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記者﹕希望工程的“希望”在哪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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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月2日訊】第二章：“貪污犯易曉”為什麼要“襲擊徐永光”？

　　2002年3月20日晚，就在黨的新聞工作者齊刷刷遵守“緊急通知”，“對希望工程所謂問題一律不作報道”之際，中國青基會卻在當晚的新浪上發布了題為《希望工程遭受犯罪分子“恐怖襲擊”》的聲明，第二天，新華社也向全國發出通稿，稱：徐永光“遭前工作人員誣陷敲詐”。

　　徐永光是這樣描述的：柳楊，中國青基會（原）財務部副主任，四年前已從青基會辭職。易曉，原青基會工作人員，十年前利用職務之便貪污受賄被判刑，後因病監外執行。易曉、柳楊相互勾結，多次威脅徐永光，對中國青基會進行敲詐勒索。2001年9月，柳楊要求徐永光“為易曉翻案”提供經費，遭到拒絕後，柳、易二人便匿名向有關部門寄出大量誣陷徐永光的告狀信，之後又向香港《明報》提供竊取的中國青基會“大量內部文件”，展開“恐怖襲擊”。

　　徐永光做出這樣的“反擊”，並不令人感覺驚訝。記者介入此案不久，就曾直截了當地問過易曉、柳楊：“你們提供的書面証據，我已大致看懂，但你們二人為什麼要在這時候站出來揭發徐永光？”

　　他們的回答充滿哀怨無奈：我們原本並不想揭發徐永光，但徐作了偽証，誣陷易曉貪污青基會200萬，受賄5萬。2001年，易曉保外就醫後，我們曾找到老徐，希望他實事求是，不要繼續設置障礙、阻撓易曉為自己申訴。但老徐表面答應，背後卻繼續使絆，萬般無奈，我們才站出來揭發……我們曾十分猶豫，因為所有的朋友都勸我們，‘徐永光太強大了，你們鬥不過他！’可不把徐永光的腐敗揭出來，易曉的冤案就永無出頭之日！

　　記者聽罷，又是一驚。

　　易曉、柳楊提供的徐永光涉嫌腐敗書面証據，已讓人觸目驚心，現在，兩位舉報人又說“易曉曾被判處死刑”，而且說，認定易曉貪污200萬的法院判決，“屬於錯案”，還說易曉根本無罪，是被徐永光栽贓誣陷……這可真是天方夜譚！記得我當時的回答並不友好：“這樣吧，請允許我先搞清楚徐永光涉嫌腐敗的問題，在搞清徐的問題之前，我暫時不想聽易曉申冤……”

　　耗時兩個月，在基本搞清徐永光可能涉嫌腐敗後，記者開始調查“易曉貪污案”是否存在冤情－－又是馬不停蹄的一個月，看判決，查証據、找法官、問律師、追証人……結果，記者再次被擺在眼前的書面証據、証人証言驚呆了：

　　徐永光涉嫌違規違法，可能揭出中國慈善事業一樁驚天大貪案。

　　易曉“貪污受賄案”則可能爆出中國司法腐敗一樁驚天大冤案。

　　本文將公開吁請司法機關重新審理“易曉案”，因此，筆者絕不諱言檢察機關和兩級法院對易曉的指控和判決，簡單概括，司法機關對易曉“貪污、受賄”的認定，共計四點：

1，編造了一份青基會給付深圳先科200萬“技術服務費”的虛假協議；

2，用“假協議”從青基會騙出200萬，偷偷帶到深圳，轉入先科賬戶；

3，欺騙先科，復又將200萬贓款“借給”自己的四川親戚，據為己有；

4，向港商陳維漳索取賄賂5萬元。

　　認定易曉犯罪之司法機關的起訴書、判決書，鐵板釘釘，不容抵賴（參閱附件）。但易曉自我申辯以及易曉律師提供的最新証言和証據，言之鑿鑿，顯示易曉冤情極深、極大。記者深入追查之後，對此案提出若幹疑問。

2－1易曉貪污案的審理，為何如此漫長？

　　說老實話，初聽易曉講述自己的冤枉、悲慘，記者心底曾閃過這樣的猜測：徐永光和易曉曾經密切共事，或許因為貪污、挪用希望工程贓款“分贓不勻”，引發內訌？不過，當記者看完司法文書及易曉律師提供的最新証據後，看法開始轉變。

