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則徐：歷史事件、歷史人物和歷史價值

【大紀元10月14日訊】讀《托洛斯基回憶錄》，做了些筆記。掩卷後有一種莫名的惆悵。冷靜了思考，自覺情緒的根由，是書裏涉及上世紀早期蘇俄風雲人物甚多，而今日讀他們，興趣卻索然，做筆記的勁頭只是提不起來。那些人創造了歷史，改變了世界，但不過八、九十年，歷史又改變了一切，時間之帚至少已經把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從大衆的視線裏掃去，人們的印象裏僅僅殘留了一個模糊的“十月革命”概念，——一個生動的、充滿了血與火的故事，演變爲了中學歷史試卷裏一個抽象的名詞解釋。

人類的一切當時事件，從其內容講，都是活生生、豐富多彩的；從其意義講，都是重要的，依其當時影響力而對人們的生活和命運發生多層次的、程度不同的干擾、干涉和納入。但是，一切事件因其在時間之流中發生，便都是歷史的事件，都是由此及彼、由當下而未來的過程中的一瞬。作爲歷史的事件，不可避免地具有指向未來的性質。因此，“歷史的”事件就有了兩個方面的意義：

一方面，事件的製造者、領導者，有時也包括那些積極的和狂熱的參與者們，總是會誇張地宣稱事件對於未來的重要性，認爲歷史就此已經改變，或者堅信歷史因此而得以延續。這一點在現代社會躁動的情緒下，尤其形成了肯定式的、不厭其煩的和缺乏教養的、近乎狂野的自慰浪叫。當1949年後中國革命者們嘮叨自己的勝利前無古人時，其歷史的意義其實並不能跟結束了兩千多年皇權統治的“失敗的”辛亥革命相比。當中國幾十年來的一次次會議喋喋不休地號稱是偉大的、勝利的大會，是里程碑時，其實多是非常失敗的破壞性的會議，鮮有可以讓後人甚至當時民衆自覺注目的。當無數幫閒們在馬克思主義後面加列寧主義加什麽思想再加什麽思想再再加什麽理論再再加什麽思想、什麽思想以至呈現無窮尾碼、累加趨勢，以突出當下的偉大時，無非留給後人一個拗口的記錄中文語言極度退化了的笑柄而已。

另一方面，不管當下是否發生事件，或發生什麽事件，歷史之滔滔依然自我流動，活著的大衆要自顧吃飯、睡覺、繁殖，一切的事件都如水面的碎瓦，即使可以飛跳數次，濺起三、五朵浪花，終究是要沈入水底，而所濺起的浪花則連痕迹也無法找到，當目睹者遺忘，或不遺忘而死去化作了腐土，就記憶也了無蹤影；至於後人，他們還是要顧自己的生活，受了教育有點知識卻又庸俗的，議論先朝偉人的事迹實在跟議論昨夜紅燈區來了個新人沒有區別；即使對於自認爲並不庸俗的歷史學教授，其實也只是吃飯的佐料；只有在極少數真正的思想者那裏，才可能被當作認真思考的一番材料。歷史，絕不會因爲當下是否發生事件或發生了怎樣的事件而結束。

歷史，更是人民的歷史，是人的歷史，不只是偉人、領袖的歷史，不是只由事件堆積的歷史。今人可以指名道姓說出發明者的任何一件發明，其實都不比說不出發明者的火的發明、建築的發明、服飾的發明、動植物家種的發明更偉大；古希臘、春秋戰國以來的任何一個偉大的思想家，其實都不比遠古時期的任一個巫婆、神漢更偉大；有國家以來的任何一個有名的領袖、英雄，其實都不比原始人群爲驚嚇狼群呲牙吼叫的任一個成年男女更偉大。當一些人熱衷於締造這個國家、那個國家時，即使在當下的意義上，也並不見得比山村裏的農夫，夜後吹滅了燈爬到床上跟老婆生孩子更重要；從將來人類、種族、民族延續的意義上說，後者比之前者也許具有更偉大的意義，當人類出現滅頂之災，城市將成爲灰燼，又一條諾亞方舟只會從山村裏開始航行。

