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分歧與共識–在東西歐知識精英之間

【大紀元6月3日訊】美伊戰事基本結束。在海內外中國人世界裡，戰前和戰時那種劍拔弩張、熱鬧非凡的大爭論，漸漸地煙消雲散。即使沒有薩斯疫情，持反戰和擁戰對立立場的辯論雙方，由於不具有共同的價值觀，相互之間沒有對話的基礎，因此也未曾出現深入的反思和交流。

歐洲則不然。對美伊戰爭持不同態度的人們在激烈沖突之後，開始冷靜下來。這場戰爭就像一個幽靈，在長於思考的歐洲知識分子心中久久徘徊，不少人試圖從這個事件中認識世界，也重新認識自己。例如，在朝野都反戰的瑞典，就有知識分子撰文痛苦地自問：當初我們的反戰是否只是一廂情願？為什么美國發動的這場明明是“政治不正確”的戰爭，竟然獲得伊拉克人的熱烈歡呼？為什麼在西歐反戰運動如火如荼之時，東歐的一些著名知識分子卻表態贊成？

在西歐反戰運動的領銜者中，有不少大名鼎鼎的人物，如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德國著名作家格拉斯，法國哲學家德里達，意大利政治學者內格里，葡萄牙小說家、諾貝爾獎得主薩拉馬戈，以及英國劇作家海爾。他們異口同聲地宣稱美國是比薩達姆更大的危險，并呼籲全世界一致抵制。

相比之下，東歐國家中那些帶頭支持美國的人也毫不遜色，他們中有波蘭思想家米奇尼克，捷克前總統哈維爾，匈牙利的康拉德，以及保加利亞等國著名的知識界人士，這些人大都是以前的異議分子，或為反抗專制入過獄，或受過殘酷的政治迫害。

圍繞美伊戰爭的爭執，是歐洲在共產黨政權消失之後，所產生的最深的裂痕。但是，由於“人權高於主權”是歐洲優秀知識分子的共識，由於他們都認同民主、和平等基本價值，因此，反戰、擁戰兩個方面的知識精英力圖溝通，努力探討他們之間的分歧，求同存異，一起規劃歐洲和世界的未來。

*從鐵幕兩邊走來的傑出代表

在歐洲人戰後的深沉反思中，這兩位知識分子的對話，可能是具有代表意義的。

一位是柯恩邦迪（Daniel Cohn Bendit），歐盟的德國綠黨議員。父母為德國猶太人，二戰時為逃避納粹迫害曾一度流亡法國。邦迪出生在法國。因為眷戀法蘭西文化，邦迪在回德國讀了中學後回到法國讀大學。1968年，他成為巴黎“五月風暴”最著名的領導人，因此被法國政府拘捕，下令驅逐回德國。當時最為激動人心的場面是，眾多的法國大學生在其領袖邦迪被政府驅逐後，憤怒高喊：“我們都是德國猶太人！”

當年的造反的野小子，金紅頭發、藍眼睛的無政府主義者，如今已經大腹便便，成為歐洲出色的政治家之一。幾十年來，邦迪在參與各種左派團體的活動後，擔任歐盟的德國綠黨議員，並曾任法蘭克福副市長。他被認為具有超眾的智慧和口才，驚人的政治嗅覺和魅力，屬於那些最積極地推動歐洲統一的代言人之一。

當西歐的邦迪在鐵幕這邊反抗資本主義體制被驅逐之時，鐵幕另一邊的東歐，大批知識分子因為反抗共產黨制度被關進監獄。波蘭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亞當米奇尼克（Adam Michnik），便是其中傑出的一位。

在東歐，米奇尼克被視為杰弗遜(美國開國元勛，獨立宣言起草人）式的人物，他既是哲學家，又是政治家；既是思想家，又是行動家。他曾擔任波蘭工人自衛委員會(KOR)的創建人，團結工會的顧問。他的大量理論著作，對東歐反對運動的道路選擇具有重大意義，在非暴力抗爭的理論和實踐上做出傑出貢獻。