　　公訴機關制作的第一份起訴書，文號是92年的，落款日期是1994年5月。起訴書認定，1994年的易曉，29歲。上溯至易曉被捕的1992年2月，他應該隻有27或28歲。此案終審裁定是1997年8月做出的，法院認定，當時的易曉33歲。

　　易曉一案的審理，為何如此漫長？

　　記者查實：1992年1月23日，27歲的易曉在辦公室被檢察機關突然帶走，同年2月1日，檢方以“貪污罪”正式逮捕之，經整整兩年羈押，至1994年2月2日，北京中院忽然給北京檢察分院下達了《退回補充偵查決定書》，認定：“你院提起公訴的被告人易曉貪污受賄一案，經審查認為，主要事實存在疑問，証據不足……現決定退回你院補充偵查”。

　　又過了整整一年，1995年2月28日，北京中院做出一審判決，認定：“被告人易曉犯貪污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犯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剝奪政治權利二年，決定執行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合並執行，當然還是死刑。

　　易曉不服一審判決，依法提出上訴。

　　經過死囚牢內膽戰心驚的苦苦等候，1995年10月19日，北京高院給北京中院下達了《刑事裁定書》，認定：“原審判決認定易曉犯貪污罪的事實不清楚”，撤銷原判，“發回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重新審判”。

　　北京中院開始重新審理，但作為“未被核準死刑之要犯”，易曉不能返回看守所的普通監房，宣告“重審”後，等待著他的仍是死囚監房，腳鐐手銬24小時陪伴著他。

　　又過了將近兩年，1997年7月9日，北京中院再次做出一審判決，以貪污、受賄兩罪判處易曉“死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同年8月29日，北京高院做出終審裁定，核準了這一判決。

　　記者發現，北京高院1997年的終審裁定書指出：一審“宣判後，在法定期限內，易曉沒有上訴，原公訴機關沒有抗訴……”記者問：不再提起上訴，莫非已經認罪？

　　易曉答：不是。面對死緩判決，我的心底還是一百個不服。但自1992年1月失去自由，我在北京市公安局半步橋、豐台等看守所內，已被關押了五年八個月，期間有將近三年是在死囚牢內膽戰心驚地苦苦等候……在經歷了“退回”、“重審”以及看不到盡頭的折磨後，我必須面對殘酷現實。律師勸我“萬萬不可提起上訴，如上訴，案子有可能再等三五年也不會有結果”！另外，看守所內的“未決犯”生活，我最感痛苦的是無法與外界溝通，無法找到能夠証明自己清白的証據。雖然押赴刑場執行的“達摩克利斯劍”仍然高懸在我的頭頂，但我隻有跨出看守所，設法找到証據、証人，才能最終証明我本無罪。

　　我國相關司法規定，証明易曉“放棄上訴”的理由，大致可信。

記者的問題是：易曉一案的審理，緣何如此曲折、漫長、艱難？是司法機關起訴、審判工作不得力，還是此案另有隱情？

　2－2　“秘密審理”易曉案，徐永光為何兩次站在“証人席”上？

　　易曉貪污案在審理過程以及審結後，既未在易曉聘用服務的單位內宣布，更未向社會昭告公示（注：違反《公益事業捐贈法》），且多名証人均被檢方或者中國青基會告知：此案案情，不得外傳。因此，易曉案的審理幾乎處於“秘密”狀態。

　　據悉，請求“秘密審理”的報告，出自中國青基會秘書長徐永光之手，理由是：易曉貪污了公益慈善機構的捐款，為避免給希望工程造成不良影響，一要從嚴懲處，二要秘密審理。1992年，這份報告被送到我國政法系統當時最高領導人的案頭，徐永光“一箭雙雕”的目的達到了，貪污犯易曉被從嚴、秘密懲處。

　　2002年3月20日晚8時，這樁秘而不宣長達十年的貪污案，忽然由“遭到襲擊”的徐永光本人首度對外“發布”。記者的困惑是，徐永光請求“秘密審理”的那份內部報告，今天能否“發布”出來？

　　記者發現，在認定易曉有罪的終審裁定書上，徐永光竟然兩次站在“証人席上”。換言之，認定“易曉有罪”的判決書上，隻有一位証人的名字，前後兩次出現，他，就是那位申請對易曉實施“秘密審理”的徐永光。

　　如前所述，易曉罪行，主要有二：一為貪污200萬，二為受賄5萬。身為易曉頂頭上司，徐永光當然可以為易曉“未經請示，從財務部騙走200萬匯票”作証，但老徐怎麼又成了易曉“受賄5萬”的証人呢？從生活本身蘊含的邏輯去分析，港商陳維漳似乎不該愚蠢到當著中國青基會“一把手”的面去行賄；至於易曉，更不至於傻到把自己的頂頭上司老徐叫來，當著領導的面“受賄”呀！