《托洛斯基回憶錄》並不是托洛斯基的正式回憶錄，原版由費爾什京斯基根據美國哈佛大學檔案資料選編，由美國恰利澤出版社1984年出版。我所讀的中國版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1年2月內部發行版。全書按人物編例，涉及史達林、布哈林、盧那察爾斯基、季諾維也夫與加米涅夫、高爾基、馬雅可夫斯基、傑米揚-別德內、克拉辛、沃羅夫斯基、越飛、謝烈布羅夫斯基、葉奴基澤、勃柳姆金，十三章十四人。這些人都是十月革命時期的政壇風雲人物或社會著名人物，多數在蘇維埃政權擔任過部長以上職務。我僅僅做了史達林、布哈林、高爾基、馬雅可夫斯基、越飛五個人的筆記，筆記多數也不是出於興趣，而僅僅是出於某些勉強的專業研究動機。

托洛斯基關於史達林的性格描寫和分析，對研究這位既與希特勒比肩，又與羅斯福、邱吉爾端坐一起，曾經被中國奉爲偉大導師、今天仍然勉強維護其形象的人物，有著很重要的價值。在托洛斯基的分析裏，史達林是個粗魯但卻可以把粗魯變成讓頭腦簡單的人，産生其“心裏有什麽，就說什麽”的真誠印象的人。他有鋼鐵般的意志，但性格陰鬱，遇有不能忍受的不一致意見，喜歡躲到一邊默默抽煙鬥或者乾脆一走了之，躲到斯莫爾尼宮或克里姆林宮的不知道哪個角落裏。史達林從國家政治保衛局審訊室專門連接了傳聲器到自己辦公室，會從極端殘酷的審訊裏興奮得“搓著雙手，不時露出無聲的微笑”。有一點他與他的中國繼承人毛澤東有著驚人的一致性，毛澤東喜歡搞“陽謀”，與人鬥其樂無窮，史達林則喜歡搞陰謀，說自己“一生最大的快事就是準確地找定自己的敵人，周密地做好一切準備，狠狠地加以報復”。史達林有著極強的功名心，但卻資質不足，其智力水平“只及列寧的百分之十到二十”，“由於綜合能力和創造性的想象力偏弱的緣故，他的實踐洞察力和耍手腕的本領特別發達”。他在骨子裏對希特勒有著一種崇拜，1934年6月希特勒進行了殘酷的黨內清洗，史達林聽說後，自言自語地說著：“這才叫領袖呢！”蘇聯的血腥大清洗運動和侵略波蘭等的行爲，“都是史達林從留著卓別林式的小鬍子的德國天才那裏學到的”。

也許由於過去蘇聯影片對布哈林近乎小丑般的描述，我對布哈林向無好感。即使以後知道了他的一點正面事迹，但系於他忘記了自己也曾經提倡過“不斷革命”，投靠史達林後，爲了與托洛斯基進行鬥爭，積極批判“不斷革命”，而他自己最終的命運比托洛斯基更慘，史達林至多只能暗殺托洛斯基，但卻不僅可以輕鬆槍斃“間諜”布哈林，而且可以迫使他承認暗殺列寧、基洛夫、明仁斯基、高爾基。布哈林不僅與史達林一起共同清除了托洛斯基，而且也與史達林一起製造了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新反對派冤案，以及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聯盟冤案，是跟史達林一樣的屠殺老布爾什維克的主要劊子手。對這種沒有自己靈魂的人，我終於沒有好感。出於同樣的原因，我對中國的劉少奇，至今無論如何形成不出好感的滋生點。之所以做了關於布哈林的筆記，僅僅是因爲知道他的一本叫《共産主義ABC》的書，這本拙劣的列寧主義的關於馬克思主義的佈道小冊子，曾經是早期中囯共產黨人的主要馬克思主義思想來源之一，所有留俄和留歐的中共先驅，都把這本書與《共產黨宣言》和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梅林的《唯物史觀》一起，作爲了最基本的馬克思主義教科書，因此，這位自己沒有靈魂的布哈林同志作爲拙劣的蘇維埃早期官方“大理論家”和“大經濟學家”，竟然成了構成中共靈魂的因素之一，與中國革命發生了重要的精神關係。也因此，隨著布哈林的平反，他在中國官方理論界裏的地位也重新獲得了肯定和提升。