1968年，米奇尼克由於領導波蘭民主派反對運動第一次被捕入獄，1981年到1984年再次入獄。1989年波蘭民主化之後，他曾當選為國會議員，現擔任波蘭最大日報《Gazeta Wyborcza》的主編。三十多年來，米奇尼克一直是波蘭政治舞台上的靈魂人物。

詭譎的是，這樣兩位當年的熱血青年，今天歐洲政界的前衛人物，出於同樣的人道價值觀，卻在美伊戰爭中持截然相反的立場：米奇尼克支持美國的軍事干預，邦迪卻反對這場戰爭，並譴責美國的政策。他們之間的辯論，是相當精彩並富有啟示意義的。

*為什麼東歐人不以西歐方式看戰爭？

這是一個令筆者震動的問題：為什麼被共產黨制度蹂躪過的東歐知識分子，和長期生活在民主制度之下西歐人，在思考伊拉克問題時產生這麼大的鴻溝？

作為西歐左派的代表，邦迪不停地譴責美國的霸權，譴責美國文化如何侵占歐洲市場，使得歐洲小國的電影不能獲得同等機會。對此，米奇尼克提出一個設想：

“我們可以設想，現在是1937年，你為這裡的色情泛濫而苦惱，我卻說這裡有希特勒、斯大林。現在的問題不在於美國的霸權，而是產生了新法西斯，產生了使用自殺炸彈的新極權主義。”

“世界已經看到薩達姆使用酷刑的證據。”“我對於情勢的分析，最為關注的是伊拉克的政治犯，是成為薩達姆極權政府犧牲品的伊拉克人。”“對于成千上萬的囚徒，美國的軍事干預意味著自由，－－－。對於我，這是最重要的。”

這些話道出了東歐前異議者和西歐左派的根本分歧所在。這種分歧，源自東、西歐近半個世紀歷史的分裂。從共產黨極權制度下解放出來不久的東歐人，仍然記得當年被奴役的經歷。帶著切膚之痛，他們能想像伊拉克人民生活在薩達姆暴政下的悲慘，比西歐人更能理解伊拉克人長期的恐懼、屈辱和無望。東歐人因此不在乎美國是否霸權，甚至不介意薩達姆是否真有大規模殺傷武器，而是為伊拉克人被剝奪了自由的處境而憤怒。

而長期在民主制度下享受自由的西歐人，很難設身處地體會伊拉克人的苦難，他們更多地考慮“政治正確”和戰爭的“程序正義”，擔心小布什的霸權擴大。他們因此老是談論布什，而不是去考察伊拉克人的處境。東歐人刻骨銘心的共產專制制度，對西歐人來說，不過是研討會或者示威遊行的題目而已。不少善良天真的西歐和平人士幾乎完全無視現實，媒體上更是充斥反戰的言論，令那些主張“政治不正確”的少數主戰派待在角落裡，沒法發出聲音。直到看到伊拉克人在薩達姆雕像倒塌之時激動歡呼，大多數西歐人才明白：有時候，自由比和平更可貴。

正如米奇尼克沉痛指出的：“我們在溝的另一邊，出於完全不一樣的認知。”“你我之間有一個共同的方式思考問題，我們的價值系統相似。但在我們之間，有一個清楚的區別，你是百分之百的歐洲人，我只是百分之十，我仍然有一只腳留在共產黨制度裡。”“我們波蘭人有一個固定的看法，有些東西長期在我們的潛意識中，我們記得希特勒和歷史，1936年，本來可以對德國進行軍事干預，但歐洲的領導人如達拉第、張伯倫等人，選擇了‘和平政策’。”

在米奇尼克的言論中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即他的前異議人士身份；東歐人曾經被世界拋棄了幾十年，現在他們支持美伊戰爭，是為了其他生活在極權制度下的人們不再被拋棄。