　　徐永光能給易曉“受賄罪”作証，真不知他是從哪裡“冒”出來的？

法官根據被告人犯罪事實和法律條文判案，記者無權調閱本案卷宗，隻能從邏輯上做出推理、提出質疑。不過，記者使用微軟拼音輸入法撰寫此稿，無意中發現，輸入“証人”也可能呈現“整人”，兩個詞匯之間的巨大差別，應該引起法官關注。

2－3　易曉受賄5萬，“贓款”是從哪裡追繳、起獲的？

　　檢方認定：易曉索賄、受賄5萬，法院宣告“沒收5萬”受賄款。記者有點搞不懂：易曉受賄5萬，至案發時為什麼一分錢也沒少，這意味著“貪婪的易曉”在受賄得手之後，居然沒動過一分錢的“贓款”，這是為什麼？

　　易曉辯白說：“5萬元是從我的朋友譚湘江那裡追繳起獲的！”

　　記者找到譚湘江，他爽快地接受了採訪。他說：易曉貪污200萬的事，我不清楚。但檢方、法院認定易曉受賄5萬元，絕對是是錯案。記得91年底，易曉給我打電話，說港商陳維漳要找人幫忙制作一個三維廣告片頭，可付5萬元。因我當時在央視系統，機器設備好，也有能做三維片頭的朋友，就答應了。第一筆2.5萬，易曉是在成都付給我們的，我的合伙人鄧峰簽收的。第二筆2.5萬，是我本人在北京簽收的。我是制片人，對三維片頭的制作我也並不十分在行，因此，我也要找人幫忙做。沒想到片頭剛剛做好，還沒交出，易曉就出事了。

　　後來，檢察官找到我，一上來就嚇唬我，說我是易曉同案犯。我也急了，1992年，我還沒轉業，還屬於央視軍事部記者。我就說：你是穿制服的，我也是穿制服的（聽我說出這話，檢察官當時一楞），如果你把我當作証人，我可以回答你提出的問題；如果你不經調查試圖把我當作易曉的同案犯，那麼我不再回答任何問題，你可以找央視的保衛部。我是現役軍人，軍人犯罪，交軍事法庭審理，你還未必有權過問。

　　但是，檢察官堅持要我把已做好的三維動畫片頭以及5萬元交給他，這時的我，已把3萬多元轉交給了制作片頭的具體工作人員，沒辦法，隻好自己倒貼，湊足5萬，交給了檢察院。

　　記者追問：你把三維片頭交給檢方，我能理解，因為那是証明你們付出勞動、港商支付報酬的証據，但你為什麼要倒貼3萬多，幫助易曉湊足5萬？

　　譚湘江：是幫易曉，也是幫檢察院呀！檢察官當年找到我時，我有個錯覺，認為這是誤會，我以為司法機關終究會搞清真相，放回易曉，也退回屬於我的那5萬元錢，所以我決定先湊足5萬交給檢方。可是，我已經找了朋友做好了三維片頭，怎麼好意思出爾反爾，再去找朋友討回那3萬呢，打落牙齒，隻好自己先倒貼補上。

　　記者再問：聽你這樣講，易曉受賄的“5萬贓款”，是從你譚湘江這裡“起獲”、“追繳”的，我是否可以這樣報道？

　　譚湘江：是的，你可以這樣報道。我對每一個來找我調查的人，都是這樣說的，十年前我這樣說，十年之後的今天，我仍然這樣說！

　　記者發現：曾經退回5萬元“贓款”的電視制作人譚湘江，既沒被法律追究，也沒有出現在判決書的“証人席”上，但是，完整轉交了“5萬受賄款”的人，卻被緝拿歸案，予以嚴懲。法律荒唐一至於此，能不令人齒寒？

　　5萬元的三維片頭制作費，或許高了些；5萬元制作費之一部，或許應該上繳央視某個部門的“小金庫”。但無論如何，作為中間牽線搭橋、一分錢好處也“沒拿”的易曉，憑空被戴上一個“受賄5萬”的帽子，於法不公，於理不通。記者以為：易曉受賄之主要疑點，不在於誰從港商那裡“收下了5萬元”，而在於“誰退回了那5萬元”！