高爾基一直是我尊敬和喜愛的人物。他是世界文學史重要的作家中，真正從貧民窟中誕生，卻有著不少於富人出身的作家們優雅氣質的一人。他身處於二十世紀早期動蕩的世界的動蕩的焦點之一的俄羅斯，劇烈變化的環境幾乎使他無所適從，他既不是政治家也缺乏敏銳的政治頭腦，更沒有從政治動蕩中獲得利益的機會主義動機和能力，他既遇到了一個好的、把他看做超越革命利益的文化財富予以保護的革命者列寧，也遇到了一個蹩腳的、把他看作必須從屬於專制利益的文化名人予以利用的“革命者”史達林，這一切幾乎使他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無所適從。從革命精神的角度說，比之史達林更接近接受了列寧遺産的托洛斯基對高爾基的評價，從嚴肅的革命者的角度說是中肯的，他說：“對高爾基來說，要在自我與文化之間建立一種應有的距離，從而爲自己贏得批判評價的必要的自由，卻既缺乏真正的思想訓練，也沒有歷史的直覺能力。在他對文化的態度中總是保留著不少的盲目崇拜和偶像崇拜。”但是，思想訓練良好的革命者托洛斯基自己並不懂得：革命不是一切，高爾基對文化的“不少的盲目崇拜和偶像崇拜”，恰是比革命更重要和更持久的人文精神，高爾基“這個不尋常的自學成才者的身上，最深刻的東西是對

文化的崇敬”，或者是對革命者來說的“盲目”，正是高爾基超越於革命的偉大之處。雖然托洛斯基是中肯的，但他比之列寧僅僅只能算是個二流的革命者，無法理解清楚列寧在革命處於旋渦態時，想方設法勸高爾基離開祖國的深刻動機。事實也是如此，當今世界，知道高爾基名字的，既比托洛斯基也比史達林甚至比列寧多，一百年以後，這一點將更難以成比例（任何一個中學生，不得不初步瞭解俄羅斯文學，因而必須知道高爾基，但並不必須要瞭解十月革命；或者，十月革命將不得不通過高爾基讓人們獲得知曉）。

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裏，作爲蘇聯革命詩人的馬雅可夫斯基對中國詩歌的影響，可說是非常巨大的。中學時代以至大學我學寫詩，曾經也跟著風氣嘗試過來源於馬雅可夫斯基的階梯詩形式，但終於是不喜歡。那時不喜歡的原因，可說是件跟馬雅可夫斯基並無關係的事情：一次讀了一個當時所謂“著名”詩人的一首“站在陽臺放歌”的詩，雖然評價很高，我卻覺得是極端庸俗，是典型的無病呻吟。我的惡感，就在“陽臺”上，上海過去的陽臺只是小市民喘口氣、逼仄的地方，哼個小調也許可以，“放歌”未免造作。由“陽臺”忽然想到馬雅可夫斯基的“樓梯”，細一思想，頓時領悟馬雅可夫斯基的“樓梯”其實是把樓梯當作了高穀上的山道，雖然“未來”，終究還是自以爲是的喊叫，頂多算二流的詩品，列入一流未免吹捧。托洛斯基評價得好：“在馬雅可夫斯基的創作中，高峰往往與低谷交替出現，天才的張揚又往往是與陳舊的詩行、甚至是大喊大叫的粗野聯繫在一起的。”

