一代，他們想的是改革，不是革命。但歷史卻給了他們革命的代價。
1989 年的那場學生運動，其實是一次「最溫和」的革命嘗試。沒有火燒中南海，我就坐在中南海門前絕食請願隊伍的第一排。學生們沒有占領廣播電台，沒有武裝暴動。西單王府井的商店沒砸一塊玻璃。只有靜坐、絕食、呼喊口號、戀愛和不斷地成立組織，還有懇求與政府對話。
但正是這樣一場和平的學生運動，卻遭到了最血腥的革命頭目們的鎮壓。許多當年參與絕食的學生，今天或許還在監獄中，或許在海外已沉默寡言，不願提起三十五年前的記憶。我想起那個五月清晨，在天安門廣場上，天未亮，城樓也未醒，一位帶著太陽帽的南方女學生，看著我的鏡頭，嘴唇乾裂，眼裡無神。那是她絕食的第五天。她沒有說話，也沒有舉標語。她的沉默，比任何口號都更具力量。但她如今在哪裡？她的孩子是不是今天舉著白紙的女學生？還有些已死去了，比如劉曉波、楊天水、力虹等。
當「革命」己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執政邏輯，他們從未真正脫離「革命」嗎。它不斷更新的「敵人」：地主、右派、資本家、修正主義者、顏色革命者、教徒義工、法輪功學員、過問了政治的詩人作家、特立獨行的畫家，直到正在教書的老師和攤販們。這革命洪流還要革世界的命嗎？未知。但他們的信仰就是革世界的命。政治哲學家漢娜·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指出，極權主義政權通過意識形態控制、恐怖統治和權力集中，消滅個體的自由與多樣性。她認為，革命可能滑向極權主義，尤其在缺乏法治與權力制衡的情況下。
天安門之後的改革開放，雖然歸入了自由資本主義的經濟貿易體系，並很快掌握了全球工業的產業鏈，但革命政權的本質沒有改變，大概也僅僅把入黨宣誓改了一二句而已。
今天的中國，是一個富裕的極權國家——這正是我們所說的「自由與極權的雙重革命」的實例。表面上它完成了經濟轉型，但政治上，它的極權統治比毛時代更系統、更隱蔽、也更有效。三十六年前，在同一個廣場，學生們是在等待訪問中國的戈爾巴喬夫。他們希望通過他的到訪，引起國際關注。今天，中國與俄羅斯聯手發表聯合聲明，聲稱「中俄引領全球治理的新方向」，將極權國家結成聯盟，對抗民主國家。這是對天安門亡魂的再度羞辱。
我們常說，中國革命首先摧毀了家庭傳統文化。從延安時期的「組織調配婚姻」開始，到文革時期「子告父、妻批夫」，家庭倫理已解體。雖然天安門事件之後，為了發展經濟，中共又開始鼓勵「重建家族」，富翁們回歸傳統、興建宗祠，中產們熱衷「國學」「家風」「私塾教育」，而窮人則在買不起房打不了工的困境中，失去了家庭、也失去了未來。這是一個「傳統價值觀」和「極權主義」共謀的時代，人民只能被塑造成「順從的消費者」。自由不再是必須的價值，而被替代成「過好日子」的玩物。比如躲在雲南大理手持哲書的得道者或者自認為自由的驢友以及網絡男女炮友。當然，政府還鼓勵私營經濟，因為它需要家庭這一基本單位來支撐市場以及進入國際市場。但這並不是共產黨願意的，而是隨經濟發展而放開些的臨時政策。但執政黨隨時會收回。
我們正在見證這種新型的意識形態：「中國主義」。這些紅二代的「新共產黨」，正披著「傳統文化」的外衣，把人民當作臣民，把國家神聖化，進而把政權永久化。他們說：人民要有信仰、要有紀律、還要有文化。但他們的「文化」就是革命與極權共謀的美學。從電影到電視甚至宗教都被統一洗刷了上百遍，都已進入了代記遺傳 DNA 了。別指望朝陽大媽的後代能舉起白紙。
共產黨一次性滅絕是不可能的。它會在新的環境中尋到空間，正在潰敗的民主國家將面對一場「中國主義」的意識型態挑戰，也是自法西斯主義以來最大的挑戰。「新共產黨」和恐怖分子披著依斯蘭教一樣，從中國傳統裡掏出了孔子儒家的衣缽，把黨和人民的敵對關係演變為主子和奴僕的關係，把中國民主人權的發展道路堵死了。還把恨自由的意識撒滿全球。就像當年納粹用「德意志精神」來替代普世人權一樣，今天的中共極權也在用「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來挑戰民主的普世價值。這種挑戰，並不只是中國的問題，而是對整個文明世界的挑戰。
那麼我們只有相信：中國的未來並不在中國政府手裡，而在人民一代又一代的覺醒中，那中國的不斷革命就不是一場內部事件，而是一場全球將被革命的問題。極權制度可以用高速公路、摩天大樓、5G 網絡，機器人、太陽能板來掩蓋它的牢籠的。但只要這個制度不允許獨立的媒體、不允許公正的審判、不允許自由的結社——它就永遠只能靠恐懼來維繫秩序。而克服恐懼來自每個人的自由意志的生長。自由不是一個抽象名詞，它是人類一次次失敗後仍不肯放棄的選擇。自由就是面對極權的照妖鏡。而革命，不再是為了仇恨，而是為了讓仇恨不再發生而存在。卡爾·波普爾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中強調，社會應通過漸進改革而非暴力革命實現進步。他警示，追求烏托邦的革命往往導致獨裁，主張建立開放、民主的社會結構，來防止權力的濫用。
革命必須在為了人的尊嚴而革命之後自殺，不然自由又被成為靶心。
2025 年 5 月 15 日，倫敦樹房
作者: 馬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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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陳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