僅憑這一點，北京高院難道不該依法重新審理此案？

2－4 ﹕200萬的來龍去脈，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北京高院對易曉犯罪的關鍵認定是：1991年“7月上旬，易曉私自編造一份華委會（即中國青基會）給付先科公司服務費人民幣200萬元的協議書。同年12月，易曉以（先科公司）阮崇德要求履行協議為名，從華委會財務員處騙取公款人民幣200萬的匯票後，攜款至先科公司深圳激光商場，以個人名義將款存入該商場帳戶，又將此款借與其在四川省的親戚江波、易建忠使用。易曉從深圳激光商場開出200萬收據，交給華委會財務平帳，將此200萬公款據為己有。”

　　200萬貪污款的來龍去脈，值得關注。

　　1991年下半年，經易曉“穿針引線”，荷蘭飛利浦公司捐贈中國青基會價值一億多元的激光視聽設備，做成了。這是希望工程十多年來接受的最大一筆實物捐贈。徐永光承認，易曉對此事做出貢獻。1992年1月17日，團中央負責人在機關年終大會上，甚至專門給易曉頒獎。

　　被稱為LD的“激光大碟”，今天早已被淘汰，但在當時，這可是“稀罕玩藝兒”。價值一億多元的設備，共有一萬多台（套），在天津塘沽港卸貨後，裝了整整47個標準集裝箱貨櫃。可是，這批先進的數碼視聽設備運進後，需要維護、保修。這件事誰來管？

　　誰來“負責維修”固然重要，有沒有這份“技術服務費協議”更重要，因為它涉及到易曉是否“私自編造了虛假協議”，關系到易曉的“罪”與“無罪”！

　　記者查實，這份《協議書》確實“存在過”。其要點是：深圳先科作為飛利浦公司的在華合資、合作伙伴，在一定期限內“免費”負責這一萬多台（套）激光視聽設備的維護、保修（注：設備已下撥給團的各基層組織）；但青基會須預先給付先科公司200萬的“技術服務費”。可惜，徐永光和深圳先科的總經理阮崇德，十年前都給出了“否定”或者“記不清”的回答，兩位“關鍵証人”的証言，導致易曉被判死刑。

　　不過，兩位“關鍵証人”的証言，在1999年至2000年間，發生了180度“逆轉”，徐永光、阮崇德等人在接受易曉律師魯曉風詢問，採制具有法律效力的“詢問筆錄”時，突然全都“翻供”了。順便說一句：十年之前，譚湘江、伍進、張培明等做出過“有利於被告易曉”証言的証人，反而始終沒有“翻供”。

　　－－2000年3月和7月，徐永光在接受律師調查問訊時，兩次作証指出：“我們和深圳先科之間的合同規定，應付這200萬”，“深圳先科阮崇德（曾）發來傳真，說捐贈項目已完成，請支付200萬元服務費”。　易曉隻是中國青基會的臨時聘用幹部，根據財務規定，易曉“根本無權”調走那200萬元，“易曉帶了匯票去先科，我也（打電話）通知了阮崇德”，在200萬的撥款財務憑証上，後來“我補簽了字”。

　　－－2000年7月和8月，阮崇德也兩次作証指出：“200萬元是中國青基會應該付給先科公司的服務維修費，我（阮崇德）在服務費協議書上簽過字”，我認為，“按法律來說，（這份）合同當然有法律效力”。易曉律師追問：200萬元從深圳先科公司調至四川江波所在企業時，你們兩單位曾經簽署書面借貸協議，你們的這顆印章，是否曾經交給過易曉？阮回答：“沒有，公司公章都在我手裡（或由公司會計保管）”，這個印章“從未交給過易曉”。

　　中國青基會原財務主管張培明提供的証言、証據，最有力度。

　　2000年4月11日，張培明對魯曉風律師說：“（易曉調出200萬）這事，我認為完全可以查清。因為第一，調200萬是易曉無權辦理的，項目辦我記得有規定，調幾千元都必須報領導（徐永光）；第二，易曉不分管財務；第三，調200萬這麼大的一筆款，應當有手續。領導如果不知道，（就）不會開會通報（給財務）”。

　　是否有書面証據呢？有！

　　2000年，張培明向易曉的律師提供了一本1991－1992年的工作日記，上面簡單而又清楚地記載了：“1992年1月3日　／／　李寧　／／　項目辦公室　／／　12月20日　／／　易曉帶200萬（哈）／／　應由基金會負擔的”。這幾個簡單詞組翻譯過來就是：1992年1月3日，李寧（中國青基會副秘書長，分管財務）召集開會，說明近期資金調度情況。說明1991年12月20日，有人從哈德門賬戶上開出200萬匯票，交給易曉帶往深圳，這筆資金的調出，由青基會負擔。