“同志們！

工人

和廣州部隊

佔領了

上海！”

仿佛是

手掌心裏

揉洋鐵皮，

歡呼的聲浪

不斷高漲。

五分鐘，

十分鐘，

十五分鐘，

雅羅斯拉夫在鼓掌。

聽起來好象

風暴

鋪天蓋地而飛，

去答復

一切

張伯倫的照會，

飛到中國去，

叫那些主力艦

掉轉

鋼鐵的豬鼻子，

從上海

倒退。

——這就是天才的、至今在中國仍然擁有不少崇拜者的馬雅可夫斯基同志的“最好的詩”。

在回憶錄主要涉及的十四人中，越飛是對中國革命有著最直接作用和重大轉折性影響的人。這位1921年7月26日被任命的蘇俄駐華特命全權代表，在與北京政府無法達成合作之後，轉而把注意力放到了南方弱勢的孫中山身上，一方面，他通過自己的助手馬林以共產國際的名義，近乎命令式地要求意見不一致的陳獨秀領導的中共，與國民黨合作並加入國民黨；另一方面，他與孫中山進行了直接溝通，反復洽談，尋求一致，最終形成了改變中國的《孫越宣言》。可以認爲，沒有越飛，就沒有國民黨改造，就沒有國共合作，就沒有黃埔軍校，就沒有北伐戰爭，而這些，既造就了國民黨，也造就了共產黨，無論國民黨還是共產黨，都是就此獲得轉折性發展的——國民黨因此而走向党國，共產黨因此而得到第一個黃金壯大時期。而這一切的誘因，都跟越飛在北京政府那裏的外交挫折有關。從蘇俄的角度，越飛轉而抛棄北京政府，通過促動中國革命推翻北京政府，用極小的幫助中國革命的經濟代價一勞永逸地解決遠東安全，實在是不可估量的巨大功勳。1840年後，各個外國列強都試圖操縱中國，但只有越飛近乎完美地做到了這點。當然，孫中山畢竟是中國後無來者的偉大的民主主義革命者，自有其後人無法企及的戰略眼光，一方面，他堅決拒絕了越飛在中國搞共産主義運動的要求，迫使越飛認同“共產黨主義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並把這列爲《孫越宣言》的第一條，爲自己的“聯共、聯俄”政策設定了絕對底線；另一方面，孫中山雖然僅僅還是在野黨領袖且無足夠的革命實力，卻使越飛確認了“俄國政府準備且願意根據俄國抛棄帝政時代對華一切條約及強奪權利之基礎，另行開始中俄交涉”，並對中東路、外蒙等問題作了無論後來握有政權的蔣介石還是毛澤東，與之比較都只配國際問題矮子稱號的原則協定。越飛是個富有戰略眼光的革命家，是個出色的外交家，同時，也是一個以死反抗史達林獨裁的真誠的勇士，雖然他用手槍對著自己額頭自殺的直接原因是痛苦的疾病，但在他自殺前給托洛斯基的信裏，反復批評了托洛斯基缺乏“列寧式的不屈不饒的精神、毫不讓步的精神”，並強調了自己的自殺是“一個戰士的反抗，這個戰士已經處於這樣一種狀況，他不能用任何其他辦法、其他手段來對這種恥辱做出反應”。他所說的“這種恥辱”，就是史達林包括布哈林們的陰謀和獨裁給理想主義的、真誠的老布爾什維克們帶來的恥辱。個人功利主義盛行的中共，高位者中誕生不出半個越飛這樣的“戰士”——彭德懷在本質上仍然屬於犯“錯誤”的忠誠分子，林彪只是個心比天高、試圖通過背叛總司令也是自己真正的軍事導師朱德以獲取名望和地位、最後關頭恐懼得不知所措的卑鄙的陰謀者。