*試圖給美伊戰爭一個定義

兩位立場相反的歐洲精英，由於都具有求真的品質，他們在討論中表達了各自不同的意見，也取得了相當的共識。

邦迪說：“我不否認伊拉克政權是一個專制政權，但是，讓美國這樣一個超級霸權為所欲為，對這個全球化了的世界更危險。”他譴責布什政府為石油而打仗，挖苦美國是“民主的布爾什維克。”。同時，邦迪也批評法德等反戰陣營的重大弱點：首先是反戰派沒有提出比戰爭更好的方式，其次是出現了挑戰，反戰陣營的同伴，例如俄國普京和中國，都有占領車臣和西藏的問題。

盡管支持美國對伊作戰，但米奇尼克並沒有要做布什政府辯護士的意思，他說：“我不是特別贊賞布什和他的領導層的方式。他們妄自尊大，有強烈的統治欲。”但是，“今天世界最大的危險不是美國的霸權，而是恐怖的原教旨主義。布什政府處在這樣的一個狀態，他們不是我所喜歡的，我對他們的保守主義的、傲慢的言辭不抱好感。但是，他們在這場打擊恐怖主義的戰爭中，屬于正確的一方。”

米奇尼克說，他不想看到薩達姆政權發展到像北韓金正日一樣強大，到那個地步，軍事干預就不可能了。現在除了美國，沒有其他任何力量能夠保證我們這個世界的安全。因此，米奇尼克總結這場戰爭：“我願意這樣定義美伊戰爭：一個壞的國家領導層，帶著壞的、可議的計劃，執行了一個非常好的軍事干預行動。”

“為什麼我支持這場戰爭呢？－－－不，應該說是一場軍事干預。這是因為我知道，不存在戰勝薩達姆的其他辦法。在12年的時間裡，他一直在嘲弄世界輿論。”米奇尼克並指出，俄國對車臣的戰爭和中國對西藏的壓迫，也是不可接受的。但沒有跡象表明，普京和中國想要染指其他國家。因此，薩達姆等恐怖主義更危險。

他比喻說：“如果我知道有一個強盜住在我的城市裡，我很可能會遭到不幸。如果他明天就要殺死我，這時我想要首先殺死他，因為他是我面臨的威脅。從這個意義上說，薩達姆是我的鄰居，他明天就可能殺死我。－－－”

邦迪不能不贊同米奇尼克，說：“你是對的，打擊恐怖的原教旨主義是必要的，他們是一個巨大的威脅，但這個反恐怖，應該由國際社會來主導，應該考慮方式。”

米奇尼克進一步分析美國的干預政策說：“我認為，美國占領專制國家的結局是好的，但美國占領非專制國家的結局不好。例如在拉丁美洲，美國人總是違背人民的意願去干預。一九五九年，美國干預危地馬拉，而不是去等待他們干預的布達佩斯。一九六八年，他們干預智利，而不是去盼望他們的布拉格。”

盡管東歐人對不曾干預他們國家的美國人失望，但今天他們總算高興地看到：美國的干預導致薩達姆暴君的垮台。

*需要一個共同的聰明的策略

邦迪不愧是胸懷寬闊的政治家，面對米奇尼克強有力的論證，他愿意承認自己的反戰是失敗的，他說：“現在我們不要再討論過去了，你贏了，我輸了。美伊戰爭並沒有像一些人說的那樣成為悲劇，但也沒有另外一些人說的那樣美好。”

西歐反戰者開始學會從伊拉克受難者的角度看問題，他們更是把眼光投向全世界，投向其他仍然在極權制度下掙扎的人們。邦迪說：“在我眼中，這個地區的伊朗是一個問題，那裡的人民像你們波蘭人一樣抗爭，那裡的作家、學生被關在監獄里，他們示威遊行。為幫助伊朗人從恐怖主義和極權主義下解放出來，人們做了些什麼呢？什麼也沒有做。”