　　判決書中提到的“先科公司深圳激光商場”，當年的經理名叫“伍進”。伍先生於1999年11月親筆寫下的証詞，同樣十分關鍵，他証明：（1）200萬在打入深圳激光商場賬戶之前，“阮總曾從澳大利亞打電話來，說基金會要把錢打入我們帳號”。（2）200萬記得是“借給”四川某地一個工廠用的，好象是生產電解錳的，經辦人是江波。

　　在手寫証詞的最後一段，伍進寫道：“另說明一點，易曉在與激光商場進行的業務往來中，沒有拿商場一分錢好處，記得當時我與北京檢察院的調查人員也是這樣說的。”

　　記者撥通了伍先生的電話，進行核對。他說：“事實就是這樣的。1999年我就對北京檢察院說，如果你們說易曉走私（我們原來聽說易曉犯了走私罪），那麼我不了解。但如果說易曉貪污了這200萬，那恐怕有點冤枉。我對自己的証詞，負法律責任”。

　　記者經仔細對比，還有如下驚人發現：

　　（1）伍進是深圳（先科）激光商場經理，屬於此案“關鍵証人”；（2）他是1992年接受過北京檢方直接詢問的証人，証明調入、調出200萬，阮全部知道；（3）他是1992年就向檢方指出“易曉恐怕有點冤”的証人；（4）他是1992至1997年的起訴書、判決書中從來沒有被提及的証人；（5）他是1992年就向檢方指出：易曉平常“不貪”的人。（6）和易曉“受賄5萬”的關鍵証人譚湘江一樣，他的名字，也沒有被列入北京高院的判決書。

　　記者不知道，這是檢察官的疏忽，還是法官的疏忽？　

　　還有個小問題：關鍵証人徐永光，為什麼會突然“翻供”？

　　原來，“放棄上訴”之後，1997年10月，易曉終於在天津“轉運站”第一次見到了他的三位朋友和同事，他懇請朋友們幫助查找當年的財務憑証，結果，柳楊找到了易曉帶走200萬匯票的那一天（1991年12月20日），徐永光正好出差不在北京的書面証據－－老徐出差報銷的飛機票。領導出差在外，通過電話批準某筆資金的調動，在任何單位都會經常發生。領導出差回來，補一個簽字也符合手續。記者親眼看到：1992年1月4日、徐永光出差回來、元旦過後上班、在易曉帶走200萬的撥款財務憑証上，補簽了字。

　　這份簽字原件，目前已被柳楊帶到海外妥善保存。

　　柳楊說：徐永光簽字同意易曉帶走200萬，就是易曉沒有貪污的“鐵証”，也是促成徐“翻供”的催化劑。徐永光“翻供”之後，試圖把“誣陷易曉”的責任推給已經退休、遠在澳洲的阮崇德，恰好老阮此時因故回國，看到了易曉轉交的徐永光“翻供証詞”，於是阮也迅速“翻供”。當然，阮的翻供，還受到深圳激光商場經理武進、會計姚晴等工作人員証詞的“催化”。

　　柳楊說的對不對呢？記者懇請司法機關作出裁定。

　　最新的証言、証據，正在使本案疑點的性質發生某種變化，因為這些最新証據揭示出了如下可能：檢方和法院歷經“五年半努力”認定的易曉貪污受賄案，很有可能在明天進入“審判監督程序”之後，被証明是錯案。

　　記者敢於寫下“錯案”兩個字的“邏輯勇氣”是：既然北京、深圳兩家單位的“一把手”、商場經理、財務部會計等多人同時作証，給付200萬的“協議書”是存在的，易曉無論在北京還是在深圳都無權“自行調出”那200萬元，那麼本案明天的再審結果，將隻能在這樣兩個結果中選擇：

　　（A）必須挖出本案的“主犯”。

　　理由：本案“關鍵証人”徐永光、阮崇德當時的職務，比易曉高；他們當時的權力，比易曉大。而且，他們都在“協議書”上簽字了（等於“共同編造”），都知道這筆錢的調出、調入、再調出，他們甚至在財務憑証上簽字表示了同意，在企業間的借款合同上蓋了章，因此，如果易曉罪名成立，那麼此案涉嫌犯罪的人名單上，應該是“一串人”而不是“一個人”。於是，本案就屬於“漏掉了主犯”的大錯案。