寫下了以上這些，我發現我的歷史價值觀第一不以是非成敗論英雄。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總有著特定的是非標準，今人不能以今人的特定是非作爲絕對尺度去簡單衡量歷史人物和事件。至於成敗則是依據不同的角度和時間的延伸而模糊不清，在史達林和托洛斯基的衝突中，更有修養和智慧的托洛斯基也由於自己比較的懦弱和缺乏行動決斷力，不能抓住列寧最後與史達林發生尖銳衝突這一機遇，成爲了當時的失敗者，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托洛斯基又似乎具有了勝利者的態勢，但是，再進一步，無論極端的獨裁者史達林還是狂熱的革命者托洛斯基，都不過是失敗者，他們共同的布爾什維克革命越來越只是件曇花一現的故事。

第二，對一切歷史人物在一個高度上的評定，恰恰需要一些普通人同時也是普世的品格或道義標準予以低尺度衡量。也就是說，高標準的衡量恰是只能以低尺度進行的，所要達到的目的和擔負的責任，只能是從錯綜的歷史事件中建立和維護人類最基本的道義和價值。對政治人物，我特別注重其真誠程度。真誠與誠實不同，一切政治人物都不可能誠實，所謂誠實僅僅是他們籠絡人心、壯大自己力量的手段或方式，或是個人時或靈光一現的性格，實在是不切實際的和過高的標準，但是，他們應該真誠，應該對自己所主張的主義或事業真實地熱愛。任何一個人一當成爲了政治人物，他就不再首先屬於他個人，而是首先屬於支援他或反對他或一切與他發生直接、間接關係的人們，因此，他必須是個真誠的人。托洛斯基對待世界革命是真誠的，史達林不過是個利用共產國際服務蘇聯利益和他個人獨裁的虛僞的人。系於真誠的標準，我對自己弄不清楚什麽是社會主義卻強迫十幾億人民堅持所謂社會主義道路的鄧小平，也是沒有大的好感，或者說，我對當今中國普遍虛僞的、機會主義的官僚們絕無對初期共產黨人的一些好感。沒有國家權力欲的理想主義的陳獨秀並不知道，當國共合作後，那些昨天還僅僅是潦倒學生或漂流者的二十歲出頭的年青黨員，一夜間成了國民政府和政權的部長、委員、主任、代表、書記、專員之類，他所創建的共產黨組織就必然因此發生根本變化，享受了官僚主義刺激的這些年青成員們成了政治暴發戶，腦子裏只有了打倒、打倒、再打倒直至壟斷整個國家權利的狂躁，真誠的他注定了將是首先被打倒的絆腳石。但是，陳獨秀對於中國的價值是無論如何打倒不了，將來更會體現出來。時間會眷顧一切真誠者。

第三，從政治史的角度，歷史的現實主義是一個方面，歷史的虛無主義也同樣是研史者所不可缺少的。歷史現實主義是“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歷史虛無主義是“浪淘盡，多少風流人物”。沒有歷史現實主義，就不能客觀、公正地評價歷史。沒有歷史虛無主義，就不能達到穿透歷史的境界。一切政治人物，包括那些理想主義的政治人物，他們之所以是政治人物，其基本特徵之一歸根結底是現實主義。研史者限於現實主義，宥于自己的書生意氣和經驗局限，無論對於當時的現實還是對於當下的現實，認識都不必定超越政治人物，因此，就可能成爲過去和當下的政治人物的應聲蟲。但是在歷史虛無主義面前，一切政治人物都不過是研史者的過眼煙雲，研史者冷冷地看著他們幻燈似地過場，這時，就是站在一切政治人物之上的無冕之王，他們的一切陰謀、算計、竊喜、隱痛，都將洞然。漢武帝是司馬遷的皇帝，但司馬遷更是漢武帝的上帝。