米奇尼克認為，問題擺在我們面前，歐洲必須制訂一個聰明的策略，去與美國合作，以保障伊拉克的和平、穩定和民主。對於伊朗，可以考慮這樣一個策略：去支持伊朗的民主力量。美國人和歐洲的一個共同錯誤，就是沒有這樣的策略。當然，在伊拉克，政府是高度集權和恐怖的，沒有民主反對派活動的餘地，所以才導致戰爭。

為什麼歐美需要一個共同的策略？米奇尼克說，他在監獄里曾寫過幾千頁文章，論述為什麼歐洲人必須支持波蘭的反對派，因為這個代價遠遠低於戰爭。現在專制者在伊朗、利比亞、古巴的所作所為，是損害我們的利益的。我們不應該僅僅闡述歐洲價值，也應該強調歐洲利益。

盡管希望美國政府把擊垮世界一切暴君作為他們的首要任務，但米奇尼克看到，做出一個軍事干預的決定是如何困難。例如，當波蘭領導人決定參與伊拉克戰爭時，波蘭的民意卻反對本國捲入這場戰爭，人們不希望波蘭士兵去為了他們尚不清楚的事情，去到一個遙遠的國家送死。因此，要美國去為其他國家爭取民主很不容易。

*歐洲將在分歧和危機中進步

與邦迪的豁達相似，擁戰的米奇尼克表達了他對反戰者的欣賞，他說：“我對那些反戰的人們充滿欽佩，因為戰爭始終伴隨人類集體意識軍事化的危險。唯一的保障是；人民的反對和實行民主。”

長期為歐洲統一奮鬥的邦迪，更注目歐洲的未來，他說：“我們在對2003年的美伊戰爭上有分歧，我們為歐洲的後院起火而苦惱。人們一再唱著同樣的調子，說伊拉克戰爭使得歐洲分裂，從而顯示出歐洲的巨大弱點。這樣看問題是太簡單了，歐洲從來就是在危機中進步的。”“問題是，我們明天的世界需要什麼？我們是否現在需要為民主、環境和正義而奮鬥？”

作為西歐綠黨的領袖，邦迪提出環境問題的重要，他擔心我們的地球卻由於氣候變化而毀壞。以致人們雖然贏得了戰爭，卻不知道該怎樣繼續生活下去。他不願看到在戰勝恐怖主義之後，人們生活在沙漠裡。

東歐人米奇尼克卻強調東歐的當務之急：“這老的麥芒仍然刺進我的鞋子裡。你是德國人，你坐在斯特拉斯堡的議會裡，你是被法國人推選出來的模範的歐洲人。我是拉丁人，我來到歐洲，就像拉斯蒂涅（巴爾扎克筆下的外省人）來到巴黎。當然，如果將我與普通的波蘭人比較，我就是百分之一百五十的歐洲人了。

“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努力從共產党制度裡拔出來，使波蘭廢除檢查制度，自由選舉，成為歐盟和北約的一員。” “這個烏托邦仍然沒有成為現實。在歐盟，你們討論火車上應該制造什麼樣的座席與廁所，而我們的目標是很簡單的：能搭上這班火車。”

無論有多少分歧，來自鐵幕兩邊的歐洲精英，都希望看到一個開放、寬容和睿智的歐洲，希望改革聯合國和北約等國際組織，去切實地維護和平，支持那些專制國家里的民主力量，使世界不至於如新保守主義所言，發生冷戰後的第四次世界大戰。

歐洲還是歐洲，還是那個偉大的、多元寬容的歐洲，它并不像意大利女記者法拉奇尖銳批評的“歐洲已經不再是歐洲。”美國人拉姆斯菲爾德曾把德法稱為“老歐洲”，把東歐國家稱為“新歐洲”，只是激憤之詞而已，他認識不到歐洲人自我反思和統合包容的能力。在經歷了這場分裂之後，一個帶有自己文化特征的歐洲會重新統合，在世界上承擔起爭取和平和民主的重任。

──轉自《新世紀 www.nc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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