　　（B）再審之後隻能認定：易曉無罪。

　　理由：“支付200萬技術服務費”的合同是真實存在的；調出200萬是執行這份合同；執行合同是徐永光知道，阮崇德知道、兩單位的財務人員也都知道的事；而200萬從深圳轉往四川時，也有合同；阮簽署調出200萬的合同印章，又一直由阮總自行保管……那麼易曉“貪污200萬”，隻能是子虛烏有。

　　於是，本案就不是“大錯案”，而是一樁“大冤案”了。

　　但是，拍案驚奇之事，並未到此結束。

2－5　“200萬貪污款”，又是從哪裡“起獲”的？

　　易曉受賄的5萬元，是從譚湘江“口袋裡”起獲的，那麼被易曉貪污的200萬贓款，又是從哪裡“起獲”的？易曉說：是從江波所在國有企業的賬戶上“起獲”的。江波是誰？他是不是易曉的親戚？他是怎樣從易曉那裡拿走200萬“贓款”的？他是不是易曉的“同案犯”？

　　記者找到江波，他說：“我確實是易曉的表親。”

　　據查，案發時江波在四川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岷江電解錳廠（全民所有制企業）擔任廠長。江波說：91年6月，我到北京看望易曉，偶然遇到徐永光，徐得知我有企業管理經驗，而青基會正準備上馬“農藥”項目，因此想“借調”我到青基會工作。我回四川後，因廠內工作忙，遲遲沒答應。1991年11月，徐專門發了借調函，催我快辦手續。

　　這是一份蓋有紅色印章的陳舊借調函原件：

　　信函用紙雖然泛出深黃色，但印有“共青團中央華青事業管理委員會”的紅色抬頭，依然鮮紅。編號“（91）華青人字第05號”，收函單位：阿壩州委組織部。借調原因：為對農藥“滅殺斃”的生產工藝進行論証。借調時間三個月，從1991年11月15日至1992年2月14日。結束語，“請大力支持為盼！”函件開具日期為91年10月15日。

　　因老徐“態度誠懇”，且州委組織部“同意借調”，從91年11月始，江波借調在老徐手下“幹活”了。江波說：借調後，我即被老徐派往深圳，準備兼並當地的一家精細化工廠，以便轉產“滅殺斃”，可惜，一個多月後，農藥項目沒有搞上去，老家的廠子卻打來長途，說自我離開，廠內管理鬆懈、生產滑坡，特別是企業技改項目得到上級批準，但資金一時難以落實。因此廠裡要求我盡快回去，並希望我能從內地借一筆資金。我遂向青基會報告，一是請求回四川，一是懇求能借給我一筆資金，以支持民族地區經濟發展。

　　被易曉貪污的200萬元，還能“支持民族地區經濟發展”？怎樣証明？

　　又是一份書面証據。一張顏色發黃、折疊揉舊了的《阿壩報》（四川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黨委機關報），出版日期1992年2月27日。本報訊：岷江電解錳廠生產的電解金屬錳，產品質量優良，該廠擴建700噸電解錳生產線的報告，得到上級單位的同意，但所需資金4月份才能到位。“咋辦？‘借雞下蛋，下蛋還賬’。體諒州裡財政困難，廠長江波從深圳借回了200萬元，副廠長付黎明從陝西借回了100萬元，‘岷錳人’就這樣開始了第三次沖刺……”。

　　奇怪！報紙是92年2月27日的，但易曉在2月1日就在北京被正式批捕，到了2月27日，阿壩報怎麼還敢公開“吹噓”江波借到了200萬？這可是一筆足以判定某人死刑的“贓款”呀！

　　江波的解釋是：許多具體日期和細節我記不住了，但1992年2月27日，我和我們企業肯定還不知道易曉被捕的事。記不清的，我不說。我能夠記得並能証明的，主要是這樣幾件事：

　　（1）我借調到中國青基會，是組織對組織的事情，有借調函為証。

　　（2）200萬的事情，是企業對企業的事。我就是給我們企業籌款。我報告過青基會領導，也和深圳先科的下屬企業簽訂了書面的借貸協議，合同規定，借款是有利息的（江波向記者提供了1991年的借貸合同復印件，上面標明：借款月息為7□）　。

　　江波說：我借200萬的事，易曉也知道，但這筆款子，不是朝易曉借的。1992年，北京檢察官到阿壩州找我，反復強調：如果我們企業不能立即歸還這筆錢，那麼我就是貪污犯。但是，我不願還錢，我們企業不願還，當地的銀行也不願還。因為按合同規定，借款還沒到期。我個人很尷尬，企業遭遇的麻煩更大了，因為技改項目已上馬，基建已開工，設備已開始購置，但檢察機關要求立即中止借貸合同，這可太難了！

　　記者追問：你說這筆錢是從電解錳廠國有企業的賬戶上歸還的，有証據嗎？

　　江波回答：當然有。錢進來，走的是銀行、企業賬戶；錢被檢察機關調回，也是從企業、從銀行被調走的，而且，檢察機關拿走這筆錢的時候，給我們留下了收據。這些東西，在我們企業的賬上都能查到。

　　律師魯曉風指出：這是本案的一個基本事實。至案發（1992年1月23日），200萬尚未進入易曉的“口袋”，而是經深圳先科同意，轉入了四川一家國有企業的大賬。

　　“大賬”，是國有企業的“體制內賬戶”，不是體制外賬戶或小金庫賬戶，更不是個人戶頭。因此，就易曉貪污罪的“實施完畢”而言，易曉如果想“據為己有”，就必須“有一人”，去協助易曉“共同貪污”，才能幫易曉把那200萬元“據為己有”。

　　簡言之，如果沒人從四川岷江電解錳廠的國有大賬上協助“貪污200萬”，易曉就拿不到錢，就無法實現“非法侵佔公有財產”的目的！現在，檢察機關是從江波企業的賬戶、江波企業的銀行戶頭上劃走了贓款，怎麼能據此給易曉定罪呢？

　　記者發現，檢察機關雖然從電解錳廠的大賬上“追繳、起獲”了數額巨大的贓款，但廠長江波和電視制作人譚湘江一樣，沒有被羈押、逮捕、判刑，連一天都沒有。唯有易曉，被司法機關認定貪污200萬，罪大惡極，判處死刑！

　　終審判決又說：“案發後，追繳人民幣147萬元發還華委會”。問題是：電解錳廠借走了200萬元，為什麼這裡隻“追繳147萬元”，剩余的53萬元贓款是不是被易曉揮霍了？查閱易曉的申訴書，上面竟說：200萬元並未“滅失”！

　　記者追問：這是為什麼？

　　律師魯曉風回答：北京與四川相隔遙遠，易曉失去自由後，江波曾按照中國青基會要求，把50余萬劃撥給了易建忠。鑒於這50余萬的流失與檢察機關未能及時採取保全措施有關，與易曉無關，因此我堅持認為“至易曉案發，200萬元並未流失”。

　　記者追問：易建忠為什麼沒有退回那53萬？他是否受到法律制裁？

　　魯曉風答：易建忠也從未受到制裁，你看，判決書上，他也是証人，不是同案被告，因此我根本沒有去找他。

易建忠也未受到法律追究，死刑犯易曉能“平衡”嗎？

2－6關鍵証人，為什麼能從希望工程捐款中獲得“好處”？

　　還有疑點。根據記者掌握的大量書面証據，本案的兩位主要証人，均在易曉失去自由之後，從徐永光那裡獲得巨大“好處”。

　　港商陳維漳，系“指認”易曉索賄、受賄5萬元的主要証人。1992年2月，陳維漳憑借一份倒簽了日期的《借款協議書》，就從中國青基會借走“不計利息”的50萬元。記者查實，這筆借款，迄今未還。（有關此事的內幕，參閱附件）

　　深圳先科公司原總經理阮崇德，即指認易曉貪污200萬的主要証人，獲得的好處“相應”更大。第一，阮從徐永光處獲取820萬投資款，十年過去，這筆投資的本金部分完全沒有歸還，青基會還替阮承擔了75萬元的銀行利息。第二，阮個人擁有的公司還曾獲得北京中關村信用社“擔保貸款”1000萬。財務憑証顯示，徐永光是憑借希望工程150萬美元的“待撥款”，為阮的貸款提供了“抵押”的。

　　兩次站在“証人席”上的徐永光因“誣陷易曉”獲得多少好處，隻有天知道。

2－7　易曉多次提出“再審”，北京高院為何遲遲不予答復？

　　本案還有疑點。那位不願披露姓名的法官對記者說：兩審終結，當事人提出申訴，法院可以受理，也可以依法不受理。但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在四種情況下，原審法院必須接受當事人的申訴，必須對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終審判決進行重審。這四種情況，在《刑訴法》第204條裡寫得很清楚。其中的一條是：如果當事人提供了足以推翻原有審判的新的証據，則原審法院必須重新審理。現在看，易曉的案子就出現了這種足以推翻原審判決的新的証據，即：主要証人徐永光、阮崇德的証詞，發生了變化；青基會財務人員，提供了某些新的足以推翻原審判決的書面証據。