第四，不論無名無姓的大衆，僅就有名有姓的人物言，對於歷史的價值，政治人物的價值最可以輕視，物質創造者的價值低於精神創造者。國家並不直接産生於私有制，更不是産生於人們的契約，而是産生於人口規模達到一定時的部落、部族戰爭。當人口規模達到一定，部落或部族之間因爲聚居而形成了地理相鄰關係時，就出現了掠奪這一財富突然增長方式。通過掠奪，一個部落或部族有可能使自己的土地、人口和其他財富達到突然增長，而這種可能性構成了巨大的誘惑，以至對戰爭方式幾近達到毀滅性了的當代國家仍然是個極大的利益刺激。經濟學家們至今沒有認識到，雖然掠奪並不導致人類財富增長，反而導致人類財富的暴力破壞，但卻是人類一部分人的財富可能突然增長的最古老方式和途徑。這一點，與私有制沒有必然的關係，即使公有制的部落，也一樣會産生強烈的戰爭衝動，這正是古代文明社會經常受到邊緣地區原始的、公有制的氏族、部落或部族武力侵伐或騷擾的根源。由於戰爭，部落或部族就需要建立適合於戰爭的組織、制度，因此，一切早期國家的行政領袖，無一例外地同時也是軍事領袖。私有制的萌芽可以上溯到家庭所有制，遠早於國家的産生，它的成熟形式是一種財富私人佔有和分配制度，在其形成早期的漫長年月裏，是與公有制並行不悖的，它意味著社會一定程度的分化，但並不一定意味著階級已經形成，更不意味著需要用國家機器進行保護，氏族和部落的自然習慣法足夠維護人們的財産關係。但是，戰爭所帶來的財富突然增長實際也是財富的集中，而戰爭越來越需要突出英雄以及作爲決策者的長老乃至神教人員的地位，從而導致氏族和部落內的財富集中，並形成關涉氏族和部落生死存亡的絕對剛性制度和道德標準（正因爲關涉生死存亡以及分羹利益，所以氏族和部落的普通成員不僅支援制度建立和接受國家道德，而且也樂於參加戰爭）。因此，不是私有製造就國家，而是國家的形成造就了私有制規模化的和高速的發展。這是已有的各種相關學說所沒有認識清楚的。由此可以見出，國家政治雖然是社會發展到一定後的必要，但對整個人類而言，不僅從一開始就不能帶來財富的總體增長，而且更是與人類的不平等和對財富的暴力破壞緊密聯繫著的。一切不受限制和放任的政治運動，不管它是什麽主義，只要是非整個人類的，總是存在著對不平等和暴力的內在渴望並隨時走向它們，即使平等主義、和平主義的極端運動也是如此。從這個角度說，已有的一切政治人物皆鄙。一切財富，都具有滿足當下需求與長遠需求兩個方面的意義。在滿足需求的財富中，物質財富有著更爲現實的意義。但是，一切物質財富除了被當時消耗，更受著時間的無情風化，即使古代時期殘留下的可憐的一點物質，也已經成爲了被後人視爲物化的精神受用品。而物質的生産增長及其進步，既根源於大自然的恩賜，更根源於人們的知識、技能和精神進步。因此，人類精神的積累較之物質的積累，更具有根本的長遠性和現實性。對研史者來說，精神創造者就比物質創造者有了更重要的意義。拿破侖超越于所有軍事領袖的卓越之處，在於他深知自己將因自己主持的法典，而爲自己奠定真正的歷史價值。雖然列寧對馬克思主義的繼承和發揮是粗鄙的，但十個史達林、布哈林、托洛斯基加起來，也還是不如他。把列寧與高爾基放在一起，列寧就是一瞬，高爾基則是永生。把毛澤東與孫中山放在一起，孫中山僅僅憑著他的天才的充滿想象力的建國方略，毛澤東就只能算是個歷史侏儒；把孫中山與康有爲、蔡元培、陳獨秀、胡適、魯迅等人放在一起，雖然孫中山是個政治巨人，但精神上終將黯然失色。

2004/10/10

──轉自《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