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惠林 ：有感於楊小凱教授的辭世

【大紀元7月21日訊】聽聞華裔全球知名經濟學家楊小凱教授的離開人世，誠如曲祉寧在電子郵件中所說的：「小凱說大家都是好人，最終大家都會在更美好的天國見面。而他現在也終於可以脫離癌症的煎熬，愉快地在天國遨遊。因此，希望大家能祝福他，而不是為他感到悲傷。」

是的，對於小凱的辭世，我是為他脫離人世的苦海而祝福，不過，另一方面也為活著的世人，特別是中國的十三億生靈感到遺憾。

我們知道，中國經濟在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放權讓利、向自由經濟傾斜之後，在物質生活上已有很大的進步，但也同時顯現出極大的瓶頸，近年來，關於「後發優勢」和「後發劣勢」的論辯就是對主要癥結的討論，簡單的說，也就是自由民主體制的能否盡早建立和落實課題。

在這方面，楊小凱有著深入的觀察，特別是他出生在中國，對「中國向何處去」這個深切大課題早就關心，並逐漸累積豐碩成果。

由於楊小凱不是以「私利」作為出發點，在經過十年牢獄的體驗，並且浸淫西方學理和分析工具，以及由歷史經驗尋求妥適解決之道。我們可以說，經過數十年的鑽研及觀察比較之後，楊小凱已經到了爐火純青的收割時刻，正待揚帆展現他對未來中國體制轉變的能耐。

我之所以說楊小凱已到具影響力的時候，可由他「被公認是華人諾貝爾經濟學獎最有希望的人選」見端倪。獲得諾貝爾獎桂冠，不但是學術圈裡最高榮譽，是學術地位的肯定，而且在俗世裡也最被尊崇，得獎後的一言一行都具高度影響力。最重要的是，各國政要都會將諾貝爾獎得主奉為上賓，並會將他們的建議當作一回事，甚至邀他們參與國家政策的擬訂。

一九七六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利曼（M.Friedman）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頂著諾獎的光環遊走各國，特別對極權國家政府的實施自由經濟政策有所影響，智利皮諾契特軍政府的實施經改就是一顯例。

以楊小凱現有的學術成就，早已獲得一九七二年諾獎得主艾羅（K.J.Arrow）、一九八六年得主布坎南（J.M. Buchanan）教授的極力讚揚，被推薦並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應是早晚的事。一旦獲獎聲名大噪之後，發言份量頓時加了好幾倍，北京政權也應會向其請益，楊小凱的建言也就會產生莫大影響力，對於中國的免於走入「後發劣勢」泥沼，以及早日邁入自由民主、真正脫離共產體制，都會有意想不到的催化力。

我之所以對楊小凱會有這樣的信心及期望，最主要的因素是他對一九七四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海耶克（F.A. Hayek）學理的高度肯定和推崇。高舉自由火炬的海耶克，一生對抗並拆穿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假面具，他的《到奴役之路》這本書被認為是自由世界免於共產主義荼毒的大功臣。得到海耶克思想精髓的楊小凱，當會把握機會推展海耶克理念，而中國走向真正自由民主大道也應指日可待。

奈何楊小凱英年早逝，我的這個期待也落空了，這難道不是中國人民的不幸，也是人類的一大憾事嗎？──轉自台灣大紀元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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