　　可是，記者發現，易曉雖然在1999年12月就向北京高院遞交了申請進入“審判監督程序”的申訴書，但三年過去，北京高院迄無任何答復。記者曾經打電話找到北京高院負責此事的張法官。張說：沒辦法，我無可奉告。

　　那位熟悉易曉貪污案、接受了記者採訪、但又不願披露姓名的法官，對此作了總結，並披露了更加令人震驚的信息，他說：坦率講，如果易曉的案子發生在偏遠省份，發生在基層法院，發生在上個世紀的70年代或60年代，出於認識問題遲遲得不到糾正，我還可以理解。可惜，易曉的案子發生在北京，發生在90年代的北京，這是令我深感震驚的。擔心“官無悔判”的心理作祟，我曾建議易曉越過北京高法，徑直投書最高人民法院。據我所知，最高院接到易曉申訴後，曾立即給北京高院發函，請他們抓緊辦理。熟料，北京高院至今仍在打“太極拳”，這可太讓人難以理解了！

悶葫蘆裡，到底埋藏著什麼隱情呢？

2－8　易曉發動“恐怖襲擊”，徐永光當時為什麼不報案？

　　最後的疑點，與法院沒有關系，隻與徐永光有關。

　　讀者看到，徐永光說：2001年9月，柳楊就和易曉勾結，對希望工程和徐永光發動“恐怖攻擊”。可是，徐永光邏輯上的漏洞再次顯現出來了。既然“犯罪分子”曾在保外就醫的2001年就“訛詐”過徐，而且是既要“訛詐錢財”，又要“圖謀翻案”，那麼徐永光當時為什麼不報警、不立即訴諸媒體，立即給罪犯易曉來個“公開曝光”，並立即報告司法部，給易曉來個“提前收監”呢？徐永光為什麼要一口氣拖到2002年3月，當易曉、柳楊發起第二輪“襲擊”時，他才開始“反擊”？

　　記者手邊有照片，顯示“襲擊”發生的那些日子裡，徐、易曾舉杯換盞、共進晚餐。易曉有求於徐永光，希望徐不要阻撓其“翻案”，應是不爭的事實，不過，面對“訛詐”的徐永光與易曉“碰杯”的時候，不僅沒有拂袖而去，反而送給易曉一條“都朋”牌高級皮帶，應該也是不爭的事實。

　　說句不文雅的話：如果屁股底下沒“屎”，2001年的9月，徐永光會心甘情願地忍受正在保外就醫的“貪污受賄犯”的訛詐和襲擊嗎？

　　2002年初，當傳媒指出“徐永光涉嫌腐敗”時，徐永光迅即“反擊”，並公布了“易曉貪污案”，他大聲呼救，請司法部、公安部幫忙“捉賊”。這種愚蠢做法，隻會使徐永光更快地陷入他自己挖掘的“邏輯陷阱”。

　　陷阱一：假如徐永光認定“易曉貪污200萬”屬實，那麼它恰好証明了徐永光掌管的希望工程內部管理極為混亂。試想，一名“聘用人員”，居然能輕而易舉地從中國青基會財務部“騙走”200萬匯票，並且三倒騰、兩轉移，就把大量善款“據為己有”了，這還不是“極度混亂”？作為“一把手”的徐永光，難道不該對這筆巨大損失承擔一點“領導責任”麼？而且，這種“混亂”居然從1991年底就開始了。捐款人難免要問：希望工程財務管理的這種混亂，會不會蔓延、發展、直至今天？

　　陷阱之二：既然徐永光堅持“抨擊”說，易曉調出200萬“借給”（注：判決書用語）四川阿壩某國營企業、自己的親戚，因此易曉行為屬於“貪污罪”，那麼大家看到，徐永光同樣“偷偷調走”了希望工程“上億”元的捐款，這其中，也有借給徐的溫州老鄉余祥根的，而那位老鄉迄今“無力歸還”……這，又該算是什麼“罪”？大家知道，易曉曾被北京中院據此判處“死刑”和“死緩”，法律面前，徐永光和易曉難道不是“平等”的嗎？　

　　記者心中忽地閃出這樣的句子：賊喊“捉賊”，賊之就擒